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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在决定我们的命运？
是什么正在决定我们的命运？
乌台诗案——苏东坡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也是我们本章开头说到的，让他差点想要跳湖自尽，差点就扛不住的一场人生灾难。
乌台就是御史台，之所以叫“乌台”，是因为御史台中有柏树，常有一群一群的乌鸦栖居其上。我们想象一下它们乌泱泱飞起来的画面，那感觉着实有点瘆人。
而之所以叫“乌台诗案”，就是因为这件事，是在御史台上班的监察御史何正臣等人发起的弹劾，他们说，苏东坡在给皇帝的《湖州谢上表》里有不当的言语，好像在讥讽朝政。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皇帝说：“真的吗？”
他们说：“真的，而且你看，他写的诗，这句这句，他写给别人的信，这句这句，通通都是在讽刺皇上您啊！”
皇帝说：“那就押解回京来审问吧。”
以前，我们大多会认为，乌台诗案是苏东坡被小人陷害，是他因言获罪，且是强扣在他身上莫须有的罪名，但如果我们把他的人生拆开来更细致地去看，就会发现：
命运其实没有偶然，我们走的每一步，早就已经写在了我们未曾觉察的潜意识里。
而换一种角度来看乌台诗案，对我来说意义最大的地方在于，通过他人的经历，去思考自己的人生。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苏东坡的开局特别好。
他先是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的答卷，打动了当时礼部省试的主考官欧阳修，甚至让他在给点检试卷官梅尧臣的信里，说出“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这样的话，并且认为，三十年后的文坛，没人会记得他，但是大家都会记得苏轼。
进士及第后，苏东坡又在欧阳修的引荐下结识了韩琦、富弼这些他小时候只能在书里看见的当朝大英雄、大圣贤，并且，他们都以国士的礼节待他。他当时的文章，一写出来就全城传诵。
四年后的制科考试，他更是以北宋开国百年第一的成绩名震京城，宋仁宗开心地对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我们设想一下，一个初出茅庐、二十几岁的青年，从眉山小城来到繁华的京城，都还没怎么见过世面，就用自己的才华征服了当朝最高统治者，结识了朝廷最核心的机要大员，他们都欣赏他、看好他。
任何一个人在这样一飞冲天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不内心骄傲、春风得意、自命不凡呢？
但当他因父丧回乡丁忧三年，再回到京城后，世界不一样了。
王安石变法已经开始付诸实践，虽然苏轼兄弟也主张改革，但他们并不同意变法中的一些激进措施。
如果我们去看那个时候苏东坡写下的文章，再对比乌台诗案之后的黄州时期，乃至他重回京城之后所写的文章，就会发现，真的很不一样。
他在凤翔任上写下两千多字的《思治论》，开篇就是“方今天下何病哉”，现在天下出了大病啊！并且痛斥当今的士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肯有所作为，都因为想要自保而不再去立大志、谋大事。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举而无功则疑，再则倦，三则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顾而莫肯为者，非其无有忠义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术谋虑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难成而不复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于不立也。今立而成矣。
那个时候的他，是锋芒毕露的。看不惯的事，他就直接提出，从不讳言。
他看不惯王安石变法中兴学校变科举的做法，就写了《议学校贡举状》。
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无知人之才，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自古尧舜以来，进人何尝不以言，试人何尝不以功乎？议者必欲以策论定贤愚、决能否，臣请有以质之。
他不认可宋神宗减价买灯的做法，就写下了《谏买浙灯状》。
然大孝在乎养志，百姓不可户晓，皆谓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此事至小，体则甚大。凡陛下所以减价者，非欲以与此小民争此豪末，岂以其无用而厚费也？如知其无用，何必更索？恶其厚费，则如勿买。
当他发现神宗采纳了自己的意见后，深受鼓舞，于是写下了更为直白、全面批评新法的7500多字长文《上神宗皇帝书》。
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服强暴。至于人主所恃者谁与？《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唯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于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
这还不够，他继而写下《再上皇帝书》，言辞更加激进。
他说：“陛下自去年以来推行的新政，都不是按照治世的方法去做的决策。”
他说：“帝王改过自新，难道就是这样的吗？”
他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如果全力推行，那就离亡国不远了。”
他甚至在最后，用魏晋时期的奸臣贾充专权来影射当朝，就差报出王安石本人的“身份证号”了。
而且他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居然要挟皇帝说：“现在天下的聪明人，都在观望陛下的态度，以此来决定自己的进退。”这意思就是，如果你不罢免王安石这个小人，那有很多“能人”可能就要离你而去了。
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同道……帝王改过，岂如是哉？臣又闻陛下以为此法且可试之三路。臣以为此法譬之医者之用毒药，以人之死生，试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岂非陛下赤子，而可试以毒药乎！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
昔贾充用事，天下忧恐，而庾纯、任恺戮力排之；及充出镇秦凉，忠臣义士，莫不相庆，屈指数日，以望维新之化。而冯
之徒更相告语曰：“贾公远放，吾等失势矣。”于是相与献谋而充复留。则晋氏之乱，成于此矣。自古惟小人为难去。何则？去一人而其党莫不破坏，是以为之计谋游说者众也。今天下贤者亦将以此观陛下，为进退之决。或再失望，则知几之士相率而逝矣。
我们且不论苏东坡的政见正确与否，而是站在人性的角度上，倘若你是王安石，你正锐意改革，要做一件大事，而在推进过程中，这个人总跟你公开唱反调，关键的是，他还有一定的影响力，请问：你是否会对他有所忌惮？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苏东坡的外放，就显得很合常理了。
从1071年到1079年这八年多的时间里，苏东坡历任杭州通判、密州知州、徐州知州、湖州知州，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地流转为官，就是无法重回朝堂。
北宋时期，官员外放通常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正常的职务调动，是为了锻炼官员的行政能力，累积施政经验，以获得回朝后更大的升迁；还有一种就是在政治斗争中，尤其是政见不合时的一种边缘化处理方式。苏东坡，显然属于后者。
所以，他不开心啊！
我好歹也曾自许栋梁之材，想做出一番大事业。你不仅让我离开中央，而且离开就离开吧，却在离开之前给我罗织了一堆罪名，说我在服父丧返乡途中贩卖私盐，做生意，还向地方借用兵卒……
虽然这些到最后都查无实证，但正应了现代非常流行的那句话：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并且，在不同地方为官的这十几年里，他在一线看见了新法在施行过程当中的利弊，对此就更有自己的看法了。
但是以他当时的官职，连京城都进不去，除了每到一个地方照例给皇帝的谢表，他几乎没有上呈天子的机会。
而当时，王安石罢相，宋神宗亲自主抓变法，谁反对，谁自然就成了炮灰。
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只知道，他是因为《湖州谢上表》里发的牢骚被抓，由此引发的乌台诗案，但事实上，这仅仅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在十几年间的诗词文章里，那种不吐不快，但是又无法全然吐尽，只能明里暗里地讽刺、不爽，以及对自己的境遇表达不满的文字，简直给他的对手太多抓住“把柄”的机会了。
我们都知道，宋朝雕版印刷普及，民间出版开放，苏东坡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这本新刊发行之后，更是给他的对手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收集他“罪证”的材料源。
很让人唏嘘的是，他因为印刷术的普及，诗作深入民间，成了一位百姓皆知的大名人，但也因此给自己带来了灾难。
苏东坡的乌台诗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起以出版物为罪证的著名文字案件，这帮御史从苏东坡的诗词文章里发现了一百多首他们认为存在政治问题的文字。
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
随便拉出几处，就足够让苏东坡被关几天“小黑屋”的。
今天，我们总觉得乌台诗案是苏东坡生命里很大的一个挫折，但当我们回溯他的人生，尤其是他参加工作之后这十几年的故事时，我们就会发现，他的个性，已经决定了乌台诗案是一场必然的灾难。
甚至我们把苏东坡的生命剧本拉得更长一点，就会发现，他后期被贬谪到惠州、儋州，也不是平白无故的。
他有过一句很准确的自我评价：
自笑平生为口忙。
他知道自己拦不住嘴。
而且，就算一次次被贬谪，生活给了他一次次的棒喝，他还是拦不住嘴。
说个题外话。
当他从黄州的低谷走出来以后，曾经有一次经过泗州，和太守郊游，逸兴遄飞地写下一首《行香子·与泗守过南山，晚归作》。
北望平川。野水荒湾。共寻春、飞步孱颜。和风弄袖，香雾萦鬟。正酒酣时，人语笑，白云间。
飞鸿落照，相将归去，澹娟娟、玉宇清闲。何人无事，宴坐空山。望长桥上，灯火乱，使君还。
“望长桥上，灯火乱，使君还。”太守一看，坏了，赶紧跟苏东坡说：“法律规定，在泗州夜经长桥者，徒刑二年，你还敢写成文字啊，赶紧收起来吧！”
苏东坡戏谑地说：“我这一生，开口便是罪过，判起来何止两年。”
所以，我们改不掉的个性，其实，已经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我想，乌台诗案中，苏东坡一定很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口无遮拦。在一个接一个城市的外放和贬谪中，他也一定很憋屈，自己这一腔才华与报国热情无人欣赏。但走过之后再回望，也许没有这些灾难，也就不会有此后对待生命的释然和风轻云淡。
中国政治史上，想必不怎么会留下苏东坡的名字，但中国文化史上，苏东坡绝对是一座高峰。
然而，我有一个问题：
假如你是苏东坡，你提前看过自己此生这跌宕的、饱受磋磨的人生剧本，也知道这一次灾难也许会带给你另一个重生的机会，那么——
再选择一次的话，你，还会愿意再经历这一场灾难吗？
你，会希望改变自己的人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