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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局时代，西方仍在刻舟求剑中唱衰中国，但并未从根本上挖掘出决定中国经济发展走向的关键变量。中国当前面临的挑战，不只是简单的经济繁荣或衰退，更在于内外部同时发生深度结构性变革。说到底，虽然中国经济麻烦不断是事实，但这与衰败显然不是一回事，关键在于把握决定形势走向的本质，认识到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仍有四大空间可挖掘。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或将由问题倒逼产生，并将在结构调整中化繁就简，持续推进。
2024年初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短期经济运行数据不容乐观。
第一，“三驾马车”总体趋缓。首先，消费受就业与收入预期影响，降级势头不可逆。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1—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仅同比增长3.4%；消费“领头羊”北上广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频现同比负增长。其次，投资增速也低于预期。固定资产投资2024年1—8月同比增长3.4%，呈现低位横盘；房地产开发投资2024年1—8月累计同比下降10.2%。颇具亮点的只有外贸，2024年前8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6%，创历史最高。
第二，工业增加值、工业企业利润、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等制造业形势指数屡创新低。以2024年8月的数据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8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不但低于上月的5.1%，更低于预期中值4.7%，而且这已经是该数据连续第四个月增长放缓，为2021年9月以来放缓时间最长的一次；2024年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创2024年以来的最大同比降幅17.8%，上月这一数字还是增长4.1%；PMI较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至49.1%，为2023年7月以来最低。
第三，金融和化债压力凸显。一方面，2024年8月M1同比增速下滑至-7.3%，M2同比增速下滑至6.3%，M1与M2“剪刀差”达到-13.6%，创近30年来最低，这一数字甚至低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以及2022年新冠疫情期间。另一方面，地方财政收支缺口巨大，基本处于负增长。2024年1—8月，政府公共财政收入（同比下降2.6%）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下降21.1%）双双下降。此外，2024年前8月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同比下降31.5%；居民和企业预期仍未改善，PPI连续20多月负增长，CPI在0附近徘徊，历史罕见。中国地方债问题严重，根据财政部数据，截至2024年1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40.99万亿元，这还不包括隐性债务。为此，财政部、央行等五大部门发声化债，正配合指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方式开展债务重组、置换。更不容忽视的是，房地产的供求关系已到达临界，且过度金融化。面对部分地方房价腰斩，虽然国家出台降息、放开限购等多项政策试图缓解，但效果有限。
第四，宏观GDP等数据看似欣欣向荣，微观财务从个人失业到企业破产却是不尽如人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中国GDP为61.7万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2024年第二季度GDP名义增幅4%，实际增速为4.7%；第一季度GDP名义增幅4.2%，实际增速为5.3%。实际增速大于名义增幅，说明经济处在通缩区间，导致GDP可比价增长高，但与财政、企业、个人收入密切相关的现价GDP增长低（经济供过于求，价格下跌）。虽然中国能做到5%的GDP增长已属不易，但对基层来说感觉不大，因为就综合的社会经济而言，仅有几个百分点增长的GDP已远远不够，无法反映社会经济的综合状态。更何况，中国是用生产法统计GDP（即只要生产出来，不管是否销售，都计入GDP），计入最多的当数房地产项目。在推倒房地产多米诺骨牌的产业洗牌后，GDP更多的是少数头部企业贡献，而量大面广的企业则承受着洗牌的巨大压力。
第五，从生产变现的收入角度看，财政部报告显示，2024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5913亿元，同比下降2.8%；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9915亿元，同比下降15.3%；企业所得税25384亿元，同比下降5.5%；个人所得税7358亿元，同比下降5.7%。就连国企日子都不好过，2024上半年国企营收增长1.9%，利润总额却下降0.6%。企业生意难做、个人收入下跌的微观真实状态，足以表明宏观GDP已不再是经济好坏的主要指标。
总之，正增长指标数值较小，负增长指标却大幅扩大，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似乎呈现谷底滑行之势。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如今不少企业直接“躺平”，个人手里有钱不用。央行报告显示，2024年前7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0.66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8.94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减少3.23万亿元。2024年7月，企业中长期贷款新增1300亿元，创下2016年以来最大降幅；上半年居民的非住房消费贷款净增长不足270亿元，同比大降6500亿元，为2011年以来最低值。居民既不买房也不提前消费，除了还债就是储蓄。个人和企业都勒紧了裤腰带，市场除了政府主动扩张外几乎集体“貔貅化”（只进不出）。政策再怎么放水提振经济，都如鬼打墙般基本落不了地！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竞争优势依然存在的基本面没有变，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经济走到了上下半场切换的关键阶段，面临着一场深度结构性调整。正因如此，全国各省市集体行动，除了不再唯GDP论英雄外，还出现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企业家站“C位”、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振发展信心等高频词汇。如此种种，不仅折射出各级政府的现实压力，也反映出政府思维转型、行为转变的迫切性。但在各方调整之前，还应认识到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呈现出三大维度的“结构性脆弱”状态。
一是过剩与不足的市场悖论。一方面，作为世界工厂，中国生产能力极强，不只是钢铁、煤炭、锂电池等传统产能过剩，就连光伏、新能源车、芯片等新兴产业都因一哄而上导致产能利用率不足，更引发西方对中国过剩产能倾销的抨击。可以说，中国市场的产能过剩，确实必须经过残酷的洗牌才能回归平衡。有锂电池分析师称，2024年国内负极板块产能过剩50%，隔膜过剩70%，铁锂正极过剩最高130%，电池过剩接近2倍，三元正极过剩2倍以上，电解液过剩3倍以上。2024年与2023年相比，隔膜、铁锂正极、电池产能过剩情况没有进一步恶化，但是三元正极和电解液产能过剩情况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中国仍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资本、技术、土地等要素市场化不足，规则不到位，缺少制度方面的保驾护航。也正因如此，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文件提出“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
二是产业结构的新旧替代冲击。因为迅猛发展的互联网、数字经济几乎打得传统产业措手不及，从淘宝到美团，消费全在网上买，以致实体商店纷纷倒闭。不仅现金钱包被扫码支付取代，直播带货替代门店渠道，企业大搞数字化转型，以致商业写字楼都没了用武之地。在全国范围内，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的商业写字楼空置率不断上升。例如，根据CBRE世邦魏理仕的报告，望京SOHO的空置率从2024年初的40%上升到2024年6月的43%，瑞虹企业大道项目空置率达到47%，武汉财富中心的空置率达到39%。特别是AI和机器人的使用，让越来越多工厂无人化，不仅解放人力，从ChatGPT到大模型等更在解放脑力。从传统实体到虚拟经济，从替代工人到替代知识分子，就业市场出现结构性逆转，拖累GDP增长。相关方面需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失业浪潮做好预案，而非跟随市场追逐经济浪潮。
三是政策随机而致市场迷茫。虽然对于经济波动，中国有足够的政策工具箱，但也正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政策容易在问题导向下善巧方便，频频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迹象。工具箱的应景性往往导致其治标不治本，缺失制度性安排，进而导致“预期”缺失。市场信心不足，若无稳定的收入来源，别说透支消费了，就是生活开支都得量入为出。央行调研显示，2024年第二季度城镇储户未来收入信心、就业预期分别较2024年第一季度下降1.4个和1.8个百分点，创下2010年以来新低。可见，出政策不在于多寡，而在于是否对症下药，可持续引导市场预期，提振信心。
说到底，面对中国当下转型急剧、维度多且互为悖论的局势，已不宜用“否定之否定”的方式进行调整，更宜用新的增长去渐进地解决发展带来的失衡。
针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一时间，从产能过剩论、债务危机论到经济失速论、经济见顶论，西方持续抛出“唱衰中国”的论调，典型代表有二。一个是因成功预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名声大噪的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他在演讲中说，五年内中国会遇上“大麻烦”，依据是中国经济的支柱行业房地产泡沫破裂将进一步导致经济崩溃，并声称中国与日本类似，正在进入“一个停滞和失望的时代”。而他在21世纪初唱衰中国的依据是中国“三驾马车”以外贸为主，当外贸走弱经济将雪上加霜。但事实是，2024年10月，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2024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2.33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32万亿元，同比增长5.3%。另一个是担任过四任美国政府顾问的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继2001年“中国即将崩溃”的论调之后，如今再次“唱衰中国”，还鼓吹美国战胜了通胀，对美国经济抱有“强劲”“韧性”和“繁荣”的乐观态度。
事实上不唯这二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驶入增长快车道，经济实力持续增强。在此过程中，“中国粮食危机论”“中国数据造假论”“中等收入陷阱论”……国际上唱衰中国的论调不绝于耳。而且，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每次西方唱衰抹黑中国的“高潮”都处于世界经济出现危机、中国经济面临挑战的时刻。如今正处变局时代，老调重弹见怪不怪。只不过，相比过往，眼下西方唱衰中国有两大特征。
第一，唱衰逻辑更加“老谋深算”。这部分人不仅聚焦中国疫情后经济数据低于预期的具体表现，还剑指中国决策层的误判以及顶层设计的错误，认为中国政府有能力扭转当下的经济问题，但因误判国内外环境和未来形势，选择维持现状。而且他们大肆鼓噪深度的政府干预对民营企业等产生致命打压，指责中国决策层在经济政策与改革开放上“开倒车”。
第二，唱衰频率最高、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大、来源最广，堪称30多年来最大的一轮舆论浪潮。2024年以来，不少西方媒体多次发表文章唱衰中国经济。美国这一轮对华所谓“产能过剩”的攻击，这些西方媒体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肉喇叭”角色，其目的无非是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找借口，给美国政府打压遏制中国新能源产业做舆论动员。而且，相较以往论调集中在美国，本轮正传向欧洲、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媒体与学者圈，质疑中国发展的规模、频率、范围等均远超以往。
不过，与过去一样，这波“唱衰中国论”也将走向崩溃。这是因为，从克鲁格曼的唱衰论，到章家敦的崩溃论，西方大多用传统的政治博弈和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但忽视了中国的特殊性。
其一，政治视角方面，美国的骄傲和对中国的偏见，决定了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潜力和崛起的能力难以有正确的评估。中国有句古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用来形容美国，那就是“不识中国真面目，只缘心在偏见中”。在过去的70年间，美国曾对中国的发展走向做出过6次重大预判，包括苏联解体后下一个垮台的是中国、“市场化”必然使中国“自由化”等。极具戏剧性的结果是，美国的6次误判反倒证实了中国崛起势不可当。到了今天，西方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眼光选择性唱衰中国，背后目的显而易见，即配合美国对华贸易、科技、金融打压的新一轮舆论综合攻势，试图干扰与打压中国经济增长势头。显然，美国的意见领袖和官员，大多被一些具有分裂主义倾向的势力所包围，他们只接受有色眼镜下的信息，无法客观地评估中国的发展。这种情况必然会再次导致对中国的误判和偏见。
其二，经济视角方面，简单地用西方经济发展的概念和理论来研究中国，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预测中国的实践经验与发展走向。受理论范式的制约，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中国发展实践的众多问题。例如，西方学者的分析和政策建议，经常是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视角出发，相应地，他们割裂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并据此推理研究中国，以致认为中国需求疲软的原因在于政府“打击民营经济”。殊不知，中国发展的经验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更加多维的层面，远远超越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内涵和指导意义。一方面，中国并没有“嫁接”西方体制，而是在学习、借鉴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引入了市场机制，以及政府有效管理和市场高效竞争相结合。另一方面，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是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拥有超级产业转化能力，高度的城市化水平，受大学教育最多的人力资本和工程师红利，最完善的交通、物流、通信体系等基础设施。这些特有的因素支撑着中国经济持续恢复并迈向高质量发展。可以说，忽略了中国的特殊性及其规模和影响力，自然难以解释中国经济的运行。
追根究底在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落差与切换，让西方无所适从，以致在预判中国形势时刻舟求剑。近几百年来，西方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所开启和领导的市场经济、数次工业革命、互联网科技以及经济全球化，极大地提升了效率，促进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然而到了今天，伴随市场经济发展到最高阶段，美国跌入产业空心化、金融虚拟化的深渊，西方300年的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相较之下，中国从一穷二白成长为如今能和美国掰手腕的国家。对此，尽管时代的小船已驶过连绵不绝的万重山峦，西方学者教授们仍停留在旧时代的两岸不停地啼叫，极度留恋美国巅峰时期的光辉岁月及其意见领袖的身份，试图在对中国经济形势“指点江山”中寻求获得感。如此一来，自然是讲不清形势的。
其实，不仅是美国，在国内，唱衰中国逻辑虽不被主流人群所接受，但在研判中国形势上，国内经济学界存在分歧，以致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窠臼，呈现两个极端判断。一派过于乐观，认为中国过去四十年的高增长，是因为摸索出了中国模式，而中国模式的核心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并声称中国已全方位崛起，“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前沿，甚至不少领域内是清场式的遥遥领先”，但这种论调却无法解释芯片被“卡脖子”的客观现实。另一派致力于照搬照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宣扬“自由市场”理念，认为中国“要想体验经济的飞跃，必须将资源从政府的紧握中抽出，交给市场这位不可预测的狂野舞者”。殊不知，就连美国自身也在检讨反思中提出“新华盛顿共识”，否定“市场万能论”，承认自由市场经济并非永远完美，还主张以国家介入为主旨的“产业政策”等。
中国经济虽面临真实的困难和挑战，但这与衰败显然不是一回事。说到底，面对中国经济形势，国内外的分析判断大多是就表象进行外延式扩展，并没有从根本上挖掘出决定中国经济发展走向的关键变量。换言之，判断经济形势，不仅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短期看长期，还要看结构变化，更要看综合质量。现实是，中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这不仅表现在量上，更表现在质上。如在创新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在全球的创新力排名较2023年上升1位至第11位，是10年来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报告还表示，中国拥有26个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中国创新发展正展现出强大的动能和广阔前景。又比如，凭借强大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优势，中国制造在世界的地位举足轻重，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首位。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7578.3亿元，占中国出口总值的4.1%。“新三样”出口市场遍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受到广泛欢迎。
显然，不被形势变化的纷纷扰扰所困惑，关键在于把握决定形势走向的本质，回归第一性原则，从事实出发——中国经济表现不及预期，追根究底在于中国正处在经济恢复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期，面临系统性、周期性、结构性三重巨大挑战。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既有长期笃定的追求，也在识变、应变、求变中调整。
其一，系统性挑战是指整个全球经济系统面临巨大风险，例如通货膨胀、全球产业链脱钩断链、地缘政治抬头等一系列问题。尽管如此，在世界经济坐标中，中国“一枝独秀”。从增量看，国家统计局2024年7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虽有所放缓，但经初步核算，2024年第二季度中国GDP依然同比增长4.7%，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美国2024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3%，欧元区2024年第二季度GDP环比增长0.2%）。从分量看，2024年中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使其他经济体的产出水平平均提高0.3个百分点。
其二，周期性挑战是指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时期因过度扩张而带来的周期性威胁，包括产能过剩、需求收缩、高负债等。对此，政策调控的本质是“左平右衡”，不断围绕着均线上下波动，使各种偏态和失衡尽可能向均线回归。就此而言，如果说2024年是中国周期性问题普遍加深、探底的年份，经济走出了进二退一、波浪式发展的复苏曲线，那么整体来看，2025年是中国周期性问题筑底在望的一年。毕竟，从货币政策边际效用递减，到房地产、地方债等政策不断调整优化但效果有限，种种迹象表明，2024年筑底的底色开始显现。
其三，结构性挑战既包括从“大基建+房地产”到“科技创新+数智经济”的新旧动能切换，也包括经济发展长期采用投资和债务驱动、人口的总量见顶与结构失衡、区域发展失衡、投资过剩与消费不足错配等结构性扭曲。这意味着，变局时代，应对中国经济难题的关键是从周期性调整转向结构性变革，而这难以一蹴而就。当下也只是打破了旧格局，却还没有形成新秩序。这也就命定了，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还将持续存在。换句话说，中国经济正处在承前启后、爬坡过坎的关键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3%—5%的中低速增长，同时也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增速不像以前那么高，但结构优化、动能转换以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壮大，给了中国经济不可限量的想象空间。
“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之常数也。”万事万物只要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进入一个回落调整的时期，直至下次机遇来临，高速增长才会开启。变局时代，危中有机。对中国而言，与其被唱衰中国的言论所捕获，不如跳出现象看本质，借助经济困局倒逼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为长期增长打下基础。这也是对唱衰中国经济最有效的回应。
在关于改革的“全方位动员令”下达之后，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长期约束、限制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动不得”的领域、环节，它们将要面对适应新质生产力要求的“生死选择”。鉴于此，以下四个领域有可能会被“打开空间”，为构建新质生产关系做好前期准备。
首先，进一步释放市场化的空间。就当前的情况来看，国内市场还有一些深层的约束待破解：其一，目前国内办企成本在世界还处于中高水平，各种税费尚处于高位，从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非税收入同比增长13.5%，而税收收入同比下降5.3%的“剪刀差”就可以看出其中的隐忧；其二，企业经营范围被限制，一些地方政府的条文很可能成为制约企业经营的依据，这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放管服”的精神；其三，负面清单难以落到实处，政企官司的“公正公开”一定程度上也存在无法保护市场主体基本需求的情况。此类事件若频繁发生，不仅会抵消刺激性宏观政策的效用，而且还会封闭市场化的空间，更别提推进市场深化改革了。
不过反过来看，这三大问题其实也正是市场化改革能量释放的空间，这一空间的再次打开既是操作问题，更是提振市场信心与预期的信号。相对而言，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变数在于其推进的时间表。
其次，把握精兵简政的历史机缘。当财政收入负增长、各种债务剧增、行政办公经费锐减时，实质性的改革条件就成熟了，倒逼体制改革也水到渠成。道理很简单，财政供给吃力时，较为合适的办法就是动重新分配的脑筋。
在此条件下可以快速推动除了教育、医疗（也需要“瘦身”）之外的事业单位，在一至三年内基本“脱钩”，转为企业，而那些自身有财力的事业单位，其“脱钩”的积极性大，因此，作为首批试点，其速度可以更快，完成可以更早。延安时期党中央就搞过精兵简政，毛主席对此提议特别写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因此，精兵简政的关键在于启动的历史条件，它是优化结构的前提，可以在约束时间内完成以往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再次，利用大国红利实现国家信用再释放。这些红利往大了说，可包含货币的国际化、债务的国际化、市场的国际化以及规则的国际化。不管是SWIFT（国际资金清算系统）还是BRICSPAY（金砖国家支付系统），人民币的国际化必然伴随债务的国际化。参照美国的实践效果来看，这个新空间是难以估量的巨大。至少目前俄罗斯99.5%的外贸是用人民币进行交易结算。往小了说，当为地方化债托底的3万亿—5万亿元专项债到位后，极有可能出现由国家收购地方债，或者把地方政府的债转为欠中央财政的债，然后由中央财政兜底接盘，把它们“挂起来”慢慢消化，以此解决由地方债务陷阱引发的区域经济衰退。按市场经济原则“谁家孩子谁家抱”、地方自己承担债务问题的可行性不大，这不符合大国的“身份”。而且，伴随国家地位持续提升，中国的债券也将成为国际资本投资的主要对象，为用国际资本“化债”创造了条件。总之，大国红利的精髓是用更大的视角、更大的战略发现更大的空间来解决国内的困难。
最后，强国企，弱国资。作为大国竞争的重要抓手、国家战略的主要执行者，“强国企”主要体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三个集中”上，即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并在集中的过程中不断提升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和安全支撑三大功能。具有这些功能的国企无论怎样集中、做大都合情合理，而且伴随国家间竞争的激化，其权重会越来越大。
但现实中的亮点却是针对那些与国家战略不相关、弱相关的国资尽量转让、抵押、拍卖，实现剥离，变更市场主体，按照市场化要求运行，既把国资改革的主体多元化目标落到实处，又把类似2022年《关于盘活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指导意见》提到的“加快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各类国有资产盘活利用，建立健全资产盘活工作机制，通过自用、共享、调剂、出租、处置等多种方式，提升资产盘活利用效率，为保障行政事业单位履职和事业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等要求落到实处。这些年来国家出台大批类似的政策措施，意味着还有巨大空间可以挖掘、释放，此举既能盘活存量资产，又能破除行政性垄断这一饱受诟病的“国资顽疾”；既能促进“三个集中”、做大战略性国企，又能减员增效、甩掉历史包袱。
毕竟，三部门联合发布的《全国住房公积金2023年年度报告》对2023年分类型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做了统计：国有企业实缴职工人数为3054.97万人。形成对比的是，2024年9月出口增长放缓到2.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27.1%，创下年内最大月度跌幅。这个巨大的“剪刀差”会无情地“收割”多少就业岗位？这就决定了“强国企，弱国资”策略的重要性与可行性。
破局之道的核心要义是“解决问题不能同时产生新的问题”。最后一个破局的关键是在央地关系的侧重点上，地方仍然是承担责任、面临挑战、解决问题的主体。换句话说，为了解决问题，地方将迎来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创新空间与容错空间，在前文所述的四大空间里尽情发挥积极性、主动性与能动性，充分体现首创精神，都将是破局之道的应有之义。未来地方之间的差距将从今天拉开，具体体现在破局的方向、方式选择上，对“新、奇、特”和“高、远、深”的理解与把握上。
危机挑战下，调整结构、催化改革成为必然的选择，正如40年来持续深入的对外开放构成了倒逼国内改革的重要动力。也就是说，倒逼机制通常以自我加压的形式出现。经济形势越严峻，从周期性调整转向结构性调整的动力就越大。结构性调整或将由问题倒逼产生。
其一，货币政策应对周期无效后，倒逼财税改革正逢其时。降息保房、印钞稳资、让利实体、通胀救国……货币政策善巧方便，或解一时之需，但治标不治本。例如，为保楼市，截至2024年10月21日LPR下调了三次，第一次是2024年2月，5年期以上LPR下调至3.95%；第二次是7月，5年期以上LPR下调至3.85%；第三次是10月，5年期以上LPR下调至3.60%。经历三次下调后，如今的5年期以上LPR累计下降了60个基点。然而，楼市面临的是结构性短缺与结构性过剩并存的问题，早已不是缓解楼市流动性资金紧张所能解决的。更关键的是，从资金空转，无法传导向实体部门，到货币流通速度降低，货币传导机制日益失灵。殊不知，中国不缺钱（M2突破300万亿元），缺的是能给企业带来高额回报的产业。而且，财税改革直接关系到内需动力，这不像是外贸，其他国家很难从中作梗。由此，放眼未来，货币政策失灵愈演愈烈，财税改革出台的紧迫性越来越强。
其二，在风控审批等审核下，国有金融系统的资金难以顺畅流向民企。从“白名单”到“三个不低于”，国家多举措发力，鼓励国有金融系统纾困中小微企业。然而现实却存在较为显著的规模歧视和所有制歧视，大体量企业、国企获得资金更多，这让救广大中小企业的政策呈现出事实上的失效，却也“因祸得福”，变相提高了中国去产能、出清过剩的力度。回顾整个2024年，产能出清加速展开：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4年6月末，有3895家钢铁企业在运营中实现盈利，但亏损企业数量达到2314家，行业整体的负债总额比2023年同期增加3296.4亿元，显示出钢铁行业仍然承压；在光伏产业，业绩亏损加剧“爆雷”危机，颠覆时期，光伏八巨头市值合计高达1.86万亿元，到2024年9月18日已仅剩4244亿元，短短3年蒸发1.44万亿元；在汽车行业，倒闭、跑路、退市成为常态。
其三，从外贸困局到“内卷”加剧，内外双重夹击将加速新质生产力的问世。对外，从全球产业链脱钩断链，到俄乌冲突等地缘冲突加剧，中国外贸形势持续复杂严峻。对内，由于中国尚未完成产业升级，多数产业被迫在饱和市场中“内卷”，“宁愿亏死自己，也要饿死同行”。内外双重夹击之下，不确定性成为发展中的常态。由此产生的衍生效应是，若不想被时代抛弃，就只能不断自我革新和进化，推出更具差异性、颠覆性的产品，结果带来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例如，无尽“内卷”的核心优势就是迭代速度极快，在“卷”出来的行业前瞻性思考中，把同位阶上的国际对手“卷”得无利可图乃至退出。像光伏行业，在中国，从规划产线到投产，只需要不到半年的时间，但在欧美国家可能需要两年。恰恰是这些在中国式“内卷”中“卷”出来的企业，构成如今中国光伏、新能源、锂电等产业强盛的局面，无怪乎有言论称中国式“内卷”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尖刀”。
其四，量大面广的失业问题将加速“三元经济”的到来。山东、上海等十多个省市集中宣布“收缩编制”；伴随出生率下滑，幼儿园濒临倒闭，教师面临降薪失业；文生视频模型Sora一出，视频编辑、导演、动画师开始失业……失业冲击如此汹涌，社会依旧稳定，主要原因是年轻人基本背靠父母维持生活，以及外卖员、快递员等就业蓄水池在缓冲。问题是，僧多粥少之下，就业蓄水池逼近饱和。例如，在各地发布的文件中，网约车单车日均接单量不足10单。前所未有的失业潮正倒逼社会经济加速到来。养老、教育和医疗将是社会经济打头阵的重点产业，也将进一步成为孕育社会企业的肥田沃土。届时，引领未来的将是由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社会经济共同构成的“三元经济”。市场经济强调自由竞争，国家经济倾向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社会经济促进社会和谐、兜底社会漏洞，三者最终三足鼎立，但又彼此关联。
以此看，危机是改革的催化剂，改革是被倒逼出来的。届时，面对大变局、大转型，宏观战略将在倒逼中从周期转向结构，主线是既要出清超级繁荣时期的过剩产能，还要整理超级繁荣时期的结构性扭曲，以及引领未来的结构性调整。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将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但是拨云散雾，基本的调整主题将锁定在“全面深化改革”，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体聚焦以下方面。
一是进一步对外制度型开放。面对西方对华“去风险化”，中国将更坚定地高举对外开放大旗，从过往商品要素流动为主、放松市场管制的渐进式开放，转向以规制、规则、标准开放为主的制度型开放。因为客观上，中国的庞大产能必须走向世界，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这也意味着，再全球化是中国政治经济综合战略。仅从中国营商环境看，还存在地方行政壁垒、对外差别待遇等问题，尚需统一大市场的“全国一盘棋”，更需与世界规则和标准全面接轨。不止于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如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更在于全面稳步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打通内外制度壁垒，融入国际社会。
未来，国际化、法治化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产品说明书”。一方面，用国际规范倒逼中国改革。中国将通过世界通行的国际标准、规则和法律，来倒逼国内法律法规、政策体制的改革与优化，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另一方面，用中国经验带新全球化的节奏。接轨世界，也不意味着全盘接受西方规则，而是为推动规则、规制、标准的国际互联互通，让中国管理、中国规则、中国标准走向世界，比如中国的高铁标准、5G专利等，引领世界再全球化的新步伐。
二是向着市场经济回归。因为不管是2024年4月针对股市的新“国九条”还是扶持楼市的“5·17新政”，重磅政策救市自以为可以力挽狂澜，却依然暴露了“政策市”的本性。当初房地产去泡沫祭出“三道红线”和“限字诀”去金融化的做法简单粗暴，到了要救市时又取消限购、以金融支持房地产，无异于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翻烧饼”。因此，下一步必须收敛政策的离散度，避免从一个倾向到另一个倾向，把权力从行政手中交还给市场，真正兑现“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其均线是向前演化发展的市场经济，至少从两个方面去纠偏政策倾向。
一方面，收住多动的政策之手，转向市场主导的结构改革，更多是制度性安排。比如，房市需要适应市场的结构性变化，降低房地产交易税率，让市场交易活跃起来。股市也不仅仅是严监管的高压式管控，还需纠正股市过度西化以及非规范化的现状，启动市场行情，让股民真正赚钱，才能让投资者对股市有预期。另一方面，强调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从更高层次规范公司法的角度去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尽管国家发展改革委设立民营经济局，一再给民企吃定心丸，但受危机冲击最大的就是民企，未来通过法治化给予市场公平、公正、一视同仁的营商环境，才能真正安抚民企，提振企业家信心。
三是加速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当下全球正进入两个大繁荣之间的经济低潮期，亦是探底的非常态过渡期。尤其当美国把中国当作对手围追堵截，科技领域已成主战场，中国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一边是要摆脱上一轮大繁荣的后遗症，即全球化大生产带来的超级过剩；一边是迎来了科技文明的新时代，必须适应科技对各行各业的颠覆性改造，正视其高度不确定性、高风险性、“偏态曲线”等基本特征和规律。毕竟，区别于农业、工业和IT文明的鲜明产业特征，科技文明围绕科技赋能所有行业，让一切“面目全非”。
因此，新质生产力需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未来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推动中国经济从传统的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未来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对外将积极反映中美竞争的紧迫性，就看谁能在科技文明上率先点亮前沿科技，引领未来产业；对内既将用AI、大模型等新科技对传统产业全面赋能，在数字化推动下释放新生产力，更将用新质生产力解决绿色经济的前提性问题，诸如降低基础能耗、维持生态多样性等。毕竟，AI的尽头是能源，未来需要用科技解决能耗问题，从新能源应用到新型电力系统，将以中国方案为世界未来绿色经济探路。
四是追寻复式经济的均衡点。中国在计划经济半道拐到市场经济，不知不觉走出“大政府+大市场”的复式化道路。仅是外贸“新三样”（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的崛起，不仅有宁德时代等市场力量的万马狂奔，电动汽车的弯道超车背后更是产业补贴的国家支持，光伏产业甚至是靠政府项目的全力推进才能发展得如此迅猛。相较于西方市场经济的单路突破，中国以国家经济和市场经济两手抓，在与美西方的竞争中自然呈现复式经济优势。但就国内而言，复式经济在不同领域出现了要么政策管得太死，要么市场竞争太“卷”的非均衡状态。比如，放任互联网平台“绞杀”线下实体店，终将招致互联网反垄断的纠偏。
未来需要协调政府和市场的界面，既要释放市场经济活力，让股市房市等退出“政策市”，对某些“伪市场化”领域进行市场化再造；又要补市场经济不足，比如在芯片、AI等市场竞争性领域，一旦上升到国家博弈，也需要国家经济介入为之保驾护航。就此而言，不止于国计民生，就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型产业的国际竞争，也需要建设新型举国体制。尤其是国企与民企的诸多不公平，包括国资保值增值与科创高风险的矛盾等新难点，都将倒逼国企改革迭代，从管资本到管战略、管功能，孕育新国企去落实国家战略意志。
五是提早布局社会经济。随着科技浪潮势不可当，就业问题将前所未有地爆发。不仅仅是机器替人浪潮，AI和ChatGPT对各行业的“格式化”，将量大面广地“绞杀”白领和知识分子。这已非周期性的常态失业，而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面市场出清，连公务员等“铁饭碗”都将被砸。以此看解决就业，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国有经济，都将显得杯水车薪。“中国经济”系列图书早年就提出“三元经济”，即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社会经济。市场若失灵，就由政府出手，以国家经济弥补市场经济不足，但国家也无法大包大揽，需要社会兜底，发展社会经济填补国家经济的不足。当然，国家不能等到失业很严重了才事后补救，需要提早加速布局社会经济，即建立不以营利为目的，有政府给予订单保障，却只有微利保障生存，能大量创造就业岗位的社会企业。比如，社区食堂等由社会化需求催生的商业模式即是对社会经济的探路。未来国家将创新社会化商业模式，比如志愿者组织、灵活就业团体、居民自治工作组等，率先在养老、教育和医疗领域大力发展社会企业，成为国企和民企之外的社会力量补充。
六是认清大国红利的机缘与责任。首先要从近两百年来中国积贫积弱的思维中走出来，从国民禀赋、综合角度对中国进行再认识。毕竟，早在20世纪初，英国地缘大师麦金德在中国最积贫积弱、任人宰割之时，就以中国“大陆+海洋”的地缘禀赋优势断言，假以时日中国必将在21世纪崛起。大师穿越百年时空看到了今天崛起的中国，可当下不管是西方鼓吹“中国崩溃论”，还是国内对中国经济衰退的种种质疑，都需要正本清源，迫切化解对中国信心不够、预期不足的问题。在20世纪末外界普遍看空中国时笔者就提出中国将以“5+1”动力（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房地产、资本金融+改革开放）进入起飞期。20年后在中国经济拐点论再出江湖时，笔者再次坚定提出“6+1”新动力（大基建、后工业、新能源、新三农、数字化、绿色化+世界经济安全岛地位）
将支撑中国经济再飞30年。中国已登上世界舞台中央，正享受大国红利，从超大市场规模到全产业链的国际影响，都提示下一步中国将面向全球积极出海，把握好全球产业布局，进而利用好超级红利。同时，中国又要承担大国的责任义务，不管是社会扶贫与环境保护，还是促成中东和解的斡旋，推进全球合作治理，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
最后还要强调“四个要”：既要经济发展，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又要社会稳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稳定压倒一切；还要加大对外改革开放，以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对外接轨世界进而参与新国际规则制定，为全球合作贡献中国智慧；更要坚持探索中国模式，仅在建设金融强国上，就必须走出有别于华尔街的中国特色金融道路，更有别于市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而以中国方案引领世界。
总而言之，面对“惊涛骇浪”，中国将绘就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蓝图，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进一步对外开放和深化制度改革牵引“中国号”巨轮无惧风雨、稳健前行，来到世界舞台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