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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值得被称为“人”的话，那么也请你继续相信人类，相信人性。
移民荷兰的犹太人尤利乌斯·施皮尔在1941年对另一位犹太人埃蒂·希勒苏姆这样说，两年后，希勒苏姆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
1944年11月，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在波兰首都华沙发生了一个不同寻常又动人心魄的故事。在一幢大楼里，德国国防军正在此处装修新的司令部。德国上尉维尔姆·霍森费尔德（1895—1952）就在这里发现了一名波兰钢琴家瓦迪斯瓦夫·什皮尔曼（1911—2000），他每天就躲藏在屋檐下小小的阁楼里，饱受饥饿的折磨。霍森费尔德在从军之前从事着教书育人的工作，他不仅没有告发这位犹太音乐家，还为他提供了几个星期的食物，让他得以幸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乎没有任何一座欧洲大都市像华沙一样，被德军破坏如斯。曾经那个摩登时尚、文化繁荣的大都市现在几乎什么都没能留下，只剩下一堆冒着烟的瓦砾。希特勒曾在秋天将波兰首都夷为平地，满目都是屠杀和肆意破坏后地狱般的景象。德国占领军由数万名士兵和安全部队成员组成，他们在无情的种族灭绝运动中基本肃清了波兰的统治阶级，并对犹太人进行了种族屠杀。
然而在他们中也有例外，比如维尔姆·霍森费尔德，但是他的生平事迹至今仍未进入公众的视野。罗曼·波兰斯基的获奖影片《钢琴家》讲述了什皮尔曼的一生，什皮尔曼也因此名扬天下，霍森费尔德在其中只出现了短短的几幕。尽管没有提及他的名字，但这位德国军官英勇救人的行为却第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霍森费尔德不仅拯救了什皮尔曼，还救下了许多其他波兰公民，其中包括大量的犹太人。在那个充满杀戮的时代背景下，这位军官仿佛是黑暗中的光亮。大约有60余人在他的帮助下得以逃生。他是一位拯救者，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受害者，因为他自己没能得到救助，最后死在了苏联的监狱中，至死都没有能再回到故土，见到家人。
这本传记将主人公不平凡的人生故事带进了读者的视野。这是一个交织着矛盾、巧合、令人钦佩的勇气以及沉重悲剧的故事，它表明了一点——即使在野蛮、血腥、残暴的环境下，也有可能维护和践行人道主义的良知。霍森费尔德就属于这种环境下的逆行者，他的“救援犹太人行动”也更加彰显了他作为当下和未来的榜样作用。2008年，以色列犹太屠杀纪念馆追封维尔姆·霍森费尔德为“国际义人”，这个奖项用于表彰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救助犹太人的非犹太籍人士。但他的英勇事迹还是被承认得太迟了。
霍森费尔德出生于德国黑森州的伦山区，他的战争岁月全部在波兰度过——他先是负责管理了一所波兰战俘营，之后又为国防军成员开办了一所体育学校和一所职业培训学校。二战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在这六年的战争里，他很快就从一位希特勒的忠心拥趸转变为纳粹政府最尖刻、最敏锐的批评者之一。而从战争一开始，霍森费尔德就不顾任何官方规定和个人风险，在一切有需要的时候给予波兰人民慷慨和果决的帮助，把他们从德军的暴行中拯救出来。
大概没有其他任何一名国防军军官能像霍森费尔德那样全面地记录下二战中德军的罪行。他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并向伦山区的家乡塔劳寄去过800多封信，那里的乡村学校是他曾经教书的地方。他成为一名记录者，记录下了被占领的华沙暗无天日的生活、1943年犹太人区起义和1944年华沙起义的具体场景。其中大部分信件都是霍森费尔德写给他的妻子安娜玛丽的。安娜玛丽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在不来梅附近沃尔普斯韦德市的一个艺术家家庭长大，在战争期间一直独自抚养他们的五个孩子。
本书的重要依据就是霍森费尔德与妻子之间的若干书信以及一本独一无二的华沙日记。他的信件、笔记和日记内容曾于2004年以文献的形式出版，名为《维尔姆·霍森费尔德：我尽力拯救每一个可以救下的人——一位德国军官用日记与信件记录下的人生》。这部近1200页的巨著是德国历史学家托马斯·沃格尔受德国军事历史研究局的委托出版的，仅附录就有200多页，这部作品为研究霍森费尔德的生平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此外，除了对获救钢琴家的妻子哈利娜·什皮尔曼的访谈以及他的儿子安杰伊·什皮尔曼提供的信息外，本书还收集到了霍森费尔德全部的来往书信以及霍森费尔德家族档案中的文件资料。此外，大量的谈话和采访，包括对霍森费尔德子女的访谈，也将素材填补得更加完整。这本传记也使安娜玛丽的信件首次得以采纳和出版，她和丈夫同样拥有着出色的写作天赋。丈夫被俘期间，她说“爸爸回家时会变成一个作家”。
本书的第一章讲述了维尔姆·霍森费尔德的信仰、家庭背景、他参与的漂鸟运动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对他产生的影响。他是一名爱国者，一战结束之后，他又是一位用心的教育家。漂鸟运动是1918年霍森费尔德和妻子坠入爱河的契机，而参加漂鸟运动时期他写下的文章是他在教育上热忱之心的最好印证。
第二章记述了霍森费尔德对纳粹政权的态度变化。这位军官是那个时代洪流下的一员，和许多人一样，他最初欢迎希特勒上台，也欢迎1939年战争的打响，因为他期望这一切能给1918年的一战败局带来补偿，也能在欧洲建立新秩序。霍森费尔德不止一次听信于希特勒和戈培尔的宣传主张。而他态度的转变也非常明显，书信中的两句原文可以很好地证明——1940年初夏，国防军在西线战役中取得胜利后，霍森费尔德给妻子写信说：“希特勒是个伟大的天才，他真应该亲自指挥这次行动，制订所有的战略计划，那简直太难以置信了。”而在1943年12月底，他在日记中写道：“在今天，如果谁肯定了这种制度，哪怕一星半点，那也应当感到耻辱和羞愧。”
虽然霍森费尔德加入了纳粹冲锋队以及纳粹教师协会，自1935年起也是纳粹党的成员，但霍森费尔德多次不认同纳粹党的路线方针，导致自己在仕途上被排挤。他不想让自己的良心和理念被歪曲。德国占领军对波兰的所作所为让他最终觉醒了，他与纳粹政权彻底决裂。在战争期间，他的道德原则始终坚持未变。
波兰的首都是霍森费尔德人生故事的舞台。战争期间，霍森费尔德曾多次回塔劳探亲。上级每次在“回乡休假”申请书上签下的“准许”二字都让霍森费尔德一家欢欣鼓舞。如果没有得到批准，写信仍然是他们家人之间唯一的联系方式。霍森费尔德与妻儿的长期分居导致书信往来成了他们主要的通信方式，虽然这不能代替团聚，但也在他们之间建立了牢固的纽带，帮助他们度过了感情危机。
第三章主要讲述了霍森费尔德“同谋之罪”的意识以及救援犹太人的行动。几乎每天写作的习惯让他能够清醒地审视自己，并帮助他意识到自己在华沙，这座被德军占领、由德国官僚管理的城市中可以做些什么力所能及的事。霍森费尔德与波兰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钦佩他们的爱国主义，并一直努力学习波兰语。信仰天主教的他尤其愿意亲近民众，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任何对波兰百姓表达亲善的行为都是被严格禁止的。最后，霍森费尔德救下的人、设法保护过的人都对他表示了感谢，本书首次公布了这些令人动容的照片和证词。
本书第四章记录了霍森费尔德长达7年的战俘营生涯，在战俘营中的霍森费尔德还在与中风抗争。本章还讲述了霍森费尔德为了争取释放所做的努力，虽然结局并不美满。1950年，苏联军事法庭判处霍森费尔德死刑，后改判为25年监禁。
这本霍森费尔德的人生传记同样也将他和什皮尔曼的故事纳入其中。什皮尔曼在战争期间遭受的苦难直到两人相遇后才得以终结。这段故事参考了波兰斯基2002年的电影《钢琴家》和1998年德文版的什皮尔曼回忆录《钢琴家——活下来的奇迹》。1946年，二战刚刚结束，什皮尔曼自己完成的回忆录随即在波兰出版，当时书名为《一座城市的死亡》。可惜的是，他的儿子安杰伊表示，这本回忆录在什皮尔曼国外巡演期间遭到审查机构删改了：霍森费尔德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其中，相反，救人者也被描绘成了一个奥地利人。因为在当时的波兰，纳粹作为罪犯的形象将保持不变，一个德国好人不允许存在，绝无例外。
因为波兰显然没有兴趣推出新版本，1997年，当时居住在德国的安杰伊准备出版《钢琴家——活下来的奇迹》德文版。安杰伊在这本书中写明了霍森费尔德的名字和他德国人的身份，他不仅是想为他的父亲讨回公道，也是想为他的恩人讨回公道。
安杰伊邀请歌手兼作曲家沃尔夫·比尔曼为他父亲的德文版回忆录撰写了一篇全面翔实的评述。此外，安杰伊还与霍森费尔德的孩子们取得了联系，希望能出版一些霍森费尔德的家信。安娜玛丽从家乡塔劳公寓搬走后，小女儿乌塔·霍森费尔德一直珍藏着那个装满了纸张的木盒子，她把这些信件和手稿全部交给了她的长兄——医生赫尔穆特·霍森费尔德。
赫尔穆特是霍森费尔德的长子，他与安杰伊成为很好的朋友。1984年，当什皮尔曼尚在人世的时候，赫尔穆特就曾去华沙拜访过什皮尔曼一家，并让什皮尔曼带自己去看看他在“独立大道”上那栋大楼里的藏身之处，1944年的时候，什皮尔曼与霍森费尔德正是在那里相遇。1942年，什皮尔曼与父母和兄弟姐妹在华沙的一处转运枢纽被迫分离，当赫尔穆特提出还想去看看那个地方时，什皮尔曼犹豫了：与家人分离之后，他这辈子再也没有去过那里。赫尔穆特最终还是说服了他一同前往。他说：“我也许有点不近人情，但我对什皮尔曼说，‘您知道，我不是以游客的身份来找您的。对我来说，此次华沙之行是我作为一名德国人凭吊那些应该被铭记的地点：一处是您遇到我的父亲的地方，另一处是德国人造成悲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