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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于1933年1月30日上台，当时部分人认为希特勒只会短暂地处在权力中心，不久之后政府首脑之位会再度转让，而霍森费尔德并不这样想。1932年2月20日，霍森费尔德在人民哀悼日活动上发表演讲，他批评了当下德国人民内心的动荡不安和具有煽动作用的政治宣传。但此次权力的更迭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和身边的民众也无法估量。出于自己的天主教信仰，霍森费尔德支持德国中央党。霍森费尔德一直公开为魏玛民主发声，但在许多德国人眼里，魏玛共和国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故事，比如大规模的失业就是后果之一。也许希特勒可以解决许多严峻的内政矛盾，并加速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多人都这么认为。
此外，新当权者对1920年《凡尔赛和约》的强烈反对也颇有成效，赢得了德国民众的好评。这份条约给德意志帝国带来了难以承受的负担。这项赔款必须从德国发展的浪潮中甩掉，这样德国才能再次充满希望地迎接未来。这一主张也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和认同。并且对于霍森费尔德来说，他的民族主义世界观与纳粹的“血与土”
德国种族意识形态之间也确实存在着相似之处。纳粹党席卷全国的宣传浪潮可能也对他产生了影响，至少他没有选择作壁上观。
1933年4月15日，他加入了纳粹冲锋队（SA）。霍森费尔德认为纳粹党的纲领非常接近漂鸟运动崇尚的平等思想——元首许诺过，所有德国人不论出身多么卑贱，只要参加国家社会党都可以一展宏图，为一个理想的明天出一份力。他对这个团体有归属感，因为冲锋队的一些成员也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作战。但他应该不知道这支队伍在柏林等城市对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成员都曾进行过警棍斗殴，在会场上引发了激战。在僻静的伦山村庄，消息闭塞是在所难免的。在那里，一切都很平静，只有报纸上会有零星报道。
在天主教教师协会解散后，他加入了纳粹教师协会（NSLB）。而就获得的资料来看，历史学家无法确定他后来有没有退出这一协会。新统治者对教育的期望很高，宣传投入巨大。霍森费尔德坚定地希望继续担任老师的职位，他把这份工作看作是他真正的使命。但同时也有一部分现实的考虑，因为他承担着全家的责任。尽管如此，他仍然经常抨击纳粹政权牢牢控制青年教育的做法。霍森费尔德反对“青年应该由青年领导”这一原则，因为这会让人很大程度上忽略学校和家庭对孩子的影响。
霍森费尔德于1935年加入纳粹党。在忠于纳粹政权的人眼中，霍森费尔德在加入纳粹党前就有过不服从命令的行为，他曾在一次教师会议上表示，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的《20世纪的神话》一书已经被现代科学驳倒了。罗森贝格是纳粹党的主要“喉舌”，他想用一种基于种族主义的宗教神话来取代基督教教义，从而宣扬“血与土”的价值观。作为惩罚，他们在霍森费尔德入党后剥夺了他负责职业教育的可能性，这也意味着他的收入大幅减少了。霍森费尔德认为这项禁令是一种痛苦而不公正的对待。为了继续运作塔劳的学校，他们又调来了另一名教师。
霍森费尔德加入纳粹党是在此次禁令之后，理由可能是他想说服自己保持忠诚，打消对国家安全运动的怀疑。然而在这次责罚之后，他无以复加地失望：他曾向纳粹党黑森地区党支部提出上诉，负责富尔达片区的党内领导于1936年11月16日答复他说，还不能聘请霍森费尔德进行“基于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他说：“这不是对你的不信任，我希望给每个人足够的时间，让他们打消疑虑，真正接受纳粹主义。如果你自己承认，自己仍然要做一些思想斗争，我只能敬佩你的这种诚实。”
这一番强调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威胁，而这位片区的纳粹党领导略去党内审核程序，直接口头驳回了。此次事件意味着他纳粹党的成员资格仅在一年后就会被取消，并很可能失去工作，牵扯到了很多切身的利害。而且他知道，从今以后自己将被组织全面监视。
渐渐地，纳粹政权华丽的仪式活动和其宣传的爱国主义改变了霍森费尔德的想法，仪式感对霍森费尔德来说是他的“弱点”，欢庆或纪念仪式会让他心潮澎湃。他也会经常参与这些活动，例如1936年9月，他作为纳粹冲锋队的突击队队长前往纽伦堡的“荣誉全国党代会”，并加入了一支约有50万名参与者的游行队伍。他的弟弟鲁道夫陪同他一起参加。在他的记录中，对党代会的描述只有寥寥数笔。相反，他专门写了一篇关于参观德国国防军武器展览的文章：“我看到了很多新式现代武器，比如坦克、反坦克防御设备和空军装备。这种景象让我感到不安，如果真的用这种武器来发动战争，那后果会很严重。”
霍森费尔德很少褒奖希特勒，可能是因为他的妻子从一开始就非常不喜欢这个政治上的暴发户和新贵。希特勒充满仇恨的咆哮，他那流着口水的吼叫，扭曲的面部表情和虚假的手势，对她来说简直是深恶痛绝。但这样的激情与仪式感则是霍森费尔德的软肋。1937年11月9日，霍森费尔德和他的学生在收音机旁全神贯注地听着纪念希特勒政变14周年的庆祝活动的广播。那是为了纪念14年前，也就是1923年，希特勒试图在慕尼黑推翻魏玛共和国的行为。在日记中描述这场庆祝活动时，霍森费尔德不加批判地采用了大量纳粹主义的词汇，比如谈到了“血旗”，这是在政变期间被染上鲜血的十字标志旗；以及“鲜血授勋者”，这指的是政变参与者。在活动中，播放了由霍斯特·韦塞尔
创作的纳粹党党歌《霍斯特·韦塞尔之歌》，主持人宣读了牺牲的纳粹党成员的名字。“他（韦塞尔）是最后一个被宣读名字的人，整个国家都和他们一起前进！不，这些英雄没有死，他们活着。全德国都在呼唤他们的名字。我的心与他们一起前进！我属于这个行列，我能感觉到。”据他说，他的学生们也同样被“英雄死者”这种神秘、夸张的仪式感震撼。
而在战争开始很久之后，霍森费尔德才意识到，在这种鼓乐喧天、大张旗鼓的英雄崇拜背后，是一种明显的政治算计：让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做好为当权者牺牲的准备。纳粹主义的另一种核心意识形态也一直通过宣传误导他，直到他明白那背后隐藏着怎样一种惨绝人寰的阴谋，那就是臆想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和其他民族、宗教的劣等性。1938年4月初，在一次学校毕业典礼上，他曾向年轻人呼吁：“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在选择你们未来的配偶时，不要无视《血缘法》
。因为血缘对你后代的健康、精神倾向和性格起着决定性作用。纳粹主义让我们看到了遗传的重要性。”
霍森费尔德仅仅是因为当时的时代背景才这么说的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在生物课的板书中，霍森费尔德向同学们讲解了官方宣传的种族政策及其目标：提高生育率，消除遗传缺陷，反对种族混合。霍森费尔德深入地从事民俗学研究，这正符合纳粹时代的趋势。但实际上，在很久之前霍森费尔德就已经开始做这件事了。他从中获取了很多上课的素材，比如有关这个话题的故事和传说，并试图以此来激发孩子们的兴趣。而在他的妻子安娜玛丽看来，霍森费尔德有时为了“趋炎附势”做得太过火了，这时候她就会尖锐地批评他。“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的错误，而最近赫尔穆特，我的大儿子，也成为我行为的法官。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让我好好静下来想一想。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我毕竟也做出了一些成效。如果她能与我合作，帮助我，而不总是评头论足，那么我会更轻松更快乐。毕竟我在村里所做的民俗工作是一项有利后人的事，这也能给我的教师工作带来更多人的认可。”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纳粹党狂热支持者。他对很多决策都有不同意见、不甚满意：比如不能再以个体身份策划活动了，而只能由纳粹党指挥并包办国家教师协会的会议、冲锋队领导人会议和冲锋队内的竞赛，还有一次又一次的演讲以及游行。突然有一刻，他觉得所有的行动都效果甚微。1938年5月5日，他参加完在富尔达附近的施马瑙举行的冲锋队领导人会议后写道，“当我身处一个更大的集体中时，我总是有种感觉，我被一种孤独和疲惫牢牢抓住了。”三天后，他写道：“冲锋队体育日，富尔达。今天我参加了这个活动。从这之后，我的兴致被消磨殆尽了，我越来越觉得这些活动没有意义。”
这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困扰着他。在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热情已经渐渐冷却下来：“我属于这个行列，我感觉到了，我一直都在这里。然而他们不愿意接受我，这才是我的命运。现在发生的一切是对我们天主教徒极大的压迫。这是逼迫我们，如果不放弃在宗教问题上的信念，我们就没办法真正融入这个集团。”
同时，霍森费尔德担忧地观察到，他们教师群体对儿童和青年教育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他指出：“我们教师目前在引导青少年方面发挥的作用是很微薄的。我前所未有地感觉到我们宛如被推进了死胡同里。”霍森费尔德的儿子赫尔穆特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青年领袖。按照纳粹的计划，希特勒青年团应该在组织上和思想上覆盖全体德国青年，其他青年组织都已经被明令禁止了。但更令他震惊的是天主教会不断受到压迫。1933年7月20日，德意志帝国和梵蒂冈之间签订了一则协约，协约中天主教会试图与纳粹政权达成一致，继续天主教会学校和修道院的运营，但希特勒并不愿意与这么大一个教会平分他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力。
纳粹政权针对教会的高压政策引发了德国主教们的不满，他们纷纷写下抗议信。霍森费尔德密切关注此事。在1937年3月发表的通告《炽热的关切》中，教皇庇护十一世谴责了纳粹政权对德国天主教徒的迫害、希特勒的元首崇拜以及种族政策。而紧接着，纳粹政权在法庭上公开了近期修道院内发生的一桩道德丑闻，进行报复反击。
在纳粹教师协会的会议上，霍森费尔德发现自己步履维艰。他本应该站出来，坚定地按照自己的信念为天主教教会学校发声。1937年5月5日，在一次会议之后，他沮丧地表示：“信仰天主教的教师有的离开协会，有的试图推卸责任，没有一个人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的教义辩护。甚至我也不例外。既然这些胆怯的人先抛弃了集体，那我为什么还要再挺身而出？”此时他已经很清楚：“谎言、歪曲和诽谤是纳粹党的惯用手段，如果还达不到目的的话，还有恐吓。”
还有一次，当酒馆里播放完希特勒的演讲后，所有人都站起来高喊“元首胜利！”，只有霍森费尔德仍然示威似的默默坐着。他非常怀念曾经公开交流思想的氛围，而现在，他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恐惧和不信任的气氛中。1938年2月5日，在格尔斯菲尔德举办了一场纳粹教师协会会议，他在参会后指出：“我觉得有必要经常和同事们谈谈学校和教育的事情，但又和谁谈呢？我没有什么值得信任的人。我们彼此之间的同事情谊几乎不存在，没有人相信对方。甚至有时诚实地表达意见都会带来危险。”
尽管一些美好的幻想破灭了，但霍森费尔德现在并没有想到要背离纳粹政权，也没有想要与它决裂。他的情绪经常在沮丧和热情之间波动。1938年3月，希特勒将奥地利并入德意志帝国，这一做法他完全支持。于是他利用近期英雄纪念日活动的机会，向村里的居民发表讲话，传播胜利的喜悦——大德意志帝国的百年梦想就此实现了。
1938年秋天，人为激起的苏台德地区危机使霍森费尔德再次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苏台德地处捷克斯洛伐克西部边境，许多德国人居住在那里。1938年9月26日，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场发表了一篇演讲，他以咄咄逼人的语气强调了他对苏台德地区的设想和计划。在霍森费尔德的笔记本上，他记录下了自己的忧虑：“战争的危险！我们不喜欢今晚希特勒的讲话。他说话强势无礼，态度傲慢，表现欠妥。他居然还说了‘民主是骗人精’这样的话，简直不配做一位代表伟大民族的政治家。他不会屈服的，我们觉得未来还会打仗。”这段文字表明，他与妻子一样都认为即将会有战争发生。人为促成的紧张局势使他突然意识到，独裁者只要一挥手就能使国家陷入战争。1938年9月27日，他写道：“人民无法阻止他做下这一切，甚至不会有人关心民众的意见。而拥有议会的民主制度就会完全不同。”霍森费尔德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但更多的是忧心百姓的命运，这种情绪与日俱增。霍森费尔德完全知道战争的后果是什么，因为他自己经历过。“现在我们很担心局势会有变化，所以每当收音机播报新闻时，我们就一个箭步冲过去听。安娜玛丽一直意志消沉，情绪稍有变化就会掉泪。”
1938年9月29日的《慕尼黑协议》中，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做出妥协，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得知此事，他们才松了一口气，战争的危险似乎被规避了。至少霍森费尔德对此深信不疑，他不相信会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希特勒对三个西方大国的让步感到无比失望，这位独裁者本想用战争证明德国国防军的打击能力。6个月后，他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他地区，意图展现自己的实力。
1938年秋天发生了一件大事，霍森费尔德的心理防线崩塌了。11月9日，纳粹突然袭击犹太商店、犹太教堂和其他犹太教机构并纵火，史称“水晶之夜”。这种暴行让霍森费尔德彻底失望，他没有想到现代社会居然会发生这样一系列血腥的暴力事件，这简直是赤裸裸的谋杀。“德国各地不断发生犹太人大屠杀。现在的帝国宛如地狱，没有法律和秩序，周围全是虚伪和谎言。”他对《先锋队员报》上持续不断的仇恨言论感到愤怒，他已经订阅了几个月，现在果断取消了这份煽动性报刊的订阅。
与丈夫不同，安娜玛丽预感到了情况的恶化，她看上去十分平静，但她只是表面上不显露自己的恐惧而已。她很了解丈夫，内心也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有所预料。她知道，一方面，霍森费尔德在内心深处拒绝战争，但另一方面，如果祖国召唤他，那份心中对祖国的忠诚会让他再次穿上军装。在接下来漫长的战争年代中，安娜玛丽一直见证着霍森费尔德无时无刻不处于这种和平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拉扯之中。
之前1937年4月，霍森费尔德再次被征召入伍，为即将发动的战争做准备。他被上级评定为良好等级。他说：“我感觉自己还是能派上用场的。”很久之前他就已经参加过防空演习；而且作为一名冲锋队小队长，他也指挥过有一定规模的编队，并且有定期演习的任务。“这还是很有趣的，”1937年4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很享受领导一个团队的感觉。”两年后，1939年6月4日，希特勒来访卡塞尔。霍森费尔德与冲锋队418分队被调来卡塞尔，支援现场的安保。这次安保行动原本是按军方标准组织的，但是后来也放松了要求。霍森费尔德从卡塞尔给大儿子赫尔穆特写了封信，此时赫尔穆特正在参加帝国劳动服务团的义务劳动
。信中说：“当我和我同队的战友相处时，其实我是很孤独的。我经常诧异于大多数人可以在一品脱酒精的作用下立刻放弃自己的原则，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在聚会上吹捧的虚伪的人。”
1939年8月26日，在塔劳的霍森费尔德收到了要出发报到的命令，希特勒已下令动员。这天，他向妻子告别。安娜玛丽很难过，也很不舍。她的丈夫已经44岁了，她弄不明白，为什么他又要去打仗。几个小时后，霍森费尔德从富尔达的炮兵营仓库领到了他的装备，有步枪、防毒面具和随身武器。从现在起，他就是民兵营第三连的一员了。这一天，他给妻子留下了一句话：“你不必为我担心。但事实确实是我们被分开了，实在是很舍不得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还会经常用书信向妻子重复这句话。此时的霍森费尔德仍然相信，希特勒不会允许战争打起来的，战争是最坏的一条路了。“尽管有各种预兆，我还是不相信会有战争。我感觉希特勒此次全体动员的命令其实是一种策略，不会真的打仗的，他会抓住一切谈判的机会。”
1939年8月，霍森费尔德中士于富尔达
霍森费尔德曾经进行过自我剖析，认为自己的缺点就是有时过于轻信别人。1918年5月底，在一战结束服役后不久，他曾说：“在和每一个人交往时，我总是自动找出他们身上最好的特质。我认为每个人都是高尚的，我怀着最善良的心为对方塑造一个完美的形象。”他有着奇妙的天赋，能够与人为善，发现他们的闪光点，积极地认可他们。但这种天赋也有反面效果，即容易轻信别人。他也会把这种对每个人的信任感转移到政治领域上，但之后又经常因为未能识破别人的伪装而后悔。“我太过直爽坦率，这是一个缺点，后来我也因此招致了许多不愉快、烦扰、失望和痛苦。”
和大多数德国人一样，霍森费尔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也没有意识到，希特勒从上台那一刻起就缜密地谋划了这场战争，然后第一时间将战争付诸实施。霍森费尔德中士在一战的前线中两次受伤，而这次，他被编在德国国防军的后方部门，没有在前线服役，然而他还是一直希望可以到前线作战。这一去他便踏上了战场，直到战争结束。
尽管德国方面态度越来越咄咄逼人，危险似乎近在眼前，但许多波兰人与德国人一样，根本不愿意相信战争迫在眉睫。但是波兰人还是没有想到，那位好战的政治家会不顾一切按下按钮，启动一支庞大的力量来摧毁波兰。波兰此前已经展开了针对突袭的预防措施，比如把窗户换成不透光的，防毒面具已准备妥当，部队也处于警戒状态。但是娱乐活动却照常进行：餐厅和酒吧门庭若市，管弦乐队演奏着乐曲，人们在跳舞、庆祝，甚至比往常更加兴高采烈。而在白天，一切看起来和平常没什么不同：在华沙，民众乘坐有轨电车去上班，就像一个普通工作日一样。
在波兰广播电台，音乐家们正在为下一次直播节目排练作品。1939年8月底，27岁的瓦迪斯瓦夫·什皮尔曼，一位年轻有为的钢琴家，正在工作室里顶着压力工作到深夜。疲惫不堪的他在8月的最后一天终于回到了斯维斯卡街的公寓休息，那是他父母的家。很快他倒头就进入了梦乡，直到黎明时分，远处传来了爆炸的声音。他心想这估计是最近常见的军事演习，便翻身坐起来，开始看书。突然他母亲站在门口，惊慌到几乎结结巴巴地说：“快起来！战争……已经打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