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良师益友

尽管受到天主教家庭氛围以及当时社会中弥漫的民族性价值观的影响，霍森费尔德依然保持着一位热忱追寻者的姿态，如饥似渴地追寻、学习新理念和新知识。1912年至1913年，他已经订阅了雷克拉姆出版社万有文库的《世界群览》篇，这套读物图文并茂地报道了时下最新的技术成就以及科学研究成果。如果我们将他在20世纪20年代这十年之内读完的书、杂志和报纸列成一份长长的清单，我们会发现其中最常出现的主题包括漂鸟运动、自然与地理、德国古典主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除此之外，还有比如泛德意志联盟的期刊，该联盟支持战争，或者是关于犹太人问题和种族问题的研究，都零星出现在这份清单上。

进步主义教育学是霍森费尔德的倾力之处。他虽然跟随着父亲的步伐成为老师，但他力图在教育领域做出改变。他的教育宗旨为：倾尽全力，运用一切可能性；反对折磨式教育，全力培养孩子的人格。老师应当去唤醒他们的能量，将他们培养成才，这样学生才会学到更多东西。如果用纸上谈兵的方法去教孩子们机械的知识，那么这些知识就好似陈年墙灰，之后终将凋落。

霍森费尔德自己成立过一个漂鸟运动小组，并将它命名为“巢穴”，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工作的一腔热诚。他在鲁道夫山租了一处旧式的屋子，每到周末或是假期，无论远近的教育家都集聚一堂，在此讨论关于学校教育的改革。后来成为现代教育重要奠基人之一的阿道夫·赖希魏因也曾参与他们的集会，他的言谈以及书信都深深地影响了霍森费尔德。

1918年5月，霍森费尔德在鲁道夫山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成为一名实习教师。然而，在黑森州北部离麦肯泽尔不远的小村庄，如期举行的漂鸟运动集会引起了居民巨大的惊诧。一些居民甚至牧师会八卦周围的一切琐事，唯独不关心孩子们的教育与发展。有些牧师也不喜欢这所房子成为男性与女性集体聚会的场所。在他们看来，这样做并不恰当，也不合规。仅仅几个月后霍森费尔德就不得不与漂鸟运动集会告别，与妻子搬到了格伦豪森地区斯佩萨特的一个村庄——罗斯巴赫。他的长子赫尔穆特就在那里出生。

霍森费尔德于1921年2月结束了他的实习教师生涯。在通过教师考试后，他拿到了编制，这为这个新婚小家庭暂时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障。1921年夏天，霍森费尔德在离家不远的卡塞尔市一所乡村学校担任他的第一个长期教职，虽然工作有了变化，但收入并没有大幅上升。如今，卡塞尔和罗斯巴赫这两个地区都属于法兰克福东北部施佩萨特地区的比贝格姆恩德。

霍森费尔德在卡塞尔的乡村学校推行他的改革，但这也并不一帆风顺。这所学校由几个不同年级的班级组成。他的大多数同事都理所当然地坚持着过时的教学方法：“教师是统治者、君主、专制者，学生在课堂中是没有话语权的。孩子们只不过是臣民，他们身上有一种服从的精神。他们服从于权威，不会深思熟虑，没有判断力，没有自己的观点，没有性格，而且还不诚实、博取关注、欺骗、伪装……”作为一名年轻的教育工作者，霍森费尔德继续定期记录下那些在内心深处触动他、给他带来灵感的事情，有的给他带来快乐，有的让他愤怒不已。他的记录生动又形象。在1921年11月21日的记录中，他写道：“昨天，牧师来了。他们（孩子们）是多么地乖巧，仿佛是在牧师面前虔诚又无愧于心地安静下来的祷告者。而这一切都只是面具般的伪装。我不会用棍子来进行惩戒，甚至都不会采取很多惩罚性的措施，因为这样是达不到效果的。但是，我也实施过一些惩罚，那些都起了作用，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不过，霍森费尔德也有非常成功的改革经历。1921年12月，他在课堂上朗诵歌德的《魔王》，并循循善诱地讲述这首诗的起源和背景时，大家都屏息静气，专注地听。孩子们理解了作者，情不自禁地说出自己喜欢这首诗。他想要让学生们多开口表达，孩子们应该讲述自己心中的想法，用自己的眼睛描述自然并感知日常生活，而不是通过一层“成人的眼镜”。

在授课过程中，他向学生展示了如何种植果树并进行嫁接。有一天，他在教室里摆放了一个工作台，孩子们可以在工作台上动手操作，这件事让他年长的同事们直摇头。他们不能也不愿意了解霍森费尔德在做什么。一次，学校董事会来到现场，突击检查了他的课，这显然是为了阻挠他教育改革的热情。霍森费尔德感觉到了他所面临的不信任。“他（学校督导员）看着很精于算计，很冷酷。他暴露出了身居高位的傲慢，尽管他想尽办法试图掩盖，但这份傲慢甚至可以从纽扣眼中溢出来。我觉得他不能用心去理解的话，至少也可以先用眼睛观察一下。”此次督导访问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年轻的教师霍森费尔德并没有退缩，对他的教学法改革仍然充满热情。

霍森费尔德心中的榜样是瑞士教育家约翰·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齐（1746—1827）。他对裴斯泰洛齐十分钦佩，他认为裴斯泰洛齐总是心系别人福祉，并且会锲而不舍地追寻自己的目标。有一次，当他读了一本关于裴斯泰洛齐的书后，他写下了心中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得到回报，我们会愿意为别人付出吗？我们会愿意为高尚的情操和深邃的思想付出多少心血？”霍森费尔德引用了裴斯泰洛齐的话来回答：“没有一种生命的力量是靠说教培养出来的，永远只有靠行动，靠爱，靠信念，靠想，靠做。”

霍森费尔德特别关注年轻人的职业教育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的职业教育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然后由于战争又止步不前。我们今天意义上的职业学校在1920年就已经正式引入了，但是农村的职业学校建设仍然较为薄弱，甚至根本就不存在。霍森费尔德最初在卡塞尔组织了一门水果种植的夜校课程，当他意识到学生们对历史和文学也有兴趣时，他便将课程内容往这些方向进行拓展。他一直强调，现在这个时代，一定要养成不断学习的习惯。

有了鲁道夫山漂鸟运动集会的失误经验，霍森费尔德意识到，如果没有神职人员和社区代表的参与，新项目几乎没有成功开展的可能。由于夜校地点卡塞尔靠近大城市法兰克福，因此有机会可以更便捷地与志同道合的教师和漂鸟运动成员聚会交流。1923年冬天，他建立了一所多学科进修学校，每周开设一次晚间进修班，年龄在15至25岁的年轻人都可以报名参加，学生可以在经济学、历史学、公民学、德语和文学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方向上课。经过艰苦的准备工作，一种全民教育的模式诞生了。在社会中获得良好的反响鼓励着霍森费尔德继续走下去，他计划在另一个城市再建一个继续教育学校，让这种教育模式在黑森州得以推行扎根。

在霍森费尔德教授的课上，他会给同学们朗读一些报纸上的文章。例如有一次讲到一篇主题是“地租马克”的文章，这是1923年当局为抑制恶性通货膨胀而推出的新货币，一年后被帝国马克取代。读完报刊后他开启了富有新意的问答环节。“我想给这些同学们一些思想上的灵感，让他们的思维转换一个方向，”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他们整天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有的一个人手工制作扫帚，有的到森林里去砍木头，还有的做工匠活，等等。这都是需要体力的工作，而他们的精神却是闲置的。”

霍森费尔德保留有许多演讲手稿，这些手稿见证着他在教育年青一代上付出的努力。同时霍森费尔德也在手稿中号召家长参与进来，一起重视孩子的教育。霍森费尔德认为“训练心智”是新时代教育的关键概念，是思想变革的一部分。这个概念是在魏玛共和国时诞生的，魏玛共和国是德国土地上第一个民主国家。在1924年春天的一次演讲中，他谈到了“我们祖国命运的转折点”：“拥有权力的旧帝国已经分崩离析了，一个具有全新力量的新国家即将崛起。让我们保持清醒迎接新时代，让我们聆听历史的齿轮转动的声音。”这段庄重的话语是霍森费尔德对魏玛共和国的高度认可，在动荡的20世纪20年代，这份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显得更加来之不易。

在1924年春季的招生中，霍森费尔德尝试去改变家长的态度，赢得他们的信任。他希望家长们不要把校方看作敌人。他说，“教师的首要任务是鼓励孩子们，对他们展现的能力和需求做出回应。孩子做学校布置的作业时，父母不应该不耐烦，或者动辄责骂和埋怨孩子：‘哦，你怎么这么笨！你不会有出息的！’诸如此类的话不会达到任何积极效果，相反，孩子的信心都被剥夺了，简直就是得不偿失。所以，对待错误要去鼓励而不要责备。”

在将近六年的时间里，卡塞尔都是霍森费尔德重要的工作地点。正是在那里，他第一次有机会将他对现代教育学和成人教育体系的信念付诸实践。从1927年春天开始，霍森费尔德在富尔达东南部的塔劳开办了自己的学校，将自己的理念得以贯彻下去。

塔劳是一个相当贫穷的农业村，约有400名居民，离他父母居住的马肯泽尔镇不远。学校的主体建筑是一栋坚固的半木结构房屋，建于1909年，紧挨着一座教堂。教师公寓位于教室楼的上面一层。教室里的学生有90名。除了霍森费尔德之外还有一位老师，他们是这所学校仅有的管理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家人的生活也开始变得稳定下来，霍森费尔德愿意终身为这份工作奋斗。自此以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塔劳成为整个家庭的生活中心。不久后，他们的女儿阿内蒙妮在卡塞尔出生。男孩德特勒夫于1927年出生，女儿约林德于1932年出生，五年后小女儿乌塔又出生了，均在塔劳。一共五个孩子呱呱坠地，安娜玛丽的日常生活也越来越忙碌充实，而留给她自己沉浸艺术、音乐和文学的空间已经所剩无几了。

尽管家里有一位用人帮忙，但对夫妻俩来说，家务工作常常忙得他们团团转，照顾孩子仅仅是其中一个部分。学校里有一个种植蔬菜和水果的大花园，有一个养鸡、养羊、养猪的草料棚。除了忙于教学和职业教育之外，霍森费尔德醉心于乡村生活。在空闲时间里，霍森费尔德也指导学校的合唱团，组织节日的活动。在教堂里，他是风琴师；在家里，他打理花园，并把养蜂作为自己的爱好。在大多数年份里，蜂箱里的蜂蜜产量很高，亲戚朋友都能得到他们赠送的蜂蜜。即使孩子们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霍森费尔德也会偶尔带他们去自己的课堂上课。这不仅减轻了妻子的工作负担，同时也放松了整个课堂气氛。约林德回忆起她早期的学校生活：“我三四岁的时候，父亲有时会带我去上他的课。我可以和高年级的大姑娘们坐在一起，或者坐在父亲旁边的桌子上。桌子下面有一个装满沙子的盒子，还有小树、小房子、院子等模型。他需要这些东西重现塔劳和邻近村庄的风景。之后他再让孩子们自己进行搭建。课间休息时，我们会回母亲那里，和她一起吃早餐，然后她再让我回教室。”约林德还补充说，在音乐课上，霍森费尔德会弹吉他或钢琴，和孩子们一起练习民歌。学校有一个长笛小组，此外，还有两名学生会演奏小提琴。

回顾过去，她的哥哥德特勒夫对塔劳无忧无虑的童年赞不绝口：“我们是那样地自由，环境也很优美：冬天我们经常滑雪，或者玩雪橇。夏天，我们在瓦瑟山附近的一个湖里玩水，瓦瑟山是滑翔机飞行爱好者的天堂。我们有宠物，还有一片广阔的花园。路对面是一片美丽的草地，上面长有古老的果树。”

孩子们在塔劳感到幸福和安全，但对他们的母亲来说，塔劳是一个处处透着陌生的地方。她起初一直都很难适应。先前，她刚知道丈夫要调到一个比卡塞尔还要小的地方时，感到些许沮丧。刚来到这里没多久，她发现农民们对她排斥又冷漠。他们认为一名乡村教师的妻子一定为人傲慢。安娜玛丽安慰自己，邻里之间相互熟络是需要时间的。

塔劳在许多方面都与沃普斯韦德有着天壤之别。对比以前居住的罗斯巴赫和卡塞尔，安娜玛丽在塔劳更深切地感受到黑森州的农村生活与德国北部画家诗意生活的差异。而亲人和朋友的频繁来访带给了安娜玛丽许多宽慰，他们大多是她沃普斯韦德、麦肯泽尔和富尔达的熟人。20世纪20年代，霍森费尔德家的访客留言簿总是内容丰富，包含有留下的素描、绘画和关于一起度过的时光的长篇文章。

打扫房间、做饭和烘焙的工作有时对安娜玛丽一个女人来说过于繁重，幸好孩子们很早就学会了帮助父母完成家务，可见安娜玛丽对孩子们的培养很有成效。

和丈夫在一起时，安娜玛丽总是畅所欲言，无话不谈。但霍森费尔德总是有事在身，经常不在家。他曾多次组织活动，如1929年8月的宪法纪念日活动，旨在庆祝魏玛宪法通过十周年。在那场活动的发言中，他主要谈到了德国的重建以及战争债务的沉重负担。他在最后呼吁：“让我们的心永远归属于这个新的国家！”他特别注重让人们牢记战争。当他在演讲中每次谈到受伤和战死的战友时，他自己在前线的那些画面历历在目。1932年2月他在国民哀悼日的一次演讲中说：“虽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到了晚上，当白天忙碌的喧嚣消失后，他们又来到我们面前。有的颅顶碎裂；有的胸口被子弹打穿，几乎已经认不出身份了，脸色苍白，全身肮脏。我们无法摆脱这些在脑海中的形象，他们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最后我们只能唏嘘地感叹，我们幸免于此是多么不容易。”战争的画面令他难以忘怀，但这些思考目前还并没有让他彻底与战争决裂。很久之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才开始觉醒，发现原来战争造成的种种苦难都是毫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