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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到台大就爱上了椰林大道，这是我人生开始的地方。
台大的校园大方幽雅，让人很容易就沉浸在学术的氛围里。一进校门，那笔直的椰林大道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条通往未来的人生之路，它的大气充盈着希望。台大的前身是台北帝大，日本九个帝国大学之一，曾拥有台湾百分之一的土地。早期日据时代的建筑壮丽典雅，有着西式风格。每个角落都有独特的地方。台大校园也称杜鹃花城，每年春天杜鹃盛开的季节，校园内五颜六色，美不胜收。
当时，北大前校长傅斯年任台大校长，他把北大自由的学术校风和传统带到台大，基本上可说台大带有深深的北大烙印。这个自由的校风深深远远地影响了每一个台大人，造就出各行各业、各个学科领域、不同政治立场的领袖人物。最有名的典例便是当年台湾当局欲以戒严法治国民党党外（即民进党的前身）人士之罪。当时从被告、辩护律师、检察官到法官，大部分都是台大人，还有些是前后期的学长学弟，基本上一家人扮演各个不同的角色。
对于一个未曾到过台北，来自台湾中部的孩子，台北是一个巨兽。第一次搭公交车至南京东路下车，那整排高耸的高楼大厦让我震撼，好似来到另一个世界。于是大部分的时间都远离那不属于我的地方，而蛰居在校园及其附近。
大一新生被称为新鲜人，那是天之骄子，刚从十几年的升学压力中解放出来。一开始新生训练时便有各式各样的社团在招呼拉拢新人。我在四年里参加了好多社团，包括鱻鱻（鲜鲜）社，就是钓鱼社，经常到海边或山间溪流钓鱼；另有爱乐社、吉他社、国乐社、社交舞社等，也去学过现代舞和土风舞。现在最后悔的是当年没参加合唱团。那时民歌正当红，很多人以为那是1980年代初期的音乐风潮。与其说它是风潮，不如说那是一个觉醒运动。台湾光复之后除了极少数的乡土民谣，大多数的流行音乐尽是模仿日本东洋风，年轻人多听美国流行音乐，没有自己本土文创出来唱自己的歌，写自己的感情，以自己的语言来叙述这片土地的故事。我们是跟时代说不，要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的年青一代。那时人手一把吉他，尽情写作弹唱，唱出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年代，也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这就是为什么民歌也被称为校园歌谣。现在我每当听到民歌，那从前的感动便油然而生，经常会不知不觉地眼睛泛泪，让我想起年轻的时候，我有幸也是这一代的人。民歌可谓现代华人音乐的先驱。我那时可以用吉他弹唱几乎所有民歌，也可弹唱1970年代美国盛行的民谣老式情歌，也和朋友组双吉他学高难度曲目。
台大是个综合性大学，有各种学科，自然就有形形色色的人，有着不同的背景风格和人生观。它的多样性让我明白了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也去文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听选修课，比如文学史、日语、宪法、经济学等。大学四年多元多样的基础教育，深深地启发我未来为人处世的态度，也为我扎下人生哲学的深根。那是一个立大志的地方。
造船工程概论是必修课，然而我大失所望。老师基本上在教船舶各个部位的英文名称，考试就考这些。渐渐没人去上课，老师说要点名，但还是很少人去。一学期下来全班有一大半考试不及格，当然我也有份。这不是我期望的海洋工程，于是决定转去他系。因此大一我很少参加活动，着力提高成绩，准备转系的考试。时至今日，回首当时，那个决定影响了我的一生。
大二转入电机系并不觉得陌生，那里有五位二十三班的老同学和二十多位台中一中的同学，很快就进入角色。但年轻的自负和考前才读书的毛病依旧未改。大一时因为老师的教学太过古板无趣而经常翘课，有一次上物理课，老师尽在打屁，内容贫乏，便在他回头时从窗户爬出逃课，还是未失那桀骜不驯的脾气。大二读概率论时仍然用考前一晚才准备的思维轻以待之。那真失策！概率论的概念和其他数学知识截然不同，须花时间来反复消化，一个晚上是无法融会贯通的。我的轻视导致差一点挂掉了这门课。从此决定改头换面，重新做人，把以前游戏人生的恶习完全改掉，毕竟真才实学是苦读出来的。而且大二之后都是本科专业，将会是一辈子吃饭的本事。时至今日证明概率论是我一辈子最受用的基础数学工具之一。有人说人生就是机缘，不懂得你机缘的概率，如何成功？
说归说，我最喜欢的科目是大家都惧怕的电磁学，因为它包含物理学和数学，这两项考试我都是全班最高分。可是一些不太起劲的科目我就比较马虎，所以成绩还是让人不太满意。其他时间我会参加社团活动、运动，广泛涉猎书籍或参与各种文艺活动。我的大学生活是充实的。除了电磁波、光电，我渐渐在修习研究所的课程时开始喜欢上通信和信息信号处理。李老师是当时唯一一个旅美之后回台任教的年轻老师，他带回来的新思维深深改变了我们对电机领域的看法。他的通信课吸引了上百名学生，启发了我们对这个新领域的兴趣，后来这也成了我一辈子的专业。
后来我们这批1983级的同学有八九成赴美留学，大半读到了博士学位。当1990年代初台湾大量引进师资投入高校发展时，我们这届学生正好博士毕业。据说我们这一届有五十几位同学在台湾各大学任教，独占鳌头，成为台大电机系的传奇。
在我1979年高中毕业联考后，父亲决定赴日行医，而母亲则带着弟弟和两个妹妹去美定居。那个年代医事人员是受到管制的，因为戒严，他们属于关键人员不能随便出入台湾。父亲在台湾光复之时已上学至台中一中，所以他的日文底子比中文好，加上日本医师津贴比台湾高，且可随意来美，所以父亲决定去日本发展，我们家就此分居三地。
我独自留在台湾就像是个留学生一样。平日还好，到了寒暑假或过年时候，同学都回家了，就会觉得落寞。我得想办法打发时间，不然就得独自在空荡荡的校园度过了。我大都报名社团活动，跟大伙儿上山下海到各个地方参加团体活动，于是我很早便开始了独立生活。记忆最深的是大三的寒假，我参加了南横公路健行一周活动，其中包括了农历新年。我亲睹了台湾高山的壮阔，了解到大陆过来的老兵，胼手胝足、寸步寸土地开山辟壤，不惜牺牲生命建造了这第二条横贯台湾高山的公路，那鬼斧神工以及磅礴气势令人赞叹。它崎岖蜿蜒在峻岭深谷之中，其中一处隧道口，据说开掘时坍塌导致几十个荣民丧生。所以沿途充满了鬼故事，半夜不敢上厕所。还有一回跟学长们一起去北势溪溯溪，走了一周，从台北山上走到宜兰可以远眺龟山岛的地方。这边的山势优美起伏，虽有纵谷，但没有崇山峻岭。后来也参加电影研习营，学习如何拍摄电影和编导、剪辑，我学着让自己的生活充实又多彩多姿。
平常课余时，大伙儿都会兼做家庭教师，到人家家里为其子女补课。这个津贴倒还可以，天下父母都愿为其子女付出一切。零零散散地教了四年，什么人家都看过。有成为好朋友的，也有去应征时被呛你这电机专业是学什么的，我不要工科的，我要的是学数学的，没二话就请我出门了。
有一年暑假母亲从美国回来看我。她听说有一个先生用紫微斗数算命非常准，想去看看。我就陪她去了。先生从香港来，很难排到位，都得事先预约。在知道了母亲的生辰八字后，他便开始讲述母亲的过去与未来。因为的确很准，母亲兴致一来，顺便问先生可否再算一人。当他拿到生辰八字画出他的紫微斗卦时，他猛然抬头问此人是谁。母亲指了指我说就是我儿子。那时我刚参加完大学生军训，理了一个平头，晒得黝黑。先生一反先前直接算命，而是强调他的紫微斗数有多准，多少达官贵人和将军都来找他，还举了几个例子来证明他所言不虚。他边说我的运命还边帮我做笔记，不似母亲得听他说而自己做。讲完我的一生，他说你命中文武全才且双禄重逢。我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他说禄就是功名可用匾额挂在庙堂之上的，那已是大贵，双禄就是可挂上两个匾额。我再问他那我该学习什么，他说什么都可以，律师更好。我没跟他说我读电机理工科系。走时还跟我说以后可以随时回来找他，他不会跟我收费。那时心里的确有一股莫名的激动，我只是一个理平头的大二学生，不到二十岁，竟受如此礼遇。先生甚信他的紫微斗数，我也半信半疑，至今还保留了他的卦，但又能做什么呢？我没再回去找过他，这也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算命。
中南部来的同学乡土情比北部同学更淳厚，大都玩在一起。有中友会、南友会、雄友会。这些会里有学长组，几个学姐带几个刚上台大的学弟学妹。这种来自家乡亲朋式的组织，融合了各地来的乡亲，大的带小的，就像一家人。经常有庆生会和各种联谊交流活动。有的学长组很快就散了。我的学长组里都是好朋友，所以四年都很融洽，一直都有活动联络。
话说台中一中二十三班有二十多位上台大，我们也经常一起厮混。水蛙家买了一个公寓就在学校边上，我们就经常在他的住处闲聊，听音乐，打麻将。兴致来时大伙儿便骑摩托到阳明山上土鸡城吃三杯鸡、洗温泉，一起长大的伙伴是最真诚的。
大学的回忆是浪漫自在、憧憬未来，没有人阻止你去梦想和编织未来。毕业时每个人都要交一张穿学士服的毕业照和写下一段留言，用于制作毕业纪念册。我在毕业留言中写道：尽结天下贤士豪侠，常做江上烟客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