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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预判分化到世界经济的“分裂”，当下形势复杂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各主要经济体救经济“有心无力”，世界经济长期处于探底状态。其中，市场周期、反市场化、再市场化、科技革命四个维度构成了判断经济发展趋势的基本坐标。而逆全球化大潮、地缘冲突、国家权力更替等八大变量则成为支撑世界经济结构探底的主轴。未来激活世界贸易增长的逻辑或许还是“大乱方能大治”。
近年来，放眼全球，通胀居高不下、金融脆弱性攀升、全球贸易投资增长乏力、失业率飙升、消费力不足、股市楼市低迷、供应链混乱……种种乱象折射出全球经济衰退前景，以至于全球经济悲观预期频现。2024年9月，欧洲央行行长称，全球经济紧张程度与20世纪20年代导致“经济民族主义”和全球贸易崩溃，最终导致大萧条出现的压力相当，如今英国、德国、法国都已进入实质性衰退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5年全球GDP增长3.2%，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2%，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为1.2%，均低于2024年中时的预测，因此，IMF称全球经济增长面临下行风险，下调2025年展望。
整个世界经济动力系统已陷入碎片化的窘境。IMF提出，贸易碎片化将导致全球经济产出萎缩0.2%至7%，如果再加上技术脱钩，一些国家的GDP萎缩可能达到12%。牛津经济研究院评估，现在全球GDP每增长1%，只能带来全球货物贸易0.8%至0.9%的增长，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这一数值接近2%。而且，全球需求最大的美国与中国脱钩，导致中国与美国直接贸易额下降，在美欧日韩等主要贸易伙伴国中的贸易地位有所下降，就连对东南亚出口贸易也于2024年开始出现萎缩。世贸组织预估，如果世界经济分裂为两个贸易集团，全球GDP将下降5%。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全球经济正面临“四分五裂”的危机。一是市场分化，世界市场的区域化、板块化趋势越发明显；二是产业分化，世界产业链脱钩断链现象频繁出现；三是供应链分化，世界供应链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日益显著；四是货币与金融市场分化，区域性货币区的出现及彼此之间的竞争分化显著；五是大国技术竞争导致的跨国技术贸易与技术创新风险加大，形成技术大国主导的世界技术交易市场分化。从经济预判分化到世界经济的“分裂”，当下形势非常复杂。
一是变量越来越多，各种“常态”与“非常态”叠加。国际形势一方面本身就存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形势复杂多变的问题。自新冠疫情之后，全球经济一直萎靡不振，政府财政紧张。IMF分析称，到2024年底，全球公共债务将达到100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93%，并警告称多国财政前景可能“比预期更糟”。IMF还在《财政监测》报告中表示，预计到2030年，全球债务将接近GDP的100%，并警告称，各国政府将需要做出艰难的决定来稳定借贷。这无疑将对全球经济秩序产生巨大干扰。另一方面加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博弈、地缘冲突“三频共振”的冲击，国际形势就更加复杂，货币政策、粮食、能源和大宗商品、生态环境等领域的风险都在加快集聚。
二是经济动能“青黄不接”。以制造业为主的传统经济下探底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10月全球制造业PMI为48.8%，与上月持平，连续4个月徘徊在49%附近，意味着全球经济保持弱势平稳的恢复态势。电子信息、互联网、数字化浪潮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赋能与推动效应在递减，而新的增长替代动力不足，AI、量子计算、生命科学、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取得局部突破、进展有限，并没有形成一种大规模商业化的生产力。
而且，由于科技水平与资本实力的巨大落差，国际社会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两极分化”越发严重，正如甲骨文总裁埃里森谈到AI发展阶段时所言：“未来4到5年内，任何想参与这场大模型竞赛的企业，前沿模型门槛或高达1000亿美元。”这个资本鸿沟将阻挡95%以上的企业与政府进场竞争，也就隔断了绝大多数国家的科技化进程，更加确定了其被“印在菜单上”的命运。
三是旧秩序被打破，新秩序尚在建构中。经济增速下行一般都伴随利益博弈的深层加剧，尤其是“东升西降”态势继续发展，美西方主导的旧秩序正出现重重裂缝，《金融时报》将目前的世界格局形容为“点菜式”世界：过去各国必须从一个固定菜单中点菜，现在大国之间的竞争为许多国家提供更多机会，越来越多的国家正以日渐娴熟的技巧“两边通吃”。
加之，当下地缘冲突呈现普遍化、复杂化、国际化趋势，在国家实力对比和国际环境本身变化的双重背景下，国际组织也来到了岔路口。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国际制度和手段（如军事干预、经济制裁）正面临“失灵危机”，甚至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都被“各取所需”地肢解。例如，面对巴以冲突，联合国安理会连续两次未能通过巴以问题决议草案，其援助行动也难以摆脱政治分歧的影响。这种脆弱性在加沙当地也能找到令人悲痛的明显例证：自战争开始以来，已有近百名联合国雇员在加沙丧生。
一言以蔽之，推动上一轮超级大繁荣的动能消退，新动力能量有限，世界经济长期处于探底状态，加大了“内卷”强度。
正如1975年毛主席对时任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所说，“美国人想用十个指头按住十个跳蚤”——美国如今正在遭遇“挥霍”全球影响力的反噬。对于“埃尔多安”们来说，利益洗牌的好处将是先到先得，必须赶紧下场“跑马圈地”。由此，已有多方势力蠢蠢欲动。只不过，这些势力根基尚浅，虽有野心，亦有死穴。
第一，“老欧洲”谋求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重新定位，但到处都存在被人拿捏的死穴。两场世界大战打断了欧洲的“精气神”，接踵而至的冷战中又要在美、苏之间站队，俄乌冲突爆发后更是惨遭美国吸血……几十年身不由己让欧洲国家谋求独立自主的愿望格外迫切。如在2024年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马克龙就提出“欧盟需要能够以独立个体的姿态与亚洲、非洲和其他国家打交道，而不是被视作美国的附庸”。只不过一心雄起的欧洲到处是被人拿捏的死穴，既有恐俄这个“心魔”，又有北约这个“紧箍咒”。
更何况，德法两大“火车头”不足以支撑欧洲的雄心壮志：无论是欧洲军、强欧元、平衡美俄……处处需要经济实力作支撑，欧洲自然离不开法国、德国引领。但如今的德国、法国却难掩疲态，继2023年成为唯一负增长的发达经济体后，德国联邦政府于2024年10月9日发布的秋季经济预测报告显示，2024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还将萎缩0.2%，相比春季报告预测的增长0.3%进一步下调。这意味着德国经济将连续两年陷入衰退。德国信用机构“信贷改革”公司报告显示，2024上半年，德国约有1.1万家企业破产，比2023年同期增长近30%，为2016年以来之最。法国统计局数据显示，尽管巴黎奥运会为经济增长贡献了0.3个百分点，但2024年第三季度经济仅环比增长0.4%。
第二，日本想要夺回“失去的三十年”，但依旧被各种短板死死锁住。一边是抢先进行氢能源、机器人等高科技产业的专利布局，一边是再次尝试“购买美国”：2023年12月18日，日本最大的钢铁企业新日本制铁公司提出收购美国钢铁制造业巨头美国钢铁公司；继此收购后，2024年10月日本娱乐业巨头东宝宣布正式收购北美领先的电影发行商GKIDS。可问题在于，想要重振雄风的日本却是“小姐的心思丫鬟的命”。
一方面，日本经济政策不能自主，被美国锁死了高端产业。就以当前中美激烈竞争的半导体产业为例，20世纪80年代曾是日本半导体产业极为辉煌的时代，当时日本企业在全球的半导体产业中占据了半壁江山。但由于遭到美国的无情打压以及日本的战略失误，此后日本半导体产业一蹶不振。
另一方面，负利率政策无以为继，未来恐将承受巨额国债压力。受制于“蒙代尔不可能三角”
，在日元可以自由兑换的情况下，日本央行无法同时控制利率和汇率，这就使得日本陷入保日债还是保日元的两难。毕竟，美国国债规模也才达到美国GDP的124%，而日本国债的总额已经高达日本GDP的2.5倍。过去由于日本国债的利率极低，对于日本政府来说债务压力不大。但随着美国政府连续几轮加息，日本要么放任境内资金外流、汇率崩盘，要么就需要偿付大量的国债利息。
第三，印度想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但根基不稳，难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美国的合作关系都使得印度目前心思活泛、积极施为，提出“印度最迟应该在2044年超越中国”。2023年9月，印度公布了“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计划，想要将欧洲、中东和印度连接起来。印度媒体称其为“香料之路”，模仿“一带一路”的心思十分明显。然而，印度的死穴在于重量不重质的结构隐忧。相关数据显示，印度农业人口约占总人口的70%，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却高达近60%，唯独制造业始终发展不起来。高端产业缺位，哪怕靠低端产业把经济体量做得再大也只能是“虚胖”，最终还是会陷入任由国际资本收割的被动处境。如2024年10月3日当天，印度股市仍然一派平静祥和。然而，到了下午，局势骤然翻转。全球基金仿佛经过默契一致的协商，纷纷大举抛售印度的股票和债券，接连不断地撤出资金。根据统计数据，当天印度债券的净卖出额达到1.017亿美元，而印度股票的净卖出额更是高达18.5亿美元，刷新了1999年以来的纪录。这一数字着实让印度政府和投资者惊慌失措。摩根士丹利也在其报告中唱衰称，印度不太可能会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印度经济很有可能会衰退20年”。
第四，俄罗斯的诉求在于逆转冷战失败后延续至今的战略被动。俄乌冲突爆发前夕，俄罗斯几乎已经走入战略困局：经济上，寡头向西方提供俄罗斯廉价能源，西方通过寡头向俄罗斯提供工业装备、大宗商品、奢侈品，资源与财富集中在寡头手里和西方搞外循环，创造就业和财富；地缘上，北约在欧洲通过先后五轮东扩，已经将自身覆盖范围拓展到波罗的海三国等苏联加盟国，兵锋抵到俄罗斯的“胸口”。由此普京打出惩治寡头、打击乌克兰两张牌，实际上是想扭转一系列被动局面。此外，美欧主导的对俄制裁，反而一定程度上又促使陷入“能源陷阱”的俄罗斯资本流向制造业，让俄罗斯“越打GDP越高”，这反而是普京的“意外之喜”。
即使普京通过一场俄乌冲突实现了其所谓的战略预期，但俄罗斯依然有软肋可供外敌拿捏。一方面是内部结构不稳，总人口不到1.5亿的俄罗斯共有194个民族，其主体民族俄罗斯族占比仅有不到78%。同时，俄罗斯又是由85个主体组成的联邦制国家，特别是其内部的22个共和国、9个边疆区、4个民族自治区，往往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如与俄罗斯政府打了两次战争的车臣共和国就是其中的典型。在俄罗斯经济发展、军事压力、政治集权以及持续扩张的背景下，这些联邦主体不敢轻举妄动，然而一旦中央政府暴露软肋，就可能再次兴风作浪。另一方面是对外关系始终被美国左右。北约东扩不啻为美国操纵欧洲的阳谋——俄罗斯越是在东扩问题上保持强硬态度，越是会加重欧洲国家的安全顾虑，进而更紧密地团结在美国麾下。这套逻辑已使得俄欧关系陷入恶性循环。
由此可见，尽管各国都想在“从反思到反抗”的故事线中扮演主角，但始终有难以挣脱的桎梏：当前各国求变的关键前提在于美国呈现衰退倾向。当前美国正在承受穿越周期之痛。美联储一轮货币周期行将结束、劳动力市场趋紧、部分市场的金融条件收紧等现象，说明美国已经处于经济周期中扩张的末期，即将开启衰退期。特别是染上了过度依赖金融化这一顽疾，其制造业正逐渐空心、乏力。
面对世界性经济难题，中美都侧重于对冲周期，货币政策成为其首选政策工具。不过，由于两国处于明显不同的经济周期，以及美国金融以直接融资为主、中国金融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经济环境，因而在货币政策运用上，中美两大经济体也各具特点。
首先，美国虽然也使用数量型工具（如量化宽松、资产购买等），但总体上集中在利率增减上。美联储主要通过调节联邦基金利率来达到缓解失业和通胀的双重任务目标。新冠疫情出现以来，美国通货膨胀持续存在。2022年3月到2023年7月，美联储加息11次，将关键利率从0—0.25%上调到5.25%—5.5%，累计加息幅度达525个基点，是历次加息周期中节奏最快、加息曲线最陡峭的一次。直到2024年9月19日，美联储首次降息50个基点才意味着美联储历时两年的加息告一段落。美联储的加息背景并不简单，其背后蕴含着一系列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考量。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使得美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吸引资本流入。在这种背景下，美联储通过加息，不仅向全球市场传递紧缩的货币政策信号，还进一步压制了其他经济体，特别是与美国存在竞争关系的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
但策略并非没有代价。美国国内的债务负担日益沉重。根据美国财政部网站数据，截至2024年7月26日，美国国债规模已达35.001万亿美元，突破35万亿美元大关，仅利息支出就已成为联邦政府预算中的一项巨大负担。就在全球市场适应美联储加息的节奏时，2024年9月19日，美联储突然宣布降息50个基点，该决定着实出乎市场预料。降息的消息一出，全球资本市场迅速做出反应。大量资金开始从欧美市场流向中国股市。好景不长，2024年10月4日，美国公布了超出预期的非农就业数据，显示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稳健。非农数据的强劲表现瞬间改变了市场对美联储未来政策走向的预期。
再者，中国忙于工具箱的政策选择。近年来，中国央行通过R007、MLF以及国债利率调节等多重方式调节利率，另外还通过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方式影响信贷价格，其价格工具比美联储更加复杂。同时，中国货币政策倾向于微调和慢调。中国央行自2020年之后的三年，从M2或者社会融资规模看，年均扩张约10%，金融机构总资产扩张约26%。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例，在2018年8月一年期利率为4.25%，2020年2月降至4.05%，2022年8月降至3.65%，其后一直持续至2024年9月的3.35%。六年来，此基准利率整体下降幅度不到1个百分点。
然而，中美宏微观经济之间的“温差”表明，货币政策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究其原因，货币政策要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前提是拥有一个完善且顺畅运作的经济动力系统。而今整个世界经济动力系统已陷入碎片化的窘境。追根溯源，变局时代，世界经济难题主要源于结构性的长期趋势变革。
第一，全球化失衡后的结构性变革。过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极速狂飙，全球性的结构性失衡也加速蔓延。发达国家抛出“吃亏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于是，发达国家正全面出现去全球化、反市场化思潮，从“脱钩断链”到“小院高墙”，不断扰乱全球产业链。与发达经济体反市场化不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尚未完成市场经济改革，而迎来再市场化的历史演化。
第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领下的结构性变革。以人工智能为代表，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交汇点，其最大特征是，对中低技能劳动力存在明显替代，同时，资源要素投入更注重数据、算力和算法。由此，国家间比较优势被重新定义：拥有廉价劳动力因素的国家的比较优势被釜底抽薪，而那些拥有数据、算力、算法的国家则占据先发优势。
第三，金融过度发展后的结构性变革。过去，金融全球化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增长。而今，在美西方，金融过度膨胀，脱实向虚痼疾难除；同时，传统金融难以满足科技文明下实体产业的新需要。这意味着，金融迎来历史性变革：既要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原，又要向科技文明下的金融迭代。
以此看，变局之下，决定经济趋势与内在规律的重大变量正在悄然转变，应对世界性经济难题的关键是从周期到结构。换言之，中美经济症结不在周期性调整，而在结构性变革。正因如此，从中国M1与M2之间的剪刀差扩大，到美国利率上行引发投资增速下降、工业生产放缓，货币政策对冲周期的边际效应日益衰减。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低迷问题，关键是以大刀阔斧的思维来调结构。谁能率先实施一系列结构性改革，谁就将处于更有利的起跑线上。问题是，在经济的结构性改革上，由于种种缘故，中美都有所滞怠。
历经百年沉淀，美国已发展至市场经济最高阶段，面临经济虚拟化、产业空心化、疯狂印钱“寅吃卯粮”、社会贫富差距威胁民主制度等结构性问题。老办法已然失灵，关键就在于顺应结构性大势的发展。对此，从新华盛顿共识到拜登经济学，美国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抛出“新共识”，试图突破市场经济作为唯一主体的路径依赖。不仅全面反思市场万能论、过度金融化等问题，还强调利用政府之力“从内到外”“自下而上”地提振和重塑经济。
然而，船大难掉头，要实现这一结构性转变，还存在巨大不确定性。且不提，正如政治学家芭芭拉·沃尔特称，美国已成为介于威权和民主之间的“派系林立的无支配体系”，政治极化使公共政策出台越发困难。更关键的是，对内，美国罔顾经济被金融资本劫持，不但不痛改前非，还进一步发挥美元霸权效应，把无限印钞游戏一次次推向巅峰，甚至批准存在大量风险（比如欺诈、价格大幅波动等）的比特币现货ETF，授权11只相关ETF上市交易。如此种种，势必会加速美国经济空心化、虚拟化的势头。对外，美国有意反市场化，却忽视了市场经济内在逻辑。比如，美国对华芯片封锁，导致美国芯片企业即使有产能，也没办法把高端芯片卖到中国这个全世界最大的芯片市场去。没有需求，就没有扩张，这显然违背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不利于自身经济发展。同样的情况也广泛发生在电动汽车、关键矿物、清洁能源等领域。
中国既受全球宏观范式转变的影响，又受自身新旧动能转换的挑战。原有的城镇化、工业化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迫切需要寻找新动能。同时，还面临人口的总量见顶与结构失衡、投资过剩与消费不足的错配等结构性问题。对此，中国正有意识地进行结构性改革，并提出方向性口号，但仍在摸索中前行。
第一，在金融上，中国主动摆脱西方模式。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定调金融回归本原，此后多年持续出清金融泡沫。到了眼下，从“资本市场是枢纽”，到建设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强国，种种论述都表明，中国金融的发展思路和基调日益清晰。要实现这一目的，中国既要摆脱美国金融化的制度惯性，又要从政策监督转向依靠法治，还要通过新型金融形态来推动产业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这难以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地完成。
第二，在市场化改革上，中国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近年来，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到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中国从广度和深度上持续推进市场化制度规范。不过，由于市场分割窠臼难除等因素，再市场化进程道阻且长。例如，在科技文明下，招商逻辑从招商转向育商，关键是服务科创。然而，部分地方招商仍停留在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上。
在此背景下，应对周期性问题如果只靠总量工具，仅起到缓解作用，即让斜率平坦些，却不能扭转趋势。但要推动经济重返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根本在于市场导向的结构性体制改革。就此而言，中美近乎“同病相怜”——当下中美货币政策依旧处于市场周期格局中，只涉及短期维稳的“见招拆招”，但缺乏普遍性的经济结构性改革，难以从根本上形成系统拐点。结果，越忽视结构性问题，制度改革就越滞缓。不过，换个角度看，结构演化既是当下经济迷局的本质，也是经济发展弯道超车的关键抓手。面对经济结构性调整，之于无心者，意味着险象环生；之于有备者，则预示着机遇潜藏。
各主要经济体所采取的救经济之手段，要么治标不治本，要么按下葫芦浮起瓢，归根结底，经济形势有其内在逻辑。经济形势峰回路转不仅受到经典意义上调控与政策的影响，最关键的是经济发展的动因变了，坐标变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以下四个维度成为全球经济形势起伏变化的主轴，也构成了判断经济发展趋势的基本坐标。
一是市场周期：因WTO释放的巨大产能进入超级过剩阶段，需要相当长的调整消化期。全球化加强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使得跨国公司更容易进入新市场，从而扩大规模并实现利润最大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前所未有的超级过剩。例如，新冠疫情发生后的两年，芯片极度短缺，2021年有1030万辆汽车因为芯片短缺而无法制造出来。作为曾经的香饽饽，芯片如今已陷入严重过剩。2024年10月15日，欧洲最大的科技公司、光刻机巨头阿斯麦的业绩“爆雷”，引发全球芯片股的普遍抛售，原因是人们担心全球芯片需求可能出现衰退。不少行业分析师表示，阿斯麦的疲软，可能反映了全球范围内一些芯片工厂的产能过剩，这些工厂在疫情期间已经囤积了阿斯麦的昂贵光刻机，并已利用它们来生产更多的芯片。阿斯麦2024年10月15日因为“技术故障”提前发布的财报也显示，阿斯麦2024年第三季度的订单只有26亿欧元，比起市场预期的54亿欧元差了近一半。同时，该公司预计到2025年，总净销售额将增长到300亿—350亿欧元（此前指引为300亿—400亿欧元），这个数字位于2022年“投资者日”提供的指引的下半部分。不唯芯片，新能源车、光伏等领域都概莫能外，这些代表性消费品产能过剩的背后实则是多个产业集中出现过剩之忧。背着产能过剩的包袱，经济又如何“轻装上阵”？
二是以美西方为主的反市场化：受制于全球化而严重失衡的经济体正出现推倒市场经济的逆流。正如人们在国际市场经济中看到的那样，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国与国之间、国家内部各阶层之间的财富分配必定是不均等的。无论是国际力量格局“东升西降”的变化，还是内部社会撕裂的加剧，都让美国如坐针毡。“永恒的山巅之城”口号尚未兑现，“腐败的华盛顿沼泽地”形象却已内外皆知，“锈蚀带”已广泛蔓延至美国内政外交诸多领域，维持其“一超独霸”国际地位所需的能力和道义支撑持续削弱。美国执政精英无力从国内解决问题，便企图向外转移矛盾——通过塑造“威胁”和“敌人”来挑起大国冲突和对抗，通过“集团政治”来遏制、打压、削弱对手，借此维护其地位和利益。
以这套理论为指引，近年来美国一方面实行一系列逆全球化操作，不断强化北约、“五眼联盟”等冷战时期军事联盟的产物，还打造新的小圈子、小集团，以此来挤压他国的生存空间，甚至不惜进行无底线的战略冒险来挑起地区冲突、掀起全球动荡。另一方面，逆市场化行为愈演愈烈。从当年的“广场协议”到当下针对中国的“小院高墙”，美国以非市场化手段重构此前主要由市场力量推动形成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为自己“再工业化”、重塑竞争力和维护霸权争取换挡时间和空间。与此同时，美国还试图攻击现有国际多边贸易体制，比如持续阻挠上诉机构大法官遴选导致WTO争端解决机制停摆，使各国对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做法投诉无门。在此背景下，世界秩序也在美西方的反复折腾中加速动荡。
三是以“全球南方”为主的再市场化：与发达经济体逆市场化不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尚未完成市场经济的全面切换，有动力进一步推动市场化进程。长期以来，众多“全球南方”国家受自身资源和发展能力的约束，迫切需要获得更加平等、自主与共赢的国际发展合作机会。古巴、委内瑞拉等“全球南方”国家长期遭受美西方国家的金融和贸易制裁，几乎丧失了通过全球金融贸易体系获取发展资源的外部条件；美国在科技领域推动的“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策略也对“全球南方”国家获得和使用新兴科技构成严重干扰与限制；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正面临不同阶段的市场经济历史演化。
正因如此，在美西方日益从负面角度看待经济全球化之际，“全球南方”国家仍然是市场化、全球化的积极支持力量。一方面，“全球南方”的崛起正推动全球发展模式的多元化。中国式现代化和“一带一路”倡议、印度的信息技术革命、巴西的农业和资源开发等，为全球提供多样化的发展样板和路径。另一方面，“全球南方”推动国际发展合作模式转变。“全球南方”在国际舆论中的热度越来越高，印度举办“全球南方国家之声”峰会、慕尼黑安全会议设置“南北合作”专场讨论、七国集团（G7）广岛峰会发声要增进与南方国家的战略合作……显然，“全球南方”已成为影响国际格局与走势的重要力量。
四是科技文明与科技革命：无论是“互联网+”、数字化浪潮，还是人工智能，都正全面颠覆原有的人类生存方式、社会运行方式。瓦特改良蒸汽机，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爱迪生和特斯拉的“交直流电大战”，带来了电气化革命，极大提高了人类对能源的利用能力，在拉动经济的同时，也为后续（用电的）高科技产业的诞生创造了可能；人类历史上第一台计算机的发明，带来了信息革命，并从硬件和软件两个层面，衍生出各种细分的高端产业（如半导体产业、互联网产业等）。
如今，科技创新与数字化转型日益成为经济演化的关键变量。从2023年ChatGPT横空出世，到2024年Sora的震撼出场，从文生文、文生图到文生视频，生成式AI跨越壁垒、一路狂飙，向人们展示了人工智能时代超越边界的想象力和爆发力。而各类AI工具的进化和升级，将带来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升级重组。AI既能够向各个垂直领域渗透，如医疗、交通、金融等，提供个性化、智能化的解决方案，又能够颠覆工业时代的标准化消费方式，适应消费者个性化、定制化的新型消费关系，必将释放强劲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活力。值得注意的是，科技的发展并非匀速向前，而是会出现阶段性的停滞和阶段性的爆发，技术的两面性与马太效应也将持续存在。无论是颠覆还是挑战，科技都以风卷残云之势搅动经济形势与世界格局。
以上四大方向性变革共同作用，构成定位世界形势的坐标系。四维定位，决定了全球经济形势并非简单好坏所能描述，这也是当下任何单一理论无法解释复杂现状的缘由所在。
当前全球经济萧条与以往的周期性波动有所不同。它不仅受到经典意义上各类周期调整的共同影响，更是全球经济秩序的一次重大变革。在这一阶段，旧的主导国和全球秩序可能逐渐衰落，而新的秩序和主导力量正在酝酿之中。追根究底，变局时代，全球经济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断层期。八大变量既是支撑全球经济结构性探底的主轴，也构成了判断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基本坐标。
第一，世界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发生转变：全球化红利渐行渐远，逆全球化大潮已至。逆全球化意味着旧有的全球分工模式发生转变或解体，往往伴随着产业链转移与重构。其中，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正式拉开逆全球化大幕，持续加速全球脱钩断链的逆流。同时，全球性生产要素流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共同推动全球化向更深层次发展。通过全球化与去全球化的较量，全球经济终将形成新的平衡态。当下正处于从旧平衡态到新平衡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较大成本，从各个角度增加全球经济运转“摩擦力”。例如，产业政策的回归加剧产业链重构成本，拖累经济增长潜力。IMF研究指出，2023年全球共出台2500多项产业政策，超过三分之二扭曲了贸易。而成本激增意味着更具黏性的通胀、更高的利率和借贷成本。政府开支更高意味着更稀释的主权、更高概率的滞胀风险和更脆弱的货币体系。
第二，战争与经济的双重螺旋：地缘冲突仍有扩大加剧之势，既损害了经济，又增加了世贸成本。从俄乌冲突到巴以冲突，地缘紧张局势未见缓和，反而日益加剧，不断冲击国际经济秩序，加深全球经济裂痕。一来，地缘战争导致能源、粮食等价格波动和贸易中断，加重国家财政负担。前有欧洲经济受累于乌克兰危机导致的能源价格高企等影响，后有经济学家警告称，停火是阻止以色列损失的最佳方案。二来，正如红海危机导致船舶绕行，地缘冲突导致全球供应链受阻，限制经济效率的提升。正因如此，《阿拉伯新闻》2024年8月刊发文章称，2024年，全球（包括中东地区）可能还会出现几处潜在的政治裂痕，带来更严重的经济失衡。
第三，国际权力正在发生历史性更替，引致经济摩擦与激烈竞争。过去，全球经济长期以发达国家或“全球北方”为主体，直到2000年其仍占全球经济总量的79%。而今，IMF数据显示，2023年，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GDP占全球58.9%。未来五年，这一份额预计增至61.5%（比“全球北方”占比高23个百分点）。一边是“全球北方”整体处于历史性衰退，日英美欧经济严重不景气，无力充当“世界经济引擎”。另一边，“全球南方”大有取代“全球北方”，成为全球主体之势，但当今国际秩序的主导权仍被牢牢把控在“全球北方”手中。“全球南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仍受到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正、不合理国际秩序的严重制约，以及逆全球化暗流的严重冲击。重重阻力导致“全球南方”崛起进程趋缓放慢，短期内难以形成对“全球北方”绝对性的增长替代。
第四，上一轮超级大繁荣形成的产能超级过剩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消解。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WTO+IT技术革命”的共同驱动，带来全球经济与贸易往来的爆炸式增长和超长期繁荣。如超级全球化（1986—2008年）持续时间超过20年。然而，过剩是市场经济躲不过的宿命。经济全球化让各国企业加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以至工业大生产、全球化大生产前所未有地遍布世界每一个角落，产能扩张便以疯狂的方式在全球上演，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时至今日，各行各业产能过剩问题依旧积重难返，造成内卷、价格下降、利润下滑和裁员增加，加剧经济动荡。既有光伏、建筑、汽车等行业过剩，如中国钢铁产能过剩，而印度钢铁产量仍在增长，连续三年成为全球第二大钢铁生产国；也有货币过剩，尤其是美元过剩与流动性危机。
第五，科技经济将爆未爆，正处于技术潜力巨大的临界点。科技文明时代，科技革命是经济变革的催化剂。随着科技投资不断累积，未来10年，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AI等新科技将出现颠覆性突破，带来各国经济动能切换、社会变革和国际政治格局的调整。科学技术发展虽日新月异，但大量的技术突破尚未普遍落地在商业应用上。毕竟，从AI、脑机接口到室温超导，科技炒作是资本的暴富手段。但科技本身却难一蹴而就，需要长期、大规模的扎实投入，技术从发明、转化到广泛应用、充分释放红利，周期通常以10年计。而且，面对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全球科技竞争进入“高科技冷战时代”。美国对中国科技“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的政策，折射的是全球科技竞争的白热化，为全球科技合作创新设卡立障，妨害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
第六，所谓的新产品问世，尚不构成对原有产品革命性的增长替代。当今世界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夜，尤其是AI史诗级爆发，在“格式化”各行各业的同时让科技文明加速到来。届时，下一个经济大繁荣将由“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绿色经济”等叠加引路，助推全球科技、经济双飞跃。国际数据公司（IDC）最新预测称，到2030年，AI将释放近20万亿美元经济价值，推动2030年全球GDP增长3.5%。高盛预测，203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达1540亿美元。问题是，即使有新技术出现，也可能因为技术成本过高、市场接受度低等原因，应用范围和发展速度受限，无法及时转化为生产力，难以同时、同步、同等程度取代原有产品。例如，2007年，苹果iPhone横空出世，重新定义了手机，对诺基亚“降维打击”，更掀起智能手机大繁荣；而今，AI手机依旧夹在新旧创新周期间，新“iPhone时刻”与颠覆性爆发点迟迟不来。
第七，AI既产生替代效应，又催生创造效应，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结构性颠覆。世界经济论坛估计，未来五年，全球将有8300万个工作岗位因人工智能而消失，同时也会创造约6900万个新工作岗位，剩下的1400万个工作岗位将在此期间不复存在。只不过，AI的替代效应与创造效应之间存在时空差。问题是当下恰恰处于过渡期，即人工智能正普遍取代劳动力，而大量新兴岗位尚未井喷式涌现，叠加毕业生数量的激增与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不匹配，以致被百年一遇的失业潮顶在杠头上，延迟就业、灵活就业又治标不治本。长期的高失业率可能导致社会整体信心的丧失，人们预期变得悲观，消费低迷反过来影响经济复苏，形成恶性循环。解决就业不仅成为各国竞争的核心问题，更是国内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
第八，在国家主义潮流冲击下，最具活力的民营经济普遍“躺平”。一方面，《世界投资报告2024》显示，2023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2%至1.3万亿美元。如果将外资中转地排除在外，全球外国投资连续第二年大幅下降超过10%。下降原因是美欧政治保守主义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和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另一方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上半年，中国国企投资增速为6.8%，而民企投资增长仅0.1%，外企固定资产投资更是大幅下降15.8%。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企拉动，民企选择“躺平”，外企则在撤退。长此以往，国民经济结构必然失衡，民营经济一旦萎缩，经济增长就更难落地，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联度必然减小。
毋庸置疑，八大变量构成的结构性调整难以一蹴而就。世界经济正处于新旧交替的空档过渡期，重续经济繁荣的新突破远不成气候，而老经济的淘汰、洗牌尚未彻底展开。这意味着，这场世界经济困局远比“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冲击严重得多且深刻得多。放眼未来，全球经济继续滑向谷底的难堪已无法回避，如同《地道战》影片台词“往后的日子会更加严峻”。
如果说厘清全球经济穿越谷底的底层逻辑是第一步，那么警惕世界经济逆向而行则是第二步，最为关键的第三步是预判全球经济贸易重构的路径和趋势。即在洞察底层逻辑的基础上警惕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以把握未来大概率发生的时代机缘。放眼未来，重新激活世界贸易增长的关键路径有二。
一条是经过一场大的战乱，重新确立世界老大，由新老大制定碾压式的规则。2024年以来，各国政要关于警惕“三战”的呼声日益紧迫。这并非毫无依据。一来，一些国家从和平较量向武装决斗转变，更看重“武力至上”。据俄卫星通讯社报道，截至2024年6月11日，全球正在交战的冲突56场，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纪录。二来，联合国仅起到“表态俱乐部”“互怼沙龙”的作用，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被严重破坏，国际秩序紊乱无常。面对当前全球性的严峻形势，和平谈判似乎无力回天。多国矛盾长久堆积逢时而爆，另走“快刀斩乱麻”的道路，通过军事手段推动裂变。这条路时间短，但代价毫无疑问是惨痛的。在此过程中，中国有大量机遇凭借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经济优势，提升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如美国在整个20世纪的经历证明了战争的赢家通常是有着最庞大生产能力的国家，还塑造了战后的世界秩序。不过，所谓“三战”实则充满了矛盾与混乱，看似一触即发，但又整体爆发不起来，更多呈现局部区域战争现象。典型如中东战争相关各方，一边气势汹汹、欲罢不能，另一边又如同强弩之末，力不从心，陷入持久战和消耗战。这既表现在以色列等中东本土国家，也表现在强力介入中东的俄美欧等域外大国或集团。
另一条是在多极世界的对冲下，全球化、国际化逐渐达到均衡状态，由此新世贸游戏规则诞生。当下，逆全球化大潮已至，多国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世界向多极化格局演变。许多国家已经对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失去兴趣，对贸易限制的胃口似乎永不满足，关税增加，对商品和服务的限制激增。世贸组织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实施了近3000项贸易限制措施，约为2015年的5倍。2024年8月7日，WTO发布了新一期贸易监测报告，报告显示：WTO成员出台的贸易救济措施数量达205项（172项启动措施和33项终止措施），占记录在案的所有商品贸易相关措施的43.3%；受进口限制措施影响的贸易额及占比仍在稳步增长，2024年受影响的贸易额估计为22720亿美元，占全球进口总额的9.7%。经济区块化下，竞争与博弈成为主线，多极化支付体系冲击现有的货币系统；地缘阵营化下，供应链或长期“打结”，自上而下的转型阵痛将会持续。
虽然多极世界盘根错节、相互制约、相互碰撞的复杂度将更高，但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化充满弹性，只有反复摩擦、蒙受损失、认清现实后，方能坐下来集体协商，找到均衡点。届时，合伙制、组团制将主宰游戏规则，共同治理全球，而非单一国家称霸全球。合纵连横之中，中国凭借足够大的体量、超越自我利益的合作共赢胸襟，必将显山露水，为全球有序运行作出独特贡献。只不过，这条路虽代价小，但时间长。上一轮全球化如果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算起，持续了30年的时间。后全球化调整恐怕会持续相同的时间，甚至更长。
现实是，由于美国联合盟友不断对中国围追堵截，“没有最狠只有更狠”，再加上中国军事、金融、科技、文化等综合能力还欠缺火候，至少目前既看不出中国在大战乱中衰败，也难看出其成为新的世界老大。毕竟，中国处于深度全球化状态，进一步发展有赖于全球化推进，因而可以说中国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外部。但辩证地看，在全球经济文明、经济结构大切换之际，外部压力也给中国带来谋篇布局的机遇期。换言之，变局时代，常态意义上的政策应对已远远不够，非常之时需非常之举。面对重振世贸两条路，中国将走出因势利导的第三条道路，即利用全球格局转变机遇，既解决自身发展问题，又加速站上世界舞台中央。
从经济视角看，中国将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展外向经济，进行外贸结构优化，继续深化共商共建的区域化国际贸易，从而率先牵头世界各国共同重构产业链，引领全球经贸新规则的制定。从战争视角看，中国将在动荡变革中保持战略定力。总之，中国捷足先登，美国因先把国际间合作框架撕得粉碎，再建起来必将缓慢曲折，届时恐将再次弄巧成拙地推动中国牵头的“共同体”纵横驰骋于新的全球化。当然，借势外部并不意味着要忽略内部，好在这方面中国尚有巨大运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