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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爱的时候，我们对痛苦的抵御力是最弱的；当我们失去爱之对象或对象之爱时，我们的无助和痛苦是最深的。
在我撰写的《一种幻觉的未来》一文中，较少涉及宗教感受的最深层来源，而更多地探讨普通人对于宗教的理解，探讨宗教的教义和福音体系。这一体系一方面以令人向往的完整性向人解释这个世界的谜团，另一方面保证，一个更高的力量细心地照看着他的人生，倘若他失败了，在未来的彼岸存在中也将得到弥补。普通人无法以任何其他方式想象这种更高的力量，只能想象一位崇高的天父。只有这样的天父才能了解人类孩子的需要，才能被孩子的恳求软化，被他悔改的迹象抚慰。这一切显然是幼稚的，与现实相去甚远。一想到绝大多数凡人永远都不会超越这种人生观，对人类怀有热爱的思想家就会感到痛苦。更可耻的是，在今天的生活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肯定已经意识到这种宗教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但他们仍然试图在可怜的退却之战中寸土必争地为其辩护。人们乐于混在信徒的队伍中，用“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这样的训诫来斥责某些哲学家，这些哲学家认为可以用一个非人格的、朦胧的抽象原则来取代宗教之上帝，从而拯救上帝之式微。如果说过去的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也是这样做的，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绝不能依赖他们。众所周知，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如果过去某些伟人曾如此行事，我们也不应受到吸引而去效仿他们。我们知道他们必须这样做的原因。
我们回到普通人和他的宗教上来——这是唯一能被称为宗教的宗教。首先，我们想到的是一位伟大诗人和智者关于宗教与艺术、科学关系的著名论述：
拥有科学和艺术的人
也就拥有了宗教；
没有这两者的人，
那就让他拥有宗教吧！
一方面，上述名言将宗教与人类的两项最高成就进行对比；另一方面，它又断言，对于人生价值而言，这两项成就与宗教可以相互代表或替代。如果我们想否定普通人的宗教信仰，诗人的权威显然没有站在我们这边。我们尝试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赏析他的名言。强加的生活太艰难了，它带给我们太多的痛苦、失望和无法解决的任务。为了承受它，我们不能没有缓解痛苦的对策。冯塔纳（Theodor Fontane）告诉我们，没有辅助结构是不行的。这样的舒缓方式或许有三种：大幅度地转移注意力，使我们注意不到痛苦；替代性的满足可以减少痛苦；迷醉物让我们对痛苦变得不敏感。这样的一些方式是不可或缺的。
伏尔泰在《老实人》（
Candide
）的结尾建议人们在花园里劳作，目的就是转移注意力；科学活动也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方式。艺术等事物提供与现实相反的幻想，作为替代性满足，它们在心理上行之有效是因为想象在精神生活中能够发挥作用。迷醉物影响我们的身体，改变其化学性质。要指出宗教在这个系列方法中的地位并不容易。我们必须从更久以前的事情讲起。
人类生活的目的这个问题已经被问了无数次，但始终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也许这样的答案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有些提问者还说：如果事实证明生命没有目的，那么生命就失去了一切价值。但这种威胁没有改变任何事情。相反，人们似乎有权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它的前提也许是人类的傲慢，这种傲慢还有许多其他表达方式。如果一种动物不是以为人类服务来定义，这种动物的生命似乎就没有目的。但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人类对许多动物一无所知——除了对它们进行描述、分类和研究——而无数种动物也逃脱了人类的使用目的，在人类见到它们之前，它们就已经生存过并且灭绝了。再一次，只有宗教才能回答生命目的的问题。人们得出下面的判断几乎不可能是错误的：生命目的的观念与宗教体系息息相关。
因此，我们转向更容易回答的问题，即人们自己的行为揭示了怎样的生活目的和意图，他们对生活的要求是什么，他们希望在生活中实现什么。答案不言而喻：他们努力追求幸福，他们希望感到幸福并保持幸福状态。这种追求有两个方面，分别是积极和消极的目标。一方面，他们希望避免痛苦和不愉快；另一方面，他们希望加强快乐的体验。从狭义上讲，“幸福”只与后者有关。沿着这种目标的二分法，人类活动会相应地朝着两个方向发展，这取决于目标主要或者完全是哪一个。
正如人们所注意到的，快乐原则的方案直接决定生活目的。这个原则从一开始就主导着心理器官的运作。它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它的意图却与整个世界（宏观的和微观的）格格不入。它是完全没法实行的，宇宙的一切都与它相矛盾。可以说，“创世”计划中并不包含人类应该获得“幸福”的意图。严格意义上的所谓“幸福”，来自受到强烈压抑的需求突然得到满足，就其本质而言，它只可能是一种偶发现象。当快乐原则渴求的境况得以延续时，最终产生的只是一种冷淡的舒适感。我们的天性被设定成只能在对比中获得强烈的享受，对于某种单纯状态的享受，我们的感觉是非常微弱的。
因此，我们获得幸福的可能性已经被我们的本性所限制。对不幸的体验难度要小得多。痛苦的威胁来自三个方面：它来自我们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注定要衰亡和解体，甚至无法避开作为警告信号出现的疼痛和恐惧；来自外部世界，它可能以压倒性的、无情的、破坏性的力量摧毁我们；最后还有来自我们与他人关系的痛苦，这一种来源的痛苦或许比其他任何类型都更强烈。我们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额外附加的，尽管它与其他来源的痛苦一样，都具有命运般的不可避免性。
在这些可能产生的痛苦压力下，难怪人们会降低对幸福的要求，就像快乐原则本身在外部世界的影响下，已经转变成了一种更节制的现实原则。人们躲过了不幸，熬过了痛苦，就会认为自己是幸运的。避免痛苦的任务通常把获得快乐的任务推到次要地位。思考显示，人们可以尝试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有这些方法都已经被各个人生智慧学派推荐，并为人们所遵循。无限制地满足所有需求是最诱人的生活方式，但这意味着将快乐置于谨慎之前，并且在短暂实行之后就会受到惩罚。其他以避免痛苦为主要目的的方法，则因关注的痛苦来源不同而有所区别。其中有极端的，也有温和的；有片面的，也有同时考虑几个方面的方法的。为抵御人际关系中可能产生的痛苦，最容易采取的防卫措施就是故意与世隔绝，远离他人。人们知道，在这条道路上能获得的幸福就是平静。如果一个人独自解决这个问题，要抵御令人恐惧的外部世界，就只能采取某种远离的方式。当然，还有另一种更好的方法，那就是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员，在科学的指导下，借助技术的帮助，对自然发起进攻，让自然服从人类的意志。这样，人们就能与所有人一起，为所有人的幸福而努力。然而，最有趣的消除痛苦的方法是那些试图对自身机体施加影响的方法。毕竟，所有的痛苦都只是感觉，它的存在只是因为我们感觉到了它，而我们感觉到它只是我们身体特定功能的结果。
那种化学的、让人中毒的影响方式是粗暴又有效的。我不相信有人充分了解它的运作原理，但事实是，某些外来物质在血液和组织中的存在会给我们带来直接的快感，同时也会改变感官的条件，使我们无法感受令人不快的刺激。这两种效果不仅同时发生，而且似乎密切相关。但是，我们体内的某些化学物质一定也能产生类似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至少在一种病理状态，即躁狂症中，那种迷醉状态是在没有施加麻醉剂的情况下产生的。此外，我们正常的精神生活中也会出现波动，有时候很容易感到快乐，有时候则比较困难。与之相应地，对不快的敏感性也会减弱或增强。非常遗憾的是，关于心理过程的中毒情况至今仍未展开科学研究。在追求幸福和远离苦难的斗争中，麻醉剂的作用备受赞赏，被看作有益的东西，以至于个人和大众都在力比多经济学（Libidoökonomie）中赋予麻醉剂稳固的地位。人们感谢它们，不仅因为它们能带来直接的快感，还因为它们能使人们在某种程度上不再受制于外部世界，这是人们渴望已久的。我们知道，在“烦恼粉碎机”的帮助下，我们可以随时摆脱现实的压力，在自己的世界里找到避难所，获得更好的感受。众所周知，正是麻醉剂的这一特性使其具有危险性和伤害性。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会造成大量能量的徒劳损耗，而这些能量本可以用来改善人类状况。
然而，精神器官的复杂结构还允许产生其他一系列影响。正如本能的满足是一种幸福一样，当外部世界让我们感到匮乏，拒绝满足我们的需求时，也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痛苦。因此，人们希望通过对这些本能采取行动来摆脱部分痛苦。这种抵御痛苦的方法不再着眼于感觉器官，而是试图掌控需求的内在根源。在极端的情况下，人们会扼杀本能，正如东方智慧和瑜伽实践中所教导的那样。倘若成功，人们当然也就放弃了所有其他活动（也就是放弃了人生），而只是获得了平静的幸福。
如果一个人只追求掌控本能，那么即便他追求的目标是有所降低的，他要走的道路也是同样的。这时，占主导地位的是服从于现实原则的高级心理机制。在这种机制中，寻求满足的意图并没有被放弃，只是本能受到了抑制，而在这一过程中，本能未被满足的痛苦要小于不受抑制但未满足的本能所带来的痛苦，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抵御痛苦。与此同时，享受的可能性减少了，这也是不可否认的。满足未被自我驯服的野性本能冲动所带来的幸福感要比满足被驯服的本能强烈得多。不正常冲动的不可抗拒性，以及禁忌事物的吸引力，在这里可以得到简洁的解释。
另一种抵御痛苦的方法是利用我们的心理系统所允许的力比多移置（Libidoverschiebung），通过这种移置，心理系统的功能获得极大的灵活性。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改变本能的目标，使其不再受到外界的否定挫折。对本能进行升华（Sublimierung der Triebe）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要最大限度地对本能进行升华，人们需要懂得从心理和智力工作中获得足够的快乐。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命运对人几乎是无可奈何的。这种满足感，如艺术家在创作、在赋予想象以形象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愉悦，以及研究者在解决问题和认识真理中的愉悦，都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未来我们肯定能够从元心理学的层面来描述这种性质。目前，我们只能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说，它们在我们看来“更精致、更高级”。但与粗糙的、初级的本能满足的强度相比，它们的强度是微弱的；它们不会震动我们的身体。而且这种方法的弱点在于它并不普遍适用，只有少数人可以使用它。它以特殊的性格和才能作为预设前提，而这些性格和才能在现实中并不常见。即使对这些少数人来说，它也不能完全抵御痛苦，它不能打造坚不可摧的盔甲抵挡命运之箭，而且当痛苦来自自己的身体时，这种方法也往往会失败。
如果说这种方法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即通过在内在心理过程中寻求满足来使自己独立于外部世界，那么在下一种方法中，同样的特征就更加突出了。在这里，与现实的联系变得更加松散，满足感来自幻觉，人们承认那只是幻觉，但又不会因为它们偏离现实就让自己的享受被打扰。这些幻觉来自想象领域，在现实感展开的同时，它又明确地摆脱了现实检验的要求，只为了满足难以实现的欲望。在这些通过想象实现的满足中，最重要的是对艺术作品的欣赏，通过艺术家这一中介，那些自己没有创作才能的人也能获得这种享受。
那些容易受到艺术影响的人，对他们来说艺术还不能作为快乐之源和生命之流。艺术给我们带来的轻微麻醉只能使我们从艰辛的生活中获得短暂的愉悦，还不足以让人忘记真正的痛苦。
另一种方法更强力，也更彻底，它把现实看作唯一的敌人，现实是一切痛苦的根源，与其共处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想获得任何意义上的幸福，就必须与现实断绝一切关系。隐士背弃了这个世界，他不想与它有任何瓜葛。但人们还可以更进一步，还可以试图改造这个世界，建立另一个新世界来代替它。在新世界里，最令人难以忍受的特征被消除，取而代之的是符合自己意愿的其他特征。那些带着绝望、愤怒走上这条幸福之路的人通常会一无所得，因为现实对他来说太强大了。他会变成一个疯子，没有人会帮助他实现妄想。然而，有人说，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都与妄想狂相似，因为我们希望通过许愿来纠正世界中让人不愉快的某个方面，并将这种妄想带入现实。尤为重要的是，许多人都试图通过妄想来重构现实，确保自身幸福，保护自己免受痛苦。人类的各种宗教也必须被归类于这种大众妄想。当然，持有这种妄想的人永远不会承认这点。
我并不认为目前已经将所有人类努力获得幸福、远离痛苦的方法列举殆尽；我也知道，上述材料还可以用其他方式进行论证。我之所以没有提到其中的一种方法，并不是因为我忘记了，而是因为我们会在别的地方对其进行阐述。我们怎么可能忘记那种生活艺术的技巧呢？它能够把各种不同的特点奇特地组合在一起，这让它脱颖而出。当然，它也努力使人摆脱命运的束缚——这是最好的说法——出于这种意图，它将满足感转移到内在的心理过程中，利用前面提到的力比多的移置性，但它不是让人远离外部世界，相反，它紧紧抓住自己的对象，并从与它们的感觉联系中获得快乐。在这样做时，它也不满足于那种带有疲倦顺从性质的目标，即避免痛苦；相反，它毫不在意地忽视它，怀着最初的热情争取积极的幸福满足。或许，它真的比其他任何方法都更接近这一目标。当然，我指的是那种以爱为中心，期望从爱与被爱中获得满足的生活方向。我们每个人都熟悉这种心理态度；爱的表现形式之一——性爱，给予我们最强烈的快感体验，从而为我们追求幸福提供了范本。我们坚持以最初邂逅幸福的方式追求幸福，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呢？这种生活技巧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否则就不会有人放弃这条通往幸福的道路而去选择另一条。当我们爱的时候，我们对痛苦的抵御力是最弱的；当我们失去爱之对象或对象之爱时，我们的无助和痛苦是最深的。但是，这一弱点不能终结这种以爱的幸福价值为基础的生活技巧。关于这种技巧，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说。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个有趣的例子，那就是人生的幸福主要在于享受美，无论它将什么呈现在我们的感官和判断力面前，是人的形体和姿态之美，还是自然物和风景之美、艺术之美，甚至科学创造之美。这种对人生目标的审美态度，虽然不能抵御苦难的威胁，但能带来许多弥补。美的享受具有一种特殊的、令人微醉的特性。美的用途并不明显，在文明上的必要性也无法理解，但文明中肯定有美。美学研究美的感受前提；它一直无法为美的本质和起源提供任何解释；正如常见的那样，冠冕堂皇、内容空洞的大量辞藻泡沫掩盖着成果的匮乏。不幸的是，精神分析对美也知之甚少。确定无疑的似乎只有从性的感觉领域引申出的推论，这个领域大概能提供本能目标受到抑制的绝佳例子。“美”和“刺激”本来就是性对象的属性。值得注意的是，生殖器的视觉形象总是让人兴奋，但几乎从未被认为是“美”的；美的特性似乎总是附着在某些第二性征上。
尽管还不全面，但我已经敢于对我们的研究作出一些总结性评论了。快乐原则强加给我们的快乐计划是无法实现的，但我们绝不许——不，确切地说是不能够——放弃努力，使其以某种方式得以实现。我们可以采取极为不同的途径来实现它，要么把目标的积极方向（即获得快乐）放在首位，要么把消极方向（即避免不快乐）放在首位。这两种途径都无法实现我们的愿望。在狭义上，幸福被认为是可能的，幸福是一种个体的力比多经济学问题。这里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建议；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尝试获得幸福的特定方法。人们的选择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这取决于他期待从外部世界获得多少真正的满足，以及他能在多大程度上不受外界制约；最后，这还取决于他相信自己有多大的能力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外部世界。在这里，除了外部条件之外，个人的心理素质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爱欲占主导地位的人会优先考虑与他人的情感关系，更能自我满足的自恋者会在他的内在心理过程中寻求基本的满足，而行动派的人则不会放弃可以检验他实力的外部世界。对于这些类型中的中庸者来说，他的天赋和可能的本能升华程度将决定其兴趣所在之处。一旦选择的生活技巧是排他性的，而它又不适合个人，那么这种极端的选择就会使个人面临危险。就像谨慎的商人会避免把所有资本都投入一个地方一样，也许生活的智慧也会建议我们，不要期望从单一的追求中获得所有满足。成功从来都不是确定的；它取决于许多时刻的同时发生，其中最重要的也许莫过于心理机能适应环境的能力，并能够利用环境获得快乐。那些带着特别不利的本能机能的人，那些没有经历过力比多结构的重组和改组（对以后的成就至关重要）的人，会很难从外部环境中获得快乐，尤其是当他们面临更困难的任务时。最后还有一种生活技巧至少能让他们获得替代性满足，那就是逃进精神疾病中，他们在年轻时大多已经实现了这点。那些在晚年看到自己的幸福努力落空的人，有的在长期迷醉的快感中找到安慰，有的会不顾一切地通过精神疾病来进行绝望的反抗。
宗教干预了这种选择和适应的游戏，不加区分地把自身那套获取幸福和抵御痛苦的方法强加给每个人。它的技巧在于贬低生命的价值，妄想扭曲现实世界的形象，它以吓退智性为前提。以此为代价，宗教通过强行将人们固定在心理上的幼稚状态，并将其纳入大众幻想中，从而成功地使许多人免受个体神经官能症的折磨。正如我们所说，通往人类幸福的道路有很多，但没有一条是确定的。就连宗教也无法兑现自己的诺言。当信徒最终发现还是不得不谈论上帝“不可捉摸的旨意”时，他也就承认，留给他的最后一种安慰的可能性和痛苦中的快乐来源就是无条件的顺从。如果他早就为此做好了准备，大概也不用走那些弯路了。
▎严格意义上的所谓“幸福”，来自受到强烈压抑的需求突然得到满足，就其本质而言，它只可能是一种偶发现象。当快乐原则渴求的境况得以延续时，最终产生的只是一种冷淡的舒适感。我们的天性被设定成只能在对比中获得强烈的享受，对于某种单纯状态的享受，我们的感觉是非常微弱的。
为抵御人际关系中可能产生的痛苦，最容易采取的防卫措施就是故意与世隔绝，远离他人。人们知道，在这条道路上能获得的幸福就是平静。
正如本能的满足是一种幸福一样，当外部世界让我们感到匮乏，拒绝满足我们的需求时，也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痛苦。因此，人们希望通过对这些本能采取行动来摆脱部分痛苦。
许多人都试图通过妄想来重构现实，确保自身幸福，保护自己免受痛苦。人类的各种宗教也必须被归类于这种大众妄想。当然，持有这种妄想的人永远不会承认这点。
人生的幸福主要在于享受美，无论它将什么呈现在我们的感官和判断力面前，是人的形体和姿态之美，还是自然物和风景之美、艺术之美，甚至科学创造之美。这种对人生目标的审美态度，虽然不能抵御苦难的威胁，但能带来许多弥补。
就像谨慎的商人会避免把所有资本都投入一个地方一样，也许生活的智慧也会建议我们，不要期望从单一的追求中获得所有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