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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全球海上战略格局是一个短暂多极的状态。如本书指出的那样，“在1939年之前，世界上有六个主要的或者说相当强大的海军强国，分别是英国、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皇家海军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 [1] 而随着大战的爆发，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的开启，全球海上格局迅速发生重大变化，到1945年，美国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海上霸权，日本、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海军已经被彻底摧毁或大规模削弱，英国皇家海军的实力已难望美国海军项背。这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在本书问世之前的既往研究主要集中于两大路径：一是国家实力和生产力决定论，认为，因为美国超强的国力和生产力，盟军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二是放大偶然因素及关键战役的影响，如希特勒如果向U艇部队给予更多的资源，南云在偷袭珍珠港时若再增加一轮对美军航母的攻击，山本五十六在中途岛战役前假如不向阿留申群岛方向分兵，或南云在指挥时倘若不那么犹豫不决，战争的进程甚至是结果就会有大的变数。这些研究要么过于宏大叙事，要么过于微观，使得研究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大打折扣。
而本书的分析层次，是两大路径相结合的，即叙述分析关键战役的进程，搞清楚具体的情况，同时又结合海战分析战争背后的时代变革。这是典型的保罗·肯尼迪写史或阐释大战略的方式，在其近40年前的《大国的兴衰》中已体现得淋漓尽致。本书依然维系着夹叙夹议、抽象与具体结合的行文风格。在篇章结构方面，与同类著作相比，本书也是独树一帜。
全书共五个部分十一章。第一部分重点介绍了1939年以前的海权以及地理、经济和思想等影响因素，作者强调和感叹风暴到来及体系变革前的平静和人们对此的后知后觉。第二部分介绍1939—1942年的大海战以及各大战场陷入胶着的态势。第三部分集中阐述1943年对于两大阵营海上力量此消彼长的转折意义及发生转折的原因。第四部分介绍1944—1945年大海战中盟军对轴心国的各种碾轧式战斗和胜利。在第五部分中，作者纵论了六大国海军在战争中的得失及经验教训。其中，对日本海军的论述非常精彩且发人深思。作者感叹，“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几乎一败涂地的表现十分离奇……在前五个月里，日本海军的表现几乎是完美的”，这在今天“仍然是一个谜”。 [2] 作者认为除了技术方面的原因，如缺乏雷达、通信密码被破获、整体实力远落后于美国等之外，日本海军优秀将领的缺失和管理的落后也是重要原因。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更需要警惕“技术决定论”，不能忽视人才队伍、管理和海军传统等人为因素的作用。
全书事实上紧紧围绕两大关键问题展开。盟国的海军和海权是如何胜利的，如何影响战争进程的？海权的胜利指的是盟国特别是美国海权的胜利。作者认为，除了战争指挥等不确定性因素，随着战争的展开，科技与实力对比的影响开始显现，盟军拿出了敌人无法比拟的新武器、火力平台和探测设备，同时美国为盟军提供了巨大的战争工厂。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是如何影响海权和海上格局的？大战显然加速了美国以外力量的衰落，并激发了美国强大的生产能力。本书在该问题上的贡献在于，作者用翔实的数据和细腻的叙事，告诉大家这个过程是如何进行的。
这是一本海军史的书，也是一本分析海上战略的著作，作者使用了短短十年的压缩时间框架，讲述了战前和战后各国海军力量的对比以及战争过程，试图通过这部作品来提供一种新颖的尝试，从美国在战争结束时迅速获得制海权这一角度出发，来追踪和衡量美国到战后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动态发展过程。在汗牛充栋的解释20世纪美国海上崛起的著作中，本书堪称上乘，它兼顾了宏观、中观和微观视角，透析海权发展与战争进程间的相互关系，治史与战略研究相结合，或叙或议信手拈来，语言严谨生动，译文准确，值得一读。本书受众应相当广泛，它不仅能为历史、军事和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学者乃至社会大众就二战前、中、后的海军和海权提供更全面系统准确的分析和新颖的解释视角，还能为政治家、战略家和军事家等的现实工作提供借鉴启示。
本书阐述的历史已经过去了80余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科技与国际规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深深地影响着海军、海权及海上格局。与1939年前类似，我们正不自觉地进入一个新的海上时代。当然，历史不是简单地重复，经验教训需要汲取，读者在跟随作者进入这段历史时也要避免陷入历史而刻舟求剑。虽然海权的核心要义得到了延续，但与历史相比，今天的海权有了诸多的不同。
首先，海权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自主平台和智能武器的发展，海权逐渐从20世纪以前一维（水面）的权力，发展到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二维和三维（水面、水下及空中）的权力，再到今天五维（水面、空中、太空、水下及电磁）的权力。随着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的发展，外交、国际法和海洋规则在海权中的地位显著上升。控制海洋一方面是对某海域现场现地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海洋规则，特别是海洋军事安全规则的话语权或影响。
其次，获取和维系海权的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核武器及核威慑的存在、经济的相互依存和全球社会力量的发展，使得战争的效率和适用性大幅下降，一个渐进的和平转变过程而非战争，或许可以作为当代世界政治的特征。 [3] 未来，大国间的海上战略竞争、长期的战略相持和战略消耗将代替决战决胜成为海上权力转移的主要形式。大国会在大规模战争的门槛之下，不断试探或测试彼此的底线，这又使得局势变得动荡不定。
其三，海上格局也发生了范式变革。由于军事技术和国际规范等方面的变化，海上格局将迎来一次重要的变革。总体和平的态势限制了各主要海洋强国的战略选择，海上博弈很难短期内分胜负；而反介入与区域拒止平台和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新的科技革命带来的分布式力量的发展，则限制了大国海上力量的投送及行动自由。在这种背景下，海上单极格局已再难延续，长期的多极格局将成为现实。与历史上长期的“单极主导”相比，多极将是未来海上格局的常态，而和平变革将代替大规模战争成为格局及体系转换的主要形式。形势的发展使得掌握绝对制海权变得越来越困难，海洋强国在实践中将逐渐接受相对制海权的理念。多极制衡的海上战略格局给当前所有国家的海权追求都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它使得次等海权或次等海军存在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都大幅增强，同时也框定了所有大国海权的权力边界和限度。 [4]
最后，想再次提醒读者的是，美国海权不可能复制。因为，海权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来未有固定的范式，因为军事技术、时代条件和国际政治环境总是在不断发生大的变化。任何海权的追求都是针对某个时代、特定技术条件和自身禀赋做出的选择，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两个雷同的海权。
无论历史写得多么好，读史都要“能进能出”。
胡波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主任、
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1] 《海权的胜利》，第xi页。
[2] 《海权的胜利》，第447页。
[3]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6—225页。
[4] 胡波：《从霸权更替到“多极制衡”——16世纪以来的海上格局演变》，载《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