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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开始后的头几个星期，塔劳和帕比亚尼采之间的通信突然出现停滞，霍森费尔德和安娜玛丽都急切地给对方寄信，但邮件却放置在那儿好几天。1939年10月，邮政服务终于恢复了正常。安娜玛丽和霍森费尔德之间的通信十分频繁，在这些信件中，他们记录下了对彼此深厚的感情。这些信往往是情书，他用昵称“安妮米”称呼他的妻子。他们在信中表达了对拥抱的渴望，交流了对过去幸福生活的回忆。他们之间电话交谈的机会很少，最多是回国休假前，他们需要约定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时才会通话。
由于他们有时只相隔两三天就会写信给对方，便会有邮件顺序错乱的问题，比如后寄的信却先到了。于是霍森费尔德给自己寄出的信件编号。他一有空闲时间就会回去奋笔疾书，而不是像其他战友们那样坐在一起放松一下，他的战友都很惊讶。通过妻子的描述，他得以及时了解家庭情况和孩子们的成长过程。她在信中不乏带有抱怨的语气，因为她无法接受分离的事实，因此霍森费尔德会一次又一次地安慰她，帮助她渡过难关。有时他也会开解她：“你经常抱怨说你过得特别艰难，但我相信你所经历的一定比你描述的还要艰难百倍。因为我了解你，有些事情可能不会让其他人不安，但会让你情绪强烈地波动。要记住，神是不会把超过你承受范围的事情指示给你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深信，尽管发生了一切，我还是会再次看到一个可爱的、快乐的安妮米。你的维尔姆，他把你深深地放在心里。”（1939年10月6日）
这些记载感情的实物对他们两人都非常重要，所以这一封封的书信和霍森费尔德的日记一起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但有时它也是误解的来源和焦虑的触发点。比如有一次，霍森费尔德写下了一句很平常的话，他说他很喜欢把一个波兰的小女孩抱在怀里。安娜玛丽看到后，她告诫丈夫要对婚姻忠诚，不要去寻求刺激。有一次，她充满绝望地写道：“我的丈夫，这异国他乡，你到底身处何方。你也许在值岗，也许是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我的眼泪流在了这张信纸上。和平快降临吧，总有一天，我的爱人会回来的！‘总有一天’，我的孩子都这样告诉我。一旦到那时，我心中完美的童话故事就会再度开始。”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也变得更加自信且自如，这在她的信件中也得以体现。1939年11月6日，她向丈夫讲了讲阿内蒙妮的工作打算：“她要学习护理，还准备报读额外的课程，学习打字和速记。请你告诉我你的看法，如果你的看法与我一致，那么请认认真真地给阿内蒙妮写封信。没有你的同意，我不会做任何决定。”这时她还收到了一封丈夫前段时间寄来的信，上面写着编号第38。她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它，之后她回信道：“突然一阵轻松袭来，让我暂时忘却了与孩子、家务有关的所有烦恼，也暂时忘却了对祖国、对所有亲爱的士兵（有许多人告诉我，他们正在西边准备些什么大事情）的深深关切。我现在躺在床上，只是思念着我的爱人。我很郁闷，请告诉我，军人就是这样写信的吗？一个德国太太应该怎么做，一个德国太太必须怎么做。……告诉我，你有没有在哪里认识到漂亮女郎？在剧院里？通过社交？在电影院？在街上？你会约她们出来见面吗？她们知道你还有我们塔劳一家吗？”
安娜玛丽在她的信中很少会谈及战争，但其实她对战争有很多清晰而独到的见解。在迅速取得对波兰的胜利后，很多人都认为希特勒会满足于此，因为除波兰之外他也已经把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并入权力版图了，但她还是不相信战争会很快结束。她密切关注战争的动态，经常收听英国广播公司或（瑞士的）贝罗明斯特广播电台，并与其他士兵的妻子交流信息。
德特勒夫从客厅的收音机上铺设了一条电线连到厨房的喇叭，方便她在厨房也可以听到元首的演讲、转播的外国节目和音乐会。从收音机中她了解到，比利时和荷兰向德国提出了和平相处的建议，但希特勒拒绝了这一建议。她在其中一封信中提到：“战争是毫无意义的。庞大的军队连续几个月面对面对峙，这种紧张的气氛让人精神疲惫。”
1939年10月8日，霍森费尔德告诉她，他的连长准备提携他为军官。但她却并不激动：“如果可能的话，尽量不要被提拔为军官，那样的话你有可能被调去西线战区。我觉得，这场可怕的战争一定还会持续下去。”霍森费尔德回答说，如果他被提升为军官，他的津贴待遇会提高，而且也不一定会被调去其他地方。如果在西线也开辟战场，那他将彻底无法理解这种穷兵黩武的狂热。
就在不久前，纳粹德国颁发给安娜玛丽一枚铜制的“母亲十字勋章”，这个勋章旨在表彰品行贤良且至少生育四个子女的母亲。1939年10月18日，她对霍森费尔德写道：“希特勒把我们的孩子当什么？只是当成牺牲的炮灰！我的丈夫，如果你希望我们再生一个孩子，我会无比欢乐，但它不应该现在出生在这个‘光荣的’德国。我并不痛苦，因为这次战争没有让我失去任何亲人，但我听到了别人的故事，我为其他人的命运感到难过。”霍森费尔德在1939年11月10日给她回了信，他知道妻子是刚刚听了希特勒11月8日的演讲后写的这封信。这次演讲也震惊了他，他回复道：“我只听了很短的时间，但我听出来了，元首希望打仗。和平的前景越发渺茫，灾难还会继续。”
1939年11月17日，安娜玛丽接待了一位她丈夫战友的来访。她期待着他可以带来一些关于波兰的新消息，但却大失所望。这名士兵大肆宣扬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观点，并批驳了她的想法，想说服她，结果她愤然拒绝。也是通过这次不愉快的遭遇，安娜玛丽明确地向霍森费尔德表示了她对纳粹政权的态度。她发现那位士兵几乎把希特勒当成了神明偶像，这让她无法忍受。她问霍森费尔德是否也是这般崇拜希特勒：“你对这位领导者有信心吗？那么尽管我深爱着你，我还是不能和你在这个方面达成一致。”她再一次批评霍森费尔德想晋升为军官的执着，简简单单当一名中士比升为少尉让安娜玛丽高兴得多。她觉得他应该把这种雄心壮志留给活跃的年轻士兵。“每个人的人生使命是不同的。”她说。
她态度强烈地批评了丈夫对待国防军和纳粹政权的态度：“为什么你的战友们一直说你喜欢当兵？你真的希望短暂回家休假后继续在波兰做一名士兵吗？维尔姆，我不能相信，我也不想相信，你是多么狂热地站出来支持冲锋队！你就是喜欢当兵，我知道你平时既看战争相关的书，又秘密去接受预备役军官的培训。”三年多的夫妻别离令安娜玛丽很难承受，她写道：“我认为这场战争毫无意义。任何不知道如何为人民保障和平的政府都不是好政府，因为和平才是人民所渴望的。”
安娜玛丽尽其所能，阻止她的儿子赫尔穆特在社会劳动服务之后也被征召入伍。她安排他于1939年的冬季学期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赫尔穆特修读医学专业，在战后他成为一名儿科医生。然而，安娜玛丽只能暂时让他免服兵役。她知道，赫尔穆特也会在大学期间被两次征召入伍，因为国家有着明确的规定。赫尔穆特选择医生作为职业也算为弟弟妹妹开了一个头，因为霍森费尔德和安娜玛丽的五个孩子最后都从事了医科相关的工作。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战争的特殊状态下早早地学会了相互协助、为他人着想，这份特质促使着他们选择了这条救死扶伤的道路。
对于妻子的指控，霍森费尔德回答道，她担心的太多了。作为一名军人，他只去做了职责内的事，超过要求的他都不曾染指。他表态说：“我只想告诉你，我有时会为自己是一名德国士兵而感到羞愧与羞耻。”因为他不可以向别人透露他内心的想法，所以霍森费尔德在信中长久以来都选择沉默。现在，她理解他了，原来他在所有事情上都与她心心相印。霍森费尔德周围连续发生了太多令人震惊的事件，这改变了他的态度。
在帕比亚尼采，霍森费尔德继续助人为乐。有三名波兰战俘在医务室担任助理医生，霍森费尔德经常与他们交谈，询问他们在战争中的遭遇，关心他们亲属的情况，是否有亲人失踪或离世。有一天，霍森费尔德拿到了家人从塔劳寄来的包裹，里面装着苹果和各种坚果。他也慷慨地把这些食物分给了他们。
霍森费尔德向帕比亚尼采地区的指挥官求情，说服他释放了更多的波兰战俘。一位妇女知道她可以见到丈夫和两个儿子时，激动地把20兹罗提
塞到霍森费尔德手里以示感谢。他连忙把钱还给她，对她说如果真的想感谢他，可以找牧师为他做一场弥撒。还有一次，有一位女士为了向霍森费尔德表示感谢，伸手拿起她的香水瓶，直接将香水喷在他身上。霍森费尔德无法拒绝，毕竟，她是出于好心。但是几天后，这股香水的味道仍然无法散去。
仅仅数十天，1939年10月底，帕比亚尼采的战俘营就解散了，一切仿佛电光石火间发生。战俘们列队行进到火车站，那里有火车把他们送往德国。因为即将开始西线战役的德军需要增加兵力，德国国内工业和农业都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情况。调遣这一批战俘就是为了填补这些岗位的空缺。波兰士兵被派遣去工作，而波兰军官则继续被关押。
此后，霍森费尔德中士和他的战友不用管理战俘营了，迎接他们的是全新的任务。一开始，他们接到命令，要在离帕比亚尼采约30公里的森林地区打击野生动物捕手和木材窃贼。执行任务中，霍森费尔德更深刻地体会到波兰人其实非常热心肠。有一次，他们的车开进了烂泥地，车轴以下全部沉进泥里。这时，一个农民用他的马车帮他们把车从泥泞中拉了出来。还有一次，霍森费尔德经过一个村庄，他们准备歇歇脚。刚从学校出来的孩子们突然涌向他们这群德国士兵。“当我突然站在这群欢声笑语的孩子中间时，我觉得不太适应，他们好奇地围着我们，一点也不害羞，对着我们聊个不停，以为我们能听懂他们的话。”这些和波兰人民愉快的相处经历让他产生了学习波兰语的兴趣，他托人找来一本波兰语字典并开始学习波兰语。
现在，他的战友们被安置在一个林务员的小屋里，而霍森费尔德则回到了帕比亚尼采。自从战俘营解散后，他的时间相对充裕了，于是他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了写信和日记上。霍森费尔德有时会乘坐有轨电车到附近的城市罗兹去购物，并接触了许多当地的民众。他遇到了一位波兰妇女，她向霍森费尔德寻求帮助。她告诉霍森费尔德，她的丈夫不久前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霍森费尔德为了帮助这名女士来回奔波。在奔波过程中，他了解到这绝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秘密警察正按照一个拟定好的通缉名单，在全国各地进行一连串的逮捕行动。很多德裔波兰人向德国秘密警察举报名单上的波兰人，用来报复曾经在他们身上发生的所谓不公正对待。此外保安局和特别行动队也对波兰知识分子采取了大规模、系统化的打压行动。1939年11月10日，霍森费尔德向他的妻子写道：“无能为力的愤怒、现在一种残忍的恐怖蔓延在每个波兰小康家庭中。这根本不是为了报复，更像是他们想把知识分子消灭干净。”
霍森费尔德经历了第一波德国在波兰的种族灭绝运动，他惊愕得无以复加，那时的他还不知道在此次暴行中成千上万人已经丧命。“我原来是多么荣幸能成为一名士兵，但今天我想把灰色的制服撕成碎片。难道我们只管拿着盾牌在前面冲锋陷阵，任凭这些反人类的罪行躲在背后发生吗？”他所说的“手持盾牌的人”指的是德国国防军，当时他认为德国国防军是无辜的。但他后来还是大失所望，因为他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虽然与波兰的战争已经结束，但暴力愈演愈烈破坏和摧残的痕迹仍在扩大。1939年11月16日，他在帕比亚尼采写道：“自从我看到党卫军的暴行后，我确信，我们一定不会也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因为我们缺乏道义力量。如果野蛮最终取得胜利，那么以后一旦我们国家内部出现任何反对的声音，也会被这样相同的暴力镇压的。在其他国家秘密警察的地窖里上演的所有恐怖的情景，现在又在我们身边重现。”
在霍森费尔德身边，地狱般景象处处可见。他直视这些苦难，不放弃任何一次施救的机会。波兰的罗兹市拥有德意志帝国占领区内最大犹太人区。1939年11月，他在这里目睹了犹太人遭遇的暴行：所有犹太人和他们的行李一道被送往火车站，他们佩戴用于标记的六芒星臂章，甚至连儿童都必须佩戴。他们被塞进牲畜车厢里再被运走，据说是带他们去俄罗斯重新定居。霍森费尔德对德国铁路人员的粗暴感到愤慨。他写道，犹太人受到的尊重甚至还不如牲畜。一次偶然的机会，霍森费尔德听到一位军官向旁边一位德国秘密警察的官员提问，他问此次押送犹太人是不是为了重建德国工业而填补劳动力的举措。对方回答道，他不相信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能活着走出来，因为他们在押送过程中全都会被射杀。
几天后，霍森费尔德和一支先遣队来到了华沙以东50公里马佐夫舍省的小镇卡利辛，想为连队找到一处住宿的地方。但他们发现，那儿已经几乎看不见任何完整的房屋了。几周前，德国国防军在战火中几乎将整个镇子夷为废墟，并将犹太居民全部驱逐。霍森费尔德和士兵们找到了一栋空下来的牧师住宅，但那里已经有几个房间被来自波兰东部的难民住下了，他们的故乡也被占领了。霍森费尔德告诉妻子，在卡利辛，他找到了一座教堂，和牧师剖白自己的内心，也对牧师做了忏悔。那位波兰牧师听不懂德语，于是霍森费尔德的拉丁文知识便派上用场了。
由于在卡利辛没有找到合适的居所，霍森费尔德下一站又前往了温格鲁夫市，这里距离帕比亚尼采240公里。德国国防军接管了那里的波兰兵营，这处兵营在波兰战役中保存完好。这座城市呈现出一片颓唐，在废墟的败瓦和房屋的残垣之间，一支德国军乐队演奏着进行曲，时而穿插着歌剧和戏曲的旋律，许多波兰儿童和老人都在听。霍森费尔德意识到了情况的荒谬性——比起演奏进行曲的广场音乐会，居民们更迫切需要的是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准备的食物和煤炭。
在温格鲁夫的车站，霍森费尔德看着一列火车缓缓驶来，车上的难民全部来自并入德意志帝国的波兰地区。按照规定这些地区要被完全“德国化”，新命名为但泽－西普鲁士帝国行政区和瓦尔特兰帝国行政区。当地的居民全部被驱逐，为德国的定居者腾出空间。“在装得满满当当的火车上，可怜的人们拖着他们破败的行李，跌跌撞撞地跑出来，有男人，有妇女，有老人，还有很多很多的小孩子。在儿童车厢中坐着一个小女孩，几乎被背包、毯子和其他行李压得严严实实。但她是一个如此可爱、开心的孩子，有一双明亮的、快乐的、孩子气的眼睛，让我无法移开目光。”那一刻，他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无助感，他从口袋里掏出糖果给了那个孩子。
霍森费尔德把这种感受通过信件告诉了妻子。在他的日记中，他还饱含情感地记录下他看到难民时心中那种无力的愤怒：有一位妇女焦急地为她的小婴儿寻找温水喝；有一位老人问霍森费尔德，他们会去往哪里；还有一位农民告诉他，他刚刚牵着他的马车从森林里出来，就被德国人拦下了，他们给了他十分钟时间，让他把他的妻子、孩子和祖父母都叫出来，再带上最基本的行李用品。他们穷困潦倒，没有东西吃，也不知道自己会去往哪里。
温格鲁夫附近村道上的废墟
“但我却无法帮助他们，”他痛苦地写道，“不幸正撕扯着我的心。这就是元首大肆宣传的‘原住民重新安置计划’的真实景象吗？在车站大楼里，拥挤的人群互相推搡，寻找避寒的地方。一个身材高大、面容憔悴的男人用严肃的眼神看着我，他瘦小的头上戴着一顶黑色毛皮帽子。他这样看着我，是通过我的制服、我的身份从而断定我是一个冷血的人，还是他认为我其实有一颗善良的心？我本想和他谈谈，但我不好意思开口，我猜想他应该是秘密警察想消灭的那些知识分子之一。”“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安置这些人，那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出自己的家园？”霍森费尔德这样问自己，“可以想象，他们将会终日站在寒风中，坐在包袱上，得不到任何食物，只依靠微薄的财物过活。都是因为这个制度想让这些人经历病痛、苦难、无助，最终被折磨至死。他们在战争中侥幸地生还，但为什么又要以这种残忍的方式置他们于死地。这个邪恶的计划到底从何而来，又为何而来？究竟是谁能以这种方式来对待那些活生生的人呢？”起初，他将这种苦难完完全全归咎于纳粹政权，但随后他进行了反思，写道：“其实我们都是同谋的共犯，我们都被欺骗着参与了犯罪。一种深深的负罪感烙印在我的灵魂中。”
1939年12月13日至16日期间，他写了几封信和一些篇幅较长的日记。见到难民的处境后，他不愿作壁上观。他记录下之前在火车上的见闻：他坐在火车上，行李里带了面包和奶酪，但火车上有这么多人，明显是不够分的。霍森费尔德继续与火车上的人交谈，了解了更多细节——在火车上，共有三名妇女分娩了，其中一个孕妇曾试图割腕自杀。几乎每一节车厢里都有尸体。火车源源不断，就在他交谈之际，又一列载有难民的火车抵达温格鲁夫的火车站了。“一列一列的火车会带来多少不幸呢？我遇到过许多德国士兵、铁路工人和军官，他们都对这件事充满了同情和愤慨，甚至其中有一个人说：‘成为一个德国人，真是让人感到羞耻。’”
霍森费尔德将党卫军驱逐波兰人和粗暴对待犹太人的情况全部告诉了他的妻子，她非常吃惊。她担心同样的暴行也会在德国发生，因为民众会被这种错误的行为引导。“我的意思是，这种做法不是上帝的旨意，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这场灾难，我们必须反抗。”悲愤的她走去教堂整理思绪，每当无助时她就会这样做，渴望在那里找到安慰。当听到风琴师在弥撒后演奏了亨德尔的《广板乐章》时，她再也无法压抑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她在信中多次透露出她对战争的进展是多么地无奈又心烦意乱：“他们是多么愚蠢的人，把这场战争看作是解决国家间矛盾的办法。”她开始不再相信宣传中的任何一个字。11月底，她给丈夫写了一封信，文字中可以看出她心中希望和痛苦的斗争：“我感觉不久之后你就会放探亲假了，一想到这个我就充满希望；但我不相信你会彻底放下军人的身份，永远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所以这又让我陷入悲伤。你马上就要回家了，我不想让你知道我的纠结，我不能再哭泣，我不能再祈祷，我不能再怀有盼望……”
1939年12月初，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使全家人都从阴郁的情绪中解脱过来：霍森费尔德得知他即将可以回国度过圣诞假期。他告诉妻子，他马上会回塔劳陪家人们过节。一想到能与妻子和孩子们一家团聚，他便一下子沉浸在幸福之中。虽然这绝不意味着霍森费尔德所有要担忧的事情就此终结，但至少他有机会可以与家人面对面地说说话，相互陪伴，而不是仅仅靠写信互诉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