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书存在两种“编年史”，一为所收八篇文章依次成形的历史，二为目录所呈现的序列。然而，两种编年史的“起点”却很一致。论刘师培的“正名”一文动手最早，也标示出“字里行间的时势”的开端。所谓“字里行间的时势”当然是回溯性的追认，却也让某种回忆涌出。刘师培与“正名”，其实是某篇“潜在”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那是读博第一年，我沉浸在本雅明的“纯粹语言”、拉康的“象征性死亡”、“国粹派”政治与古今中西之争当中，面对无有标点的《刘申叔遗书》，竟然读出了趣味，甚至觉得找到了一条别人暂时无法领略的妙径。然而，我终究没有悟出那篇“潜在”的博士论文究竟还应该写些什么。

我不是一个特别懒惰的人，但的确不够积极，所以没有那么多藏之于屉的“拙作”，所有的文章几乎都是被“推”着写出来的。论《白鹿原》一篇多亏罗岗老师的鼓励与帮助，甚至靠着初稿去香港遛了一趟。谈《狂人日记》一篇则是访学纽约期间的副产品——似懂非懂地听着比较文学系雅克·莱兹拉（Jacques Lezra）教授的“寓言”课，然后某个上午跑去说我的paper要写“Revolution and Allegory: On Lu Xun’s Writing”，于是在圣诞之前的几周经历了我人生中少见的通宵写作。2011年，我改写了那个过于“理论化”的版本，快速捋了一遍《狂人日记》的研究史，竟然发现自己的读法颇有一些道理。2015年受张旭东老师邀请参加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文化论坛”，又拿这篇交了作业，不过引入了有关《新青年》的内容作为参照。每年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时，我照例要再起《狂人日记》于地下，层层累加，难免越讲越厚。这些变化一一体现在本书收录的这版文章中。

我好像习惯了这种“计划”外的撰文节奏。为了好好开会，就得认真写作，当然写着写着，便不只是为了开会。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史读书会”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两次会议推力强劲，论李准（2019年初稿，2020年发表）与论周立波（2020年初稿，2021年发表）的文章便是凭此机缘诞生。谈《繁花》那篇也是起自会议，但2014年时只有一个非常粗陋的提纲，直到2020年才咬牙将想清楚的一些东西写出。

当然，也要感谢杂志编辑们的推力，没有他们的督促，我可能还要不自觉地延宕一下。特别记忆犹新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李蔚超老师携其火热的革新意志在2022年春节期间对我的写作进度“嘘寒问暖”，让我这个老实人觉得必须再加把劲，论李约热一文于是得以提前完成。谈《雷锋之歌》那篇也亏得《文艺理论与批评》的鲁太光老师及时提醒与激励，才从PPT顺利变成了文章。

想起最早一篇构思于2007年年底而最新一篇完成于2023年暑假前夕，恍然发现，这本集子竟是自己十多年文学研究的见证。由今天的自己来看，第一种编年史显示了一种可能性，但更呈现出一种确定性：在晚清的语言与政治之间寻找“中介”，在卢卡奇《小说理论》的棱镜中追索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形式”之“内容”，迷恋于《狂人日记》里“吃人”的不可转译性，在紧随“形势”的李准作品中辨析“文”与“势”的多重互动，在周立波一系列短篇创制中体会“风格”的“大义”，想要为《繁花》的“不响”提供别一种解释，想要将一位参与“扶贫”的作家接入20世纪革命文艺的传统，更想测试一下自己阅读《雷锋之歌》的诚实感受，并为这种感受的合理与不合理提供历史的解释。我从中看到了自己的确定性，我接受这一切，这就是我的书写、我的风格。不能说独爱这一本，但有些偏爱或许是真的。写作时虽有疲劳但不痛苦，乃至生出欢欣，如同面对敌人坚固的城防突然找到了入城的暗道。两个写作瞬间至今依然能唤出高峰体验：发现黑娃与白孝文才是承载着“时间意识”变迁的关键人物，叙事形式的深层意味借之浮出了地表；发现《禾场上》那句“难产的落沙婆无法减轻她的临盆的痛苦”，同《资本论》序言里的“减轻分娩的痛苦”产生了绝非偶然的共振。我期待着主观的巧思在某个瞬间突然转为文本深处发出的呼喊，在那一刻我甚至理解了黑格尔的晦涩语句“客体的过程就在于表明自身同时是主观的东西”，从而体验到了阐释过程中“主客体同一”的快感。

第二种编年史正是“客体”的编年史：将八篇文章所涉对象重新嵌入时间脉络——时势，但不是将之放入匀质的时间当中。所以我为之拟设了三个连续而有别的次级标题。“文之革命”指涉晚清至民国初期“文”“文学”与“革命”之间的切肤性联系，这也是“新文学”极不稳定乃至尚未诞生的时刻，是新旧古今中西赤身肉搏之时。“革命之文”则是探问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究竟生成了何种美学感觉，落实为何种感性形式。此处当然困难重重，但我此刻更感兴趣的恰恰是那种曲折而有难度的表达，而且我愿意肯定那些有力且成功的经验。“当代的考古”处理的是“狭义”的当代文学，但我恰恰要从中考掘出历史的“幽灵”：《白鹿原》的“表达”源于改革时代实体瓦解之忧郁；《繁花》由其观察者身位，以及对于移情的抵制，带出了重述空间与历史的可能性；《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则以迂回的方式抵达了“讲话”的要义。这三个次级标题既凝结着无法消融的差异，又在另一个层面上成为彼此的参照乃至组成部分。此种回溯性重构自然流露出无法掩饰的野心，也就更多呈现出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

八篇文章中，只有论刘师培一文可算作“泛”论（但也能辨识出对于刘师培解“字”的兴趣才是为文的根本动因），其余难免让人怀疑有点“作品中心主义”。我也是在“回溯”中才越发明确，自己确实偏爱这种方式。反省一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认定，最终没有回指作品本身的文学研究总有点不对劲，欠缺味道，没有那种独特的力量。大概正是在这一点上，这几篇研究称得上是某种文学批评。在我看来，文学批评是一项真正严肃而困难的事情，但却拥有回指作品并对之加以解放的独特力量。2023年承蒙河南师大杨丹丹老师看重，有机会在《当代作家评论》上谈谈自己的“批评观”，那几句话颇能道出我的一些想法，故选录在此处：

我想说，研究为真正的批评做了准备。但我还在路上。

批评是一种判断，它首先要做的是确认何者值得批评。这当然就已经包含了一种理解——何者“重要”。而确认这种“重要性”，则需要耐心、严肃而细密的研究工作。

批评是一种侦测——辨识并牢牢抓住作品的核心形式，将之置入更为确定的历史脉络中加以破译与评判。然而还值得追问，“辨识”出这种形式，需要什么条件。

批评是一种连接——将文本的细节与种种外部情境连接起来。有时这种连接显得那么不可思议。批评不仅道出作品的意图，也勾勒它得以产生却意识不到的基础与边界。作品越把自己凸显为独一，批评越要将它放回到“脉络”之中。

批评以“直言”为底色，它始终伴随一种追求真理的勇气，因而不甩下责任，不躲避后果。

但批评更应该有智慧，需要审慎的德性，克服浪漫派的任性。可以隐晦，但不能妥协。可以“孤独”，但不迷恋孤独。意识到自己从属于何种现实的力量，注目于无数无名者的喜怒哀乐，倾听时势的律动，并知道自己在隐约期待哪一种未来；对于批评来说，这是沉重的分量，但也带来某种幸福。

如同任何严肃的研究，批评同样关心历史，并从自己的“当下”汲取能量，领受使命。然而，它与所批评的对象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一种友爱关系，一种译者与被译者的关系。批评既不是捍卫也不是破坏，而是一种翻译，一种解放；既说出作品的意欲，也指出它的根本矛盾——批评它，并完成它。

想清楚了这些，好像从事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工作时能更坚定一些，也更快乐一些——当然这仅仅对我个人有效。

本书能够生成，要特别感谢上海作协的支持与《思南文学选刊》杂志社黄德海老师的帮助。选入的八篇文章受惠于诸多师友与许多学术杂志编辑的提携与指点，也从本科、研究生教学过程中收获了同学们的启发；更不能不提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特邀研究员这一身份所带给我的诸多开眼界的机会，以及众多朋友给予的实打实的鼓励。冯至说：“一个寂寞是一座岛，一座座都结成朋友。”写作或许更是这样，彼此不同，却并不孤独。希望这本小书能够迎来更多的朋友。

朱羽
2023年10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