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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2月17日，维尔姆·霍森费尔德在华沙写下了一篇文章，题目为《当父亲还是个小男孩》。这篇文章是写给他的孩子的，对他来说，写作是一种对自己过往的回溯。当他回首自己人生之路时，他会感慨于命运把他从黑森－拿骚省一个宁静的小村庄推向了罪恶战争的中心。
1895年5月2日，霍森费尔德于出生于德国麦肯泽尔村，离伦山区附近的欣费尔德市不远。他在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家庭中长大，是九个孩子中的第七个。他的父亲阿达尔伯特·霍森费尔德（1857—1938）来自一个农民和手工匠人家庭。霍森费尔德的外公，也就是他母亲弗里德里克（1857—1930）的父亲克里克是一位极有天赋的教师。霍森费尔德的父亲靠着自己的努力当上了麦肯泽尔乡村学校的校长。霍森费尔德的父母还同时经营着一个小型养牛场，这在当时绝不是什么罕见的事，因为一个教师的工资通常不足以养家糊口。
1899年的除夕，在这样一个跨入新世纪的日子里，阿达尔伯特·霍森费尔德夫妻俩的第九个孩子即将出生。第一次阵痛开始之前，母亲还一直在忙着农活，悉心照料着牲畜。她把谷仓里和家里其他的工作都交给了大一些的女孩们。之后，分娩将一直持续到新年的午夜。
霍森费尔德写过一篇文章回顾自己的童年，里面描述了他五岁时的记忆：除夕夜的冰天雪地中，男孩和女孩们在村子中央玩挥鞭子，也纷纷用老式前膛枪射着假子弹，好一派热闹场面。维尔姆·霍森费尔德，当时还叫维尔希姆，在最小的弟弟刚出生时就已经费心费力地帮忙照顾了。1900年1月1日清晨，霍森费尔德家的第九个孩子在当地教堂接受了洗礼，起名鲁道夫。起初，他对这个婴儿还是小心翼翼；待到鲁道夫稍大一点的时候，霍森费尔德就喜欢逗他玩，还时不时故意惹他生气。霍森费尔德曾说过：“因为他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时常挨打，所以他对弟弟也会用同样的教育方法。”
霍森费尔德的父母严格地按照天主教传统来教育孩子。当时体罚是相当普遍的，在霍森费尔德家，一向由令人畏惧的父亲来实施对孩子的体罚。父亲不仅在自己的学校中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力，在家里也是同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和班上所有的孩子一样严格。霍森费尔德在那篇文章中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据此可以看出他有一颗幽默的童心。小的时候，他总希望能不回家就不回家，他更愿意待在外面，帮助同龄的男孩在森林里砍柴或在田里收割甜菜。
当父亲经过村子时，霍森费尔德和朋友们便一起躲在谷仓门内或房屋墙后。他说自己虽然在父亲教书的学校上课，但在学校里他从来没有受过优待，反而经常挨打，他和其他人一样被严厉地责骂，所以他和所有人一样害怕老师，尽管老师就是他的父亲。
在和家人一起出游或者去走亲戚的时候，阿达尔伯特对孩子们很好，表现得非常善良。回顾自己的童年，霍森费尔德试图为父亲辩护一二：可能是他生性苛刻，或者是由于自己出身农民家庭，才会让他如此严格地对待孩子，并且从不向孩子们表达自己的感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霍森费尔德准备向未婚妻安娜玛丽·克鲁马赫尔求婚。1919年12月30日，他给住在沃尔普斯韦德镇的未来岳父母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他（霍森费尔德的父亲）担心安娜玛丽不是一个合适与乡村教师结婚的女人，当然，这只是他的想法。他太不了解我了，我的世界对他来说尤其陌生，陌生到他很难理解。他需要缓慢地与我们的生活同步，但我觉得他和我们永远不会完全同步。在他的眼中，我是一个做事总与常人不同的小男孩，还会隔三差五地做错事。”
作为一名教育家，霍森费尔德坚定地反对他父亲的教育方法，尤其是用藤条打人这一项。但霍森费尔德的父母教会了他孝顺的品德，也教给了他天主教的十诫。这些美德塑造了霍森费尔德的为人，他也用他的一生坚守着，践行着。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霍森费尔德仍然坚定地忠于指引他精神的信仰。因此，这也就决定了他在二战期间对波兰民众的态度：霍森费尔德并没有把波兰人看作是德国征服者的奴隶，而是把他们看作平等的人。由于他们相同的信仰，霍森费尔德觉得大多数波兰人为人处世的方式和他自己没有什么不同。
11岁的霍森费尔德从小学毕业，前去欣费尔德的拉丁学校上学。离家远了，原生家庭对他的影响也渐渐淡去，他不再全盘接受老师所做的一切。有一天，学校里的一位老师突然给他的一记耳光唤醒了他的自我意识。为了表示抗议，他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罢课。
霍森费尔德很早就确定了自己的职业理想。他想追随父亲的脚步，却反对父亲的教育方法。他想做得更好，证明不体罚也能做好教育工作。在接下来的数年里，霍森费尔德一直深入地研究现代教育学方面的问题。从1910年到1913年，霍森费尔德都在弗里茨拉尔的一所预备学校学习，准备考取高校的教育学专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年，一所位于富尔达的天主教师范学院通过了他的入学申请。霍森费尔德也有了自己的宿舍，在那开始规划自己未来的全新生活。
在世纪之交前的德国，漂鸟运动宛如一阵风潮吸引着年轻人，它号召年轻群体以全新的方式去探索自然和环境。他们每晚围着篝火，唱着歌，轻松畅快、无拘无束地相互交流。他们想把嘈杂的工厂车间、城市里逼仄的生活环境和整个德意志帝国的实利主义全都抛在脑后。
漂鸟运动的成员将这场运动定义为一场超越政治和一般风俗的群众性活动。漂鸟运动的特点是尊崇德意志的古典传统，以创作诗歌的形式进行思想的畅游，并在日常生活中自由地发表观点。但即使是坚持独立于世俗，也难免被现实世界的动荡和混乱所影响。他们看到传统秩序，如服从性与责任感这些美德已经在新世界岌岌可危。
但实际上，这场由各种思潮组成的漂鸟运动与革命关系不大，更多的是对社会中守旧派的反叛，这些守旧派总是对年轻人指手画脚，强迫他们走自己固守的路。霍森费尔德是一位身材苗条、体格健壮、性格外向并且喜欢冒险的年轻人，他很快就感受到漂鸟运动对自己的感召，那里有很多东西吸引着他：清新的自然环境，年轻人之间开放自主的接触，他们对自由和独立精神的热忱……“扔掉紧身胸衣，为自己的生活发现新的方式”——这种进步和自由的态度就是他选择加入漂鸟运动的原因。霍森费尔德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了对情感的敏锐体察，尤其擅长感知细微的差别，他还具有观察和准确描述周围事件的天赋。此外，他还很愿意去接近、了解他人。
在漂鸟运动的影响下，霍森费尔德将自己的名字从维尔希姆改为维尔姆。这个名字比原来的更短、更好记。1913年10月，在卡塞尔市附近的迈斯纳山举行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德国新青年运动会议，以此纪念莱比锡民族会战一百周年。霍森费尔德虽然没有亲自参会，但是会议通过的《迈斯纳公约》他却铭记在心，特别是其中那句话：“希望新一代的德国青年出于发自内心的动力和心系大局的责任来改变自己的人生。”
这些理想与他的信仰一样，在霍森费尔德心中非常重要，成为他生命的第二支柱，但可惜的是，漂鸟运动随着时间渐渐失去了它的本来意义。他还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德国青年运动》的长文，以纪念这一时期德国年青一代思想上的觉醒。在1921年或1922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霍森费尔德才写下这篇文章。霍森费尔德选择在这个时间写作，可能是希望借此文章在战后重塑德国青年的运动精神。
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漂鸟运动取得的成果。霍森费尔德写道，漂鸟运动创造了一种新的社团形式，成员聚会往往以徒步旅行的方式进行。此外，漂鸟运动还使得传统的民歌和民间舞蹈重现生机。“首先，漂鸟运动用最理想的方式培养青少年，比如建立了第一批青年旅社、促进了体育文化发展、鼓励体育中的竞争精神，等等。”其次，“漂鸟运动给两性之间的关系赋予一种新的可能，即简单、自然的灵魂伴侣”。漂鸟运动划清了自己与保守世界之间的界限：“青年一代并不想成为沉闷的容器，让老一辈的人把自己的理想和人生观教条一股脑倒入其中。年青的一代认为自己足够强大，也有足够的判断力去创造自己的青年文化。”
霍森费尔德批评大城市“对人的奴役、忙碌不安和没有灵魂”的特质，他赞扬的是“青年灵魂的内在力量”，比如他们喜欢徒步远行，在大自然中静静独处，抑或探索未知的空间。漂鸟运动自我定义为一场与工业化、商业化背道而驰的运动，此时的青年运动正是反资产阶级思潮的一部分，尽管工业化与商业化给欧洲带来了超乎想象的经济繁荣，尤其是英德两国。自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以来，德法两国之间的和平已持续了40年。在这一时期，德国发展成为欧洲领先的工业国家，技术、科学和医学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进步。在这种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是有可能的：铁路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艺术和文化探索并扩展着自己的界限，妇女赢得了几个世纪以来被剥夺的权利……
新时代的火焰也在漂鸟运动的崇高理想中熊熊燃烧，只要目标足够伟大和崇高，人们就愿意做出牺牲，为之挺身而出，比如对祖国的爱就是这样。学校、教堂、军队和当权者已经把这份对国家的忠诚深深地植入了年轻人的灵魂。这种忠于祖国的美德和情操可以在任何时候被召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