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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波兰便被多面围攻，陷入了步步紧逼的钳形攻势中。1939年9月1日，德国国防军各师在海军和空军的合作下，从西面对波兰发起猛攻。此时，苏军占领了波兰东部。在1939年8月23日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附加议定书中，苏德双方划定了两国在中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利益区域。希特勒征服世界的野心又扫清了一个障碍。在一个将受害者玩弄于股掌的游戏中，第一个受害者就是波兰。
一战结束后，霍森费尔德再也没有穿过国防军的制服。但其实他一直有一个不曾与人说过的愿望：他想成为一名带职级的军官。因为他1918年初因伤提前退役，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得到实现。
1939年秋天，在伦山区的小村庄塔劳，霍森费尔德要在这里告别妻子和孩子们，动身走向战场。也是在这座小村庄，霍森费尔德担任了12年的乡村学校校长。他的长子赫尔穆特此时正在黑森州沃格尔贝格区的基尔托夫从事帝国劳动服务，也就是“德国荣誉劳动服务”，没能回来和父亲道别。
在富尔达火车站的告别对每个人来说都痛苦非常。霍森费尔德把事业与家庭平衡得很好，不仅打理好了乡村学校的一切，而且对家庭也是悉心照料。所以安娜玛丽一般都会顺他的意，比如在服役这件事上，即便她不是百分之百支持，但还是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霍森费尔德。1939年9月10日，她在给丈夫的信中说：“当火车离开时，我带着三个哭泣的孩子走回家，穿过黑暗的城市。从现在开始，我们失去了保护的力量，无助又孤单。约林德睡在我腿上。我与你的心紧紧靠近，我为自己祈祷，希望获得力量。我和我的孩子们手拉手往家走，他们深深沉浸在难过的情绪中。他们的哭泣声逐渐变得安静，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安慰。”
安娜玛丽试图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希望开始一段新生活。但这件事没那么容易，因为谁来填补丈夫走后留下的空白呢？她给丈夫写道：“我们房子的每一个房间，花园里的每一条路、每一棵树、每一朵花，它们仿佛都在谈论着你，谈论你对我们的好。我从未见过一个比你更自信、更高尚、更可爱的人。所以，即使在悲伤中我也甘之如饴。”
安娜玛丽还没有把她的信写完，收音机里就传来了德军对华沙空袭的消息。通过新闻她知道现在霍森费尔德往东边行进了，但具体位置却没有说明，这让她刚刚放下的心又紧张了起来。然而更难过的是，从她的家乡沃普斯韦德那里传来了坏消息：安娜玛丽的母亲第二次中了风，正躺在不来梅的一家临终关怀病房中，生命垂危。安娜玛丽起初犹豫了几天，她放心不下孩子们。但后来还是听从了父亲迫切的请求，出发前往德国北部。
母亲的样子让她非常震惊：她的脸被病痛折磨得走了样，她的身体在与病魔激烈地斗争。安娜玛丽和妹妹格特鲁德轮流在床边看护。在母亲离世前不久，竟突然恢复了意识，认出了身边陪伴着的亲人。因此，这可以算作一场没有那么遗憾的告别。
在不来梅这座城市，安娜玛丽已经看到了战争打响的迹象。城市中的公园和广场上布满了战壕。在返回塔劳之前，她再次前往不来梅的圣约翰尼斯教堂，那是19年前他俩举办婚礼的地方。她在1939年9月23日给丈夫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可以想象我再度到达这里的感动，它同时给了我坚定的信念：我必须生活下去，而且要健康地生活下去。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想回家了，回到塔劳。我对你和孩子们的爱能使我坚持下去。维尔姆，请你为和平祈祷，为我们祈祷。”
但现在和平又从何谈起呢。德国国防军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占领了波兰这个邻国。尽管波兰勇敢抵抗，但几周后，仍然承认败局，选择了投降。在战争年代，投降后最大的问题便是如何安置数量众多的战俘，这成了分配给霍森费尔德的任务。他被编入先遣队，他们驾驶一辆军车，行进100公里之后到达安置地——位于工业城市罗兹南部的帕比亚尼采。
一路上，德国士兵遇到了很多艰难跋涉的难民。沿途，霍森费尔德已经感受到了战争造就的苦难，波兰人民首当其冲。“……他们坐在堆满货物的马车上，驱车的是一匹匹瘦弱的马，夫妻身边总围有一群孩子。这些坐马车的人已经很让人羡慕了，剩下的其他人都是步行前往，甚至是赤着脚在走。他们已经在路上走了好几天了，食物也很匮乏。我还看到了很多抱着孩子、背着沉重包裹的母亲，她们的身后还有几个大一点的孩子在跟着走。她们中一些人拉着装得满满的手推车、婴儿车之类的东西，在车辆旋起的灰尘中沿路而行。”
在帕比亚尼采，霍森费尔德的任务是在一个废弃的工厂场地上为波兰战俘建立一个战俘收容营地。这座拥有6万居民人口的城市被战争破坏得很严重。“……到处都是被炸破的房屋和被烧毁的废墟。这些废墟上的窗洞空空如也，像眼睛被挖掉了眼珠，光溜溜的眼眶死气沉沉地望向天空。”霍森费尔德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为他和他的战友找到居所。霍森费尔德带着一个班的士兵，一家一家地征用波兰百姓的房子。居民们不得不腾出地方，搬到其他房子或去其他地方寻找住处。霍森费尔德找到了一个德国商人的住所，这位商人的亲戚在战争刚开始时就去往德国上劳齐茨地区的齐陶市避难了。他向妻子报告说，他这里什么都不缺，有卧室、浴室、厨房，还有一张铺好的桌子。“要是我亲爱的、善良的、可爱的安妮米
也在这里就好了，还有亲爱的孩子们。”
成千上万的战俘涌入帕比亚尼采，收容下这么多人需要霍森费尔德出色的组织能力。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行进了好几天，饥肠辘辘，疲惫不堪。抵达帕比亚尼采后，首先需要进行分流，波兰军官与士兵分开，德国人与波兰人分开，犹太人与其他所有人分开。犹太人即刻被安排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比如派他们挖掘保卫帕比亚尼采这座城市的战壕。德国公民得到了释放文件，他们具有行动的自由权，平时需要在工作上简单帮忙打打下手。
“到了夜晚，仍然不断有新的群众涌入营地。这些身影从黑暗中走过来，面容憔悴，步履拖沓，穿着绿褐色的肮脏上衣，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穿着同样颜色的长外套，外套长得垂到靴子上，破烂污秽不堪。他们面色疲惫而灰暗，对命运感到麻木。他们从黑暗中出现，只进入了我的视野片刻，模糊不清，朦朦胧胧，像一个幻影，随后又消失在营地的黑暗中。”
起初，这片带有仓库的宽敞工地上涌进了太多的人，简直一片混乱。统计至1939年9月底，共有超过一万名战俘分批抵达这里。霍森费尔德自告奋勇，用铁丝网和机枪子弹加强营地的安保措施，并在市中心的集市上采购了水壶和食物。很快，他和战友们便建好了一个装得下30个锅炉的大厨房，并带来马肉、牛肉、猪肉、土豆和酸菜等物资，每日三次向战俘分发食物。“……天气变得寒冷而多雨，”霍森费尔德在1939年9月底写道，“这些可怜的波兰俘虏被德国军队的镣铐锁住了好几天。他们躺在污泥里，在寒冷中又累又饿，除了能找个地方蜷缩起来，再没有其他的愿望了。”
1939年9月，波兰战俘在前往帕比亚尼采营地的路上
“你想象不到这些人会有多么饥饿”，他给他的儿子赫尔穆特写信道，“我们正在努力让他们每个人都吃饱。囚犯们被安置在车间和其他闲置房间里。看到这些可怜的人我也很心痛，但我们对这样的苦难也无能为力。希望不会暴发流行病。”
霍森费尔德对犹太人所遭受的骚扰和虐待十分同情：“我对这种粗暴的待遇感到厌恶。”战俘们很快也发现，霍森费尔德并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他们发现了，我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人，”霍森费尔德在给他妻子的信中说，“他们围在我身边，告诉我他们的想法和请求，我没有对任何人发过火或者对任何要求有过不满，我想尽我的全力去帮助他们。”有一次，两名寻找丈夫的年轻妇女哀求他让她们进入营地来看一看，霍森费尔德不顾规定，答应了她们，让她们从一个侧门进来了。虽然她们没有在战俘营找到她们的丈夫，但还是衷心地感激霍森费尔德的帮助。“……她们想要来拥抱我，泪水在我眼中涌动，我也想去拥抱她们，但我还是没有这样做。之后又有人来求助，想进去找人。还好很幸运，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家人。”
有一天在营地外，一位波兰妇女找到霍森费尔德，她说自己一个人没办法完成家里和院子里繁重的工作，恳求霍森费尔德将她的丈夫从战俘营中释放出来。霍森费尔德让她留下她丈夫的名字：斯坦尼斯瓦夫·切乔拉。他告诉这位女士三天后再来，到时候她就可以带她的丈夫回家了。霍森费尔德遵守了他的承诺。霍森费尔德的所作所为赢得了切乔拉一家的深切感激，他们一直维持着长久而深厚的友谊。
霍森费尔德踏实、有条不紊的做事风格给上级留下了深刻印象。仅仅几个星期后，霍森费尔德就全权接管了战俘营的管理，虽然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他欣喜地发现，当他与战俘一起清扫场地，或者一起在田里收粮食和土豆时，他们都很乐意合作。他在日记中写道：“生活战胜了战争！愿上帝保佑现在井井有条的状态能够延续！愿上帝祝福我们的劳动工作！”
霍森费尔德每天会接触到很多人，这种群体生活让他感觉很熟悉，也很舒适。霍森费尔德能与他们和谐共处，尽管他自己的身份是德国占领军的一员，但他还是很乐意为波兰群众提供帮助。与波兰民众的接触让他觉得十分亲切，他不认为这些可爱的人是他的敌人。在给小女儿乌塔回信时，他说：“我有时会把一个波兰小女孩抱在怀里，这时我会想起你——我的小女儿。”有一次，一个波兰小男孩在一个广场上打开水泵，好让霍森费尔德洗掉脸上的灰尘。他给了男孩一枚硬币，让他买点他喜欢的。收到硬币后的男孩沉浸在激动的欣喜中。帕比亚尼采营地中，有一部分波兰人会说德语；如果语言不通的话，也会有德国人出来当翻译。总之，大家都能找到方式互相沟通、理解。
在帕比亚尼采教堂的礼拜仪式上，他与信徒们相处得也很融洽。“多么有趣的场面呀，我在波兰妇女中间，与她们一起跪在圣餐台前，在圣餐前齐叩首。我们用不同的语言默念‘主，我为你而活’。在我们之间没有仇恨，相反，我感觉到她们是真诚地将我这个德国士兵放在心里的。他们对我很好，也会为我祈祷。”在营地里，他允许战俘保留他们祈祷和做弥撒的习惯。波兰天主教徒的这种“团结、虔诚的宗教态度”深深地震撼了他，这也让他对德国人“没有信仰的、支离破碎的世界观”感到痛惜。
霍森费尔德其实清楚地知道德国国防军对每个德国士兵都下达了“亲善禁令”——禁止用友善的态度接触敌方，但他不以为意。他与波兰人民接触得越多，对他们的喜爱和敬佩也就越多：“波兰可能从地图上消失，但波兰人民不会消失。我相信波兰一定会与德国达到制衡，甚至可能会在未来和谐共存。”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霍森费尔德的慈爱之心和他对纳粹政权的支持态度非常矛盾，但这也正展现出他身上的立体性。霍森费尔德认为德军入侵波兰与一战爆发的缘由一致，但显然他对一战的理解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相信德皇威廉二世一直都试图实现和平，然而自1902年以来，英国已经采取了毫不手软的包围策略，所以德国被逼无奈才不得已动手。现如今，英国宣称自己要成为波兰的保护国，但希特勒却仍然温和地对待英国，因此，他相信了希特勒的“和平主张”。但事实是，霍森费尔德对一战的起因、对希特勒意图的推断都是错误的。实际上，一战完全是由于德意志帝国为了能够扩大军备而一意孤行发动战争，入侵波兰的决定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确定了。希特勒在与将军们的秘密会议上曾说过，自己唯一担心的是，千万不要有某个混蛋在最后一刻想出一个调解计划放在他面前。
但霍森费尔德再次相信了他们的宣传，并帮忙积极呼吁。他给赫尔穆特寄了一封信，在信中他热血澎湃地说：“必须破除所有内政的观念分歧，我们每个人都要做那个为自己的同胞挺身而出的人。”1939年9月底，德军在波兰的胜局已经显而易见，由此他对希特勒的钦佩之情更加强烈：“从来没有一个德国政治家做出的贡献比我们的元首更突出。想想看，”他继续给儿子写道，“如果元首把今天为战争聚集的全德国的力量都投入战后的和平建设，并以发动战争的那种毅然来创造和平，那么面向我们的是一个多么伟大、幸福的未来啊。”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这纯粹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被希特勒动员起来的德国人的力量完全指向征服和毁灭，不是为了和平。但在当时，几乎所有德国人的想法都与霍森费尔德一样，他们信任那个领导国家的“犯罪集团”。许多人不仅心甘情愿地被洗脑，甚至一些人自己双手也沾满鲜血。而在整个战争年代，霍森费尔德从来没有允许自己暴力地对待任何一名无辜的波兰民众，他的道德信仰始终如一，这就是霍森费尔德与众不同的地方。
在一片政治宣传中，霍森费尔德沉浸在一种精神幻想里，但他忽视了查证事实的真相。但好在他没有做出任何有悖人性的事。关于能做什么或者是不能做什么，他很有主见，不会让任何人对他发号施令。什么是有所为，什么是有所不为，他在心中有着明确的准绳。他把自己的想法都忠实地记录进他的信件和日记中。其他时间霍森费尔德都用来管理帕比亚尼采战俘营以及阅读妻子的信件。妻子在信中提到了最近发生的问题：她现在生活有些拮据，甚至回一趟沃普斯韦德老家也不得不开口借钱。即使小花园和小农场可以给他们带来一部分收入，但孩子们的衣服、食物、教育……一切都要花钱。二儿子德特勒夫现在不得不扛起许多以前父亲负责的事情。“那在父亲专门为我们建造的带有阁楼的大校舍里的童年，那在花园和草地上度过的无忧无虑、宛若田园诗一般的童年，随着战争的开始就戛然而止了。母亲具有很深的艺术修养，但是却不擅长农活。所以我在家里有很多任务要帮着完成，比如饲养农场的兔子和蜜蜂。”所有这些都是德特勒夫在课业之外的额外劳动。1940年，德特勒夫进入富尔达的一所高中学习。他每天骑自行车到施马瑙，再从那里坐伦山区列车到富尔达。每日上下学的奔波让他几乎没有时间和同学们打交道。
回顾过去，德特勒夫说自己很欣赏母亲对艺术和文学的兴趣，也很喜欢家里的文艺氛围，这项天赋是安娜玛丽从她父母那继承来的。她不仅热爱文学和绘画，德特勒夫还强调了母亲的音乐天赋——“声音十分美妙动人”。但战争期间，一个人照顾一大家子，艰苦的生活逼迫她学着打理生活中柴米油盐的琐碎小事。他举例说，仅仅是烤面包这件事就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她用两侧有围栏的小推车把面团送到村子另一头的烘焙房，在那里烤面包。每次她都是出了门好久才回到家。”据德特勒夫和他的妹妹约林德说，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母亲完全处在一种焦虑和不知所措中：她与深爱的丈夫分离，他还经常杳无音信，不知他身在何处；同时要处理家务，关心孩子们的教育，以及做好家中大大小小的决策，这一切都由她一个人负责。而她的无措完完全全地体现于她在信中写的一句话上：“我什么都搞不清楚，我不知道家里养的鸡哪些算是已经长好，可以送去宰杀了。要是这些活儿我都会做该多好。”
安娜玛丽花了一段时间才与村民热络起来，因为他们太不一样了。在她原来的观念里，大多数塔劳村民都顽固而自私，她不想与他们扯上任何关系。她在给丈夫的信中抱怨道，他们大概早已忘记了他这位校长。他不应该对塔劳人抱有任何幻想，甚至对以前教过的学生也不要抱有幻想。她觉得德国北部，也就是她老家的居民显然更加友善真诚。
随着战争一步步推进，越来越多塔劳的年轻人也被征召入伍，有些人因为失踪或战死最终也没能回到家乡。这时她的观念改变了，她对这群小伙子十分牵挂，因为当时她的长子赫尔穆特也不在身边，这份相同的感受拉近了她和村民之间的距离。最终安娜玛丽与他们达成和解，促成了友善和睦的邻里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