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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何才能正确地生活，在这个世俗的世界上，在这个风起云涌的世界上——这是赫尔曼·布洛赫晚年始终在思考的伦理问题。他试图用伦理超越审美——静止、凝固、形式化的审美。生活在流动，在起伏，在变化，让每一个人无可企及，疲于奔命，苦苦跋涉。维吉尔在临终前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一个无能者、一个只能通过忏悔理解生命伦理内容的人。这是布洛赫在用力最深的小说《维吉尔之死》结尾的思考。
在晚年的岁月里，布洛赫扎入了群众心理学的旋涡。成长于世纪末维也纳的布洛赫，深切地感受到了自己时代的价值崩溃。在崩溃中，每一个人都成了似乎在探寻却是浑浑噩噩、苦苦求索的“梦游人”，因为他们必须面对一个残忍的真相：价值中心已经瓦解了，正如叶芝在诗歌《基督再临》中写下的诗句：“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袁可嘉译）到了晚年，布洛赫对作为审美的文学已没有太多信心，宁愿写作有关政治和哲学的随笔，甚至试图进行政治活动。他在1938年10月9日流亡到了美国，到了“二战”后，他提出了一项“国际权利与义务法案”，甚至建议创立研究民主理论的“国际大学”。然而，他的提议石沉大海。
在这样的处境里，他从1949年开始写长篇小说《无罪者》。这部小说于次年发表。初读之下，这部由诗歌和中短篇小说拼贴成的长篇小说显得支离破碎、杂乱无章。的确，它的创作过程也是混沌、即兴的。美国出版商魏斯曼打算出版布洛赫1917至1934年间的五篇小说《伴着微风起航》《条理的构思》《惘然若失》《乌云飘过》。布洛赫却在收到校样后，突然新写了六篇小说，试图将这些小说组织成有一致性的整体——“诗的框架” [1] ，同时嵌入了《声音 1913》《声音 1923》《声音 1933》三首长诗。这个结构酷似他早年的长篇小说《梦游人》。在由三首长诗分隔出的三个部分之前，布洛赫又加了一篇《声音的寓言》，增强了整部小说的统一性和隐喻性。
显然，“声音”成为笼罩《无罪者》的核心词语。在《声音的寓言》里，通过拉比的教诲，我们看到了声音与沉默的双重性，时间与无时间构成双重性，浸润在圣主创造的万物中。这个“寓言”奠定了这部小说深沉又严肃的语调。这是一部反抗价值崩溃后的“媚俗／刻奇”的小说。价值崩溃的时代必定是媚俗大行其道的时代。媚俗，便是用漂亮的怀疑论来装点深刻的思考，粉饰“我们如毫无分量的鸿毛般来回飘荡” [2] 的生活。在三篇以“声音”为题的诗歌开头，布洛赫都追问了写作的价值和伦理：“为什么你一定要创作？”
1913年的答案是：“为了再次遥望我的青春。” [3]
1923年的答案是：“为了报道我们所有的失职。” [4]
1933年的答案是：“离别的应许之地，啊深层的预感！” [5]
对于写作的价值和伦理的思考，一层层加深。对青春岁月的追忆，对我们的职责的反思，对家园、乌托邦、救赎的追寻，这一递进秩序使布洛赫给自己的写作套上一副沉重的枷锁或负重的羽翼。他认为：“艺术品必须拥有示范性的内容，必须独一无二地展示整个事件的统一性和广泛性……一件叙事性的艺术作品在结构上也必须进行有意识的建构和复调性处理。” [6]
通观整部小说，“声音”里的说教语调庄严而富于激情，却显得枯燥乏味，味同嚼蜡；穿插其中的十一篇小说的叙事语调细腻而富于耐心，如泉水一般汩汩涌出，湍急又丰盈。这两者之间的落差、对立、跳跃，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审美”力量。
但晚年的布洛赫对“审美”绝望至极。正如小说名字所显示的，他要借助从南非归来的荷兰钻石商人安德鲁的故事，沉思“罪”（Schuld）这一棘手的问题。因为罪的棘手，这部小说必须进行“复调性处理”。任何作品，无论多么明晰、完整和丰富，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生活的伦理追问。伦理，必须直面生活的无限可能和不断的变迁，直面他者的意外和差异，思考每个人的责任。
小说开篇，安德鲁还是安德鲁，还是一个年轻人，在酒馆偷听邻桌一对恋人情意绵绵、战战兢兢的对话。然而这一对似乎在进行道德冒险、在“钱”上纠缠的恋人，让安德鲁浮想联翩，呓语不断。也许，安德鲁的一句话已经奠定了布洛赫在这部小说里对于伦理的看法：“声音的交织无可指摘地进行着，命运的交织会紧随其后。”安德鲁也不是例外。他被卷入了自己的时代，这个“愚蠢根深蒂固地在人类世界中传承”的时代，与他人的命运缠绕在一起。
安德鲁喜欢过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他的名字是从A开始的，因此拥有从A到Z的所有名字，他可以是任何一个名字，甚至无名。于是他向着自己独白：“从此请诸位称呼我为A。”他仿佛成了人类的第一个——亚当（Adam），成了所有人，成了罪的见证者和承受者。当然，直到小说结尾，他才意识到自己必须成为罪的承受者。在这之前，他是一个用沉思装点自己、麻木自己的媚俗者。他是一个尚未具有启示价值的“圣安德鲁十字”。在《伴着微风启航》这篇中，他在咖啡馆里偷听邻桌的一场对话，并注意到了大理石地面上的圣安德鲁十字图案。这场对话也许只是他自己的内心戏——意识流。布洛赫与乔伊斯关系密切。他在1936年发表过随笔《乔伊斯和当代》（ James Joyce und die Gegenwart ）。意识流手法在《维吉尔之死》里得到了绚烂的展示。在《无罪者》中，意识流手法依然或隐或现，始终缠绕着小说叙事的推进，突出表现在作者、叙述者和主人公的声音往往杂糅在一起，难以分清。意识流是内心欲望的脚手架——欲望得以往上攀登并显山露水。他是一个刚死了母亲而在寻求母性安慰的人，他在死去的父亲那里并没有得到过深深的爱。
而最后一个人Z就是数学助理教师扎哈里亚斯。“所有的无限都是无与伦比、独一无二的。由于扎哈里亚斯的爱情向着无限投射，它也想变得无与伦比、独一无二。” [7] 他身上充盈着情欲的火焰，他是一个让情欲燃烧的宇宙，但他只是戏仿的情欲主体。他的情欲是媚俗的，属于一个市侩的可笑的情欲。他是“一个没有什么个性、没有什么自我的人” [8] 。而他要求恋人菲利皮内的爱无与伦比、独一无二，达到完美的高度。这就是爱情上的媚俗。因此他无法接受菲利皮内低俗的一面。媚俗的人无法接受生活本身的落差、裂隙、不足和不能。他们要求一切人和事物变得完美，而事实上，他们自己却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是低俗的，无法统一自己的精神与肉体、理想与现实。他并不具备孕育崇高、优雅精神的能力。他只是一个空想的媚俗者。他的生活中充满了“裂隙的非此即彼”与“情欲上的不安” [9] 。他甚至只爱菲利皮内的肉体，对不断升华情感的任务感到绝望。最终，他变成了一个性虐狂。
在构成小说主体的第二部分里，安德鲁成了A，来到堕落、麻木、价值崩溃的中心——W男爵的府邸。他在这里见证了女仆策琳的荒淫无度、滥施暴力。当然，他并非通过观察、经历而认识到策琳的真实面目。恰恰是在对策琳的“声音”的倾听中，他知晓了一个可怕的世界——策琳亲口向A讲述了自己放荡、混乱而邪恶的故事。
那么什么是罪呢？对策琳的故事，A无动于衷，他甚至冷漠地对待洗衣房女工梅莉塔自杀之事。沉思生活让他在具体生活中变得毫无伦理感。直到“石客”的“声音”介入，他才开始了伦理的思考。他终于意识到：“我们漠视他人的苦痛，漠视自己的命运，漠视人的自我，漠视人的灵魂。谁被第一个拖赴刑场也变得无关紧要。今天是你，明天就是我。”真正的伦理源于动情的反思，坚定地把自己带入自己的时代，带入罪的黑夜深处。A因此自杀了，以个人的柔弱之躯承担起时代之罪。
“政治上的麻木不仁就是道德上的麻木不仁。” [10] 在布洛赫看来，面对时代的错误，我们每一个人都难辞其咎，都不是“无罪者”。也许A的自杀并不能纠正时代的错误，但他拒绝成为享用着“麻木的幸福” [11] 的人，拒绝“对人自身的漠视、对周围人痛苦的漠视” [12] 。A的沉思生活最终走向了从伦理深处生长出来的勇气。这份勇气让我们每个人不得不去反思如何才能正确地活着，在一个巨大的时代，如何关切他人的痛苦、反思自己的处境。我们必须这么做，因为“我们的界限相互交融”，如果有危险，我们就“处于共同的危险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孤岛。
2022年11月14日
刊于《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第2期
[1] ［奥］赫尔曼·布洛赫：《无罪者》，李晓艳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第321页。
[2] 同上，第8页。
[3] ［奥］赫尔曼·布洛赫：《无罪者》，第7页。
[4] 同上，第45页。
[5] 同上，第257页。
[6] 同上，第30页。
[7] ［奥］赫尔曼·布洛赫：《无罪者》，第38页。
[8] 同上，第31页。
[9] 同上，第33页。
[10] ［奥］赫尔曼·布洛赫：《无罪者》，第323页。
[11] 同上，第50页。
[12] 同上，第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