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本书首先是一本介绍海军史的书，它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海上战争和战役、艰苦的护航、两栖登陆和海上打击的故事，以及战前和战后各国海军力量的对比。但是，它不仅研究了这十年（1936—1946）的海洋事务，而且还探讨了近代大国兴衰这一更宏大的故事。当然，本书讲述的是海军的故事，但除此之外，它还分析了历史上最大的霸权战争时期国际体系的力量转移。这是一项对历史变化原因的研究，使用了短短十年的压缩时间框架，但这一短暂的时期非常特殊，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各国海军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更具体地说，作者的深层意图是通过这部作品来提供一种新颖的尝试，从美国在战争结束时迅速获得制海权这一角度出发，来追踪和衡量美利坚合众国到1945年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动态发展过程。因此，书中详细描述的护航运输队和战列舰的斗争，不过是一场更大的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的表面事件，在这些海军战役的背后，世界主要国家的国际排名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也许当时只有少数有洞察力的观察者看到了这一点，但正在发生的是世界秩序翻天覆地的转变。本书从头到尾都在讲述战舰和海军的故事，但它也与大国历史上的非凡转变有关。
几年前，我真的没想过我会再写一部关于二战的作品，尤其是关于海军的。我当时正在为我上一本书《大国的兴衰》（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的25周年纪念版撰写新的序言和结论，同时也在为研究吉卜林的帝国思想收集资料。这些已经够我忙的了。但计划赶不上变化，首先是各种手术，让我无法离开家太远，也就无法去我一直想要去的英国图书馆从事写作。正是在那没有旅行的几个月里，我主动提出为我的朋友伊恩·马歇尔（Ian Marshall）计划出版的新画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舰》写作前言，后来又答应为其写作与图画配套的文字。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可以既不看吉卜林，也不去思考自《大国的兴衰》第一版问世以来各大国发生了什么。简要叙述1939年至1945年海洋上的大事件还是很容易的。此外，能够和一位著名的海洋艺术家合作也是很有趣的。伊恩刚刚被选为美国海洋艺术家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Marine Artists）的会长。在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我开始了写作。这家出版社尊重将伊恩的画作整合到这本书的具体章节和叙述中的需要。
又过了一年左右，当我回到耶鲁教书时，又有变化发生了。首先是2016年圣诞节前夕伊恩在家中猝然辞世。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那些拥有他精美作品的人都知道，其中包括《装甲舰》（ Armored Ships ）、《水上飞机》（ Flying Boats ）、《巡洋舰和海上破交战》（ Cruisers and La Guerre de Course ）和《东方之行》（ Passage East ）等。 [1] 几乎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没有停下画笔。在去世之前，他还从他的画室寄给我最新的海军画像，以及对所有已经完成的作品的详细描述，这些描述建立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之上。似乎只有完成并出版我们的合作项目才是正确的——事实上，我义不容辞。我非常怀念他那文雅有礼的举止、令人敬佩的专业精神，以及他在海事历史和军舰设计领域的非凡学识。每幅画都不仅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而且低调地展示了伊恩令人印象深刻的地形学和历史学知识。
与原计划相比，另一个主要的变化是思想上的，在我思考和初步撰写本书中间几章的时候，这个变化慢慢发生了。从早期轴心国海军对英美海军的接连打击（挪威战役、法国沦陷、克里特岛战役、珍珠港事件、马尼拉战役以及新加坡战役）到这场巨大冲突中命运发生的惊人转变，随着故事逐渐在眼前展开，我越发想去探究这种转变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在我考虑应该把伊恩的画作插入什么位置的时候，这些画作本身就已经在告诉我一些东西了。一幅画描绘的是1940年灾难性的敦刻尔克战役之后，英国士兵从一艘破旧的驱逐舰上下来的场面（绘画17）。另一幅描绘的是1941年底“威尔士亲王号”（Prince of Wales）战列舰和“反击号”（Repulse）战列舰在新加坡港被日本海军空中力量摧毁的几天前的情景（绘画26）。然而，关于战争末段的画作却呈现出一些截然不同的东西，比如美国舰队航母在乌利西环礁（Ulithi Atoll）的锚地排成一排，展现出无限的海军力量（绘画41）。在仅仅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世界的面貌就发生了变化。
一些事情的发生导致了海上力量平衡的巨大变化，仅仅说美国海军此时正在向太平洋派遣越来越多的新航母因此实力能够不断扩大是不够的。大约在这场海上大战的中期，更确切地说是1943年的关键时期，全球力量平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反映在海军力量平衡的改变上，也受到了这种改变的推动。显然，这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发生这种史诗般的、相互作用的转变。一个又一个世纪以来，大国之间的巨大冲突确实改变了国家的相对地位，就像它们改变了这些国家本身一样。著名的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描述近代早期欧洲的崛起时，不是提出了“战争造就了国家，国家造就了战争”这样一个说法吗？ [2] 而我们也可以说：海军事件导致了盟军的胜利和国际力量分布的变化。然而，正是这种内在的、不断展开的力量分配决定了海军事件的结果。
在努力撰写一本既属于叙事史，又研究了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深刻结构变化的著作时，另一项关于近代早期欧洲的研究对我产生了影响，这就是著名的法国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作品《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 [3] 这也是一个史诗般的斗争时代，出现了勒班陀战役、西班牙无敌舰队和尼德兰革命——他将其称为“事件史”（history of events，或events-history，法文原文为l'histoire evenementielle）。但在海上和陆上的冲突之下，是更深层次的历史结构，包括不可改变的地理、气候、距离和面积，以及经济实力、生产力、技术的稳步发展与不可逆转的转变。布罗代尔提醒读者，到16世纪地中海世界即将落幕时，生产的中心和大事件的发生地都在向西北欧和大西洋转移。可以说，以类似的方式，在20世纪期间，主要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开始向美洲和亚洲的新兴大国转移，而这场全球性变化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是美国。
在这里我无意将本书与布罗代尔毕生的杰作相提并论，事实上，本书描写海军行动和战役的篇幅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多得多。本书主要叙述和说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的6年间各国舰队的情况及其在全球水域内发生的海上冲突。与布罗代尔这部著作进行比较，只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思考本书的最初形态和目的，而在这方面，这种比较可以发挥恰当的作用。本书的分析有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并不是分开的，而是内在相关的：如果不了解海洋方面的情况，就无法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霸权争夺是如何决出胜负的；如果不认识到这个时代发生的深层巨变，就不能理解盟军海军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本书的基本叙事还是比较容易总结的。正如第二章所述，在1939年之前，世界上有六个主要的或者说相当强大的海军强国，分别是英国、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皇家海军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虽然仅仅领先于美国海军一点点。日本、意大利和德国这三个轴心国正在为未来对海军现状的挑战做准备。1939年9月爆发的欧洲战争显然是一场有限的战争（第四章），因为英国和法国海军对德国海军有着巨大的优势。但是，随着希特勒征服挪威和西北欧其他地区、法国沦陷以及意大利参战，海上均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漫长而充满戏剧性的一年半时间里（第五章），英国皇家海军在海上奋力抵挡意大利和德国的联合进攻。随着日本袭击了美国和英国在太平洋的基地，真正的世界大战爆发了，海上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更为剧烈的变化。
在接下来两年多的时间里，在地球上所有主要的海洋中，在水面，在空中，在水下，争夺制海权的斗争都激烈地进行着。在本书重要的第六章和第七章中，我将力图向读者再现那些史诗般的竞争。这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战，1942年被称为整个海军历史上“战斗最多的一年”。虽然在地中海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盟军的海军总体形势并不乐观。1943年初，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打得只剩屈指可数的航母，德国潜艇准备对关键的大西洋运输航线发起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进攻。盟军如果想要获胜，就必须做出改变。
1943年，改变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容易总结，但最终盟军胜利的关键，本质上是将越来越多的美国和大英帝国的战斗人员和弹药跨越两大洋投送，使联合起来（连同苏联）的军队可以粉碎轴心国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这涉及两个因素，即海权和生产力革命。在1943年5月和6月争夺北大西洋控制权的斗争（第七章）中，防御方取得了戏剧性的胜利，德国潜艇损失惨重。北非得到巩固，马耳他之围被解除，意大利战败。太平洋战场的进展比较缓慢，但在吉尔伯特群岛、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北部的胜利巩固了美军一往无前的势头。然而，1943年所发生的传奇故事并非仅仅意味着又一场艰苦的护航战、地中海和太平洋的两栖登陆，以及在挪威近海击沉一艘德国战列巡洋舰。正如在关键的第八章所表明的那样，在这一年里，美国在许多方面都以潜在的形式存在的强大生产实力，终于在世界大战的所有战场上得到了充分施展。从6月开始，新的强大航母开始在太平洋上川流不息，一改昔日航母捉襟见肘的景象。在大西洋上空，成千上万架美国飞机飞向英格兰南部为它们新设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基地，而补给舰和运兵船的护航舰队也已经安全就位。美国各大造船厂接连不断地生产了大量登陆艇和“自由轮”。如果没有美国的强大生产力带来的B-24超远程海上巡逻机、护航航母、大规模生产的微型雷达装置、自导鱼雷以及根据《租借法案》为加拿大和英国生产护航舰艇所提供的物资，就连1943年英国皇家海军在艰苦战斗中击败德国潜艇也是无法想象的。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大批军火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前线，促成了盟军在莱特湾战役和诺曼底战役中的胜利（第九章）。所有这些军事装备和生产力的背后，是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强大的财政和税收实力。由于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使所有竞争对手相形见绌，盟军的海军优势得到了保证。这不仅仅是军舰越来越多的故事，也是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的故事。海上战争的结果已经确定，美国成为不容置疑的获胜者。
1945年之后，和区区10年前相比，海军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日本、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海军要么被彻底摧毁，要么被大规模削弱。只有两个国家拥有庞大的舰队，而其中的英国皇家海军发现自己迅速被美国庞大的海军力量超过。许多学者认为，这种情况与1815年拿破仑战争后的情况非常类似。当时，英国舰队已经成为世界第一，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而这一次，美国的领先优势比当时的英国要大得多。在这种新的叙事中，政治学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过去五个世纪里发生的六场（或更多）“霸权战争”中最新的一场， [4] 只不过这一次，新霸主的首都不在欧洲，而在3000英里 [5] 之外的美洲。新世界不仅如丘吉尔所希望的那样拯救了旧大陆，它实际上已经取而代之。
在给本书布局谋篇时，我试图去调和长度（故事的展开）和深度（事件的解释和分析）两者之间的自然张力。本书的结构可以概述如下。前三章是预备性的章节。第二章对“1939年以前的军舰和海军”的详细描述是专门为普通读者而写的，同时也是为后面的叙事做铺垫。第三章论述了地理与经济的要素，介绍了关于海权的一些经典理论。第四章到第六章讲述了二战中的海战，一直到接近战争的转折点；这就是这本书的“事件史”。虽然这种战争叙事一直延续到冗长的第七章（关于1943年），但这一章与第八章中至关重要的深层结构分析之间存在联系。然后，本书回到了1944年和1945年的海上战争，详细介绍了英美海上力量的优势。最后的第十一章对全书的内容进行了总结与反思。
从方法上讲，这是一种对相互作用的基础研究，即海权如何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影响了海权。这显然不是我第一次努力回答海军军事行动与更大的历史力量之间的关系这个非常大的问题。几十年前，在《英国海上霸权的兴衰》（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 1976年）一书中，我试图按照时间顺序来分析英国海权与其在世界上相对经济实力之间的关系。在另一部早期作品《英德对抗的兴起，1860—1914》（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1980年）中，我在研究一战前外交史上最大的问题之一时，首次尝试将叙事和深层结构分析相互穿插。 [6] 虽然在那本书中我没有涉及海军，但我在磨炼自己理解和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的能力。在关于错综复杂的大国历史、全球趋势和联合国历史的研究之后， [7] 绕了一个大圈子，我再次回到了对历史中因果联系的分析——在《二战解密》（ Engineers of Victory ，2013年）一书中，我探讨了二战的一些关键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那本书的副标题很清楚地表明了它的重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扭转局势的问题解决者。 [8] 该书也是对不同层次因果关系的探索，展示了盟军的规划者、科学家和工程师如何通过开发新的武器和作战方法，克服了在海上、空中和陆地上取得胜利的战术障碍和作战障碍。该书也特别关注1943年这一关键年份，因为正是在这一年，海军护航部队终于拥有了雷达，超远程飞机补上了大西洋中部的空防缺口，舰队航母涌入珍珠港，护航航母进入利物浦，终于有了大量登陆艇可用。当然，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海权的胜利》有它自己的目的，那就是要讲述1939—1945年海上交锋的故事，但它也对一个“如何”的问题感兴趣，那就是从1943年开始，大量的“解放者”远程海上巡逻机、护航航母、登陆艇、舰队航母及其战斗机、雷达装置和自导鱼雷加入了盟军的海军和空军，这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呢？答案再次将我们带回二战中期美国工业和技术能力的大幅提升。到了1943年底，英国和美国海军以前的诸多弱点都已经不复存在。例如，英国皇家海军“石竹号”（Pink，绘画8）这样的轻型护卫舰（corvette）应对U艇的能力有限；战列舰很容易遭受轴心国的空中攻击和潜艇攻击；海军将领威廉·哈尔西（William Halsey）的舰队只有美国的“萨拉托加号”（Saratoga）航母和英国的“胜利号”（Victorious）航母（绘画39）时，进攻力量有限；前往马耳他的商船队经常遭受重大损失。正如第九章和第十章所讲的那样，对于盟军来说，在那之后的问题不是能否赢得海上胜利，而是何时会赢得海上胜利。
对时间的关注也解释了这项研究的起点和终点，大约是1936年到1946年，跨度十年。1936年，传统的海军力量正常运作，以战列舰为中心的传统舰队似乎没有受到挑战。在外交事务方面，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地中海的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危机、日本在东亚的不断扩张、国际联盟的实际崩溃、华盛顿和伦敦海军限制条约期满后所有大国对舰队的重新打造，所有这些都为这个故事提供了精彩的开头。在15年的和平与裁军之后，海权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战列舰仍然被认为是海军实力和影响力的最佳指示器。伊恩·马歇尔为阿比西尼亚危机后期停泊在历史悠久的马耳他大港的英国主力舰“胡德号”（Hood）和“巴勒姆号”（Barham）绘制的图像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绘画1）。
仅仅十年之后，海军和海军事务的总体战略格局发生了至少四个显著的变化。首先，20世纪30年代的多极海上力量平衡已经不复存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整个舰队，以及几乎所有早期的法国舰船都被消灭了；其次，战列舰和重型巡洋舰等大型水面舰艇的时代结束了，其中的大多数都被拖进了报废场；再次，原子弹的出现挑战了包括海军、陆军和正规空军在内的所有传统武装力量的效用和地位；最后，出现了一个新的世界海洋秩序，由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和军事大国美国主导。无论战后时代可能带来什么新的挑战，有一个大国都拥有应对这些挑战的资源，并热衷于证明这一点。在我们的叙述结束时，在1945年的整个8月和9月，就有这样一种象征性的展示：每天傍晚，太阳在富士山后面落下，余晖照耀着停泊于东京湾的庞大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绘画49）。这场海战已经结束，一个新的世界已经到来。
[1] I. Marshall, Armored Ships: The Ships, Their Settings, and the Ascendancy That They Sustained for 80 Years （Charlottesville, VA: Howell Press, 1990）; I. Marshall, Flying Boats: The J-class Yachts of Aviation （Cheltenham, UK: History Press Limited, 2002）; Marshall, Cruisers and La Guerre de Course （Mystic, CT: Mystic Seaport Museum, 2008）; and J. Maxtone-Graham, Passage East, illus. I. Marshall（Cheltenham, UK: History Press, 1998）.
[2] C.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42.
[3] F.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2 vols.（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
[4] 在这方面，G. Modelski,“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 Stat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Politics and Society 20（1978）是一篇经典文章；关于海上力量，见G. Modelski and W. R. Thompson, Sea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494–1993 （Basingstoke, UK: Macmillan, 1988），各处。
[5] 1英里约合1.6千米。——编者注
[6] P. 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0）, vi.
[7] P.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reparing fo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The Parliament of Ma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Penguin Random House, 2006）.
[8] P. Kennedy, Engineers of Victory: The Problem Solvers Who Turned the Tid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3），各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