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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逃得过悲伤、离别或者生活中的各种不如意，在应对这些痛苦以及创伤体验时，我们需要一种力量，那就是抗逆力，即面对生活压力和挫折的反弹能力。它能够帮助我们在遭遇逆境、创伤、悲剧、威胁或其他生活重大压力时较好地去处理。
Meta前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另一种选择》这本书中讲述了她目睹丈夫鲜活的生命突然在自己眼前消逝给自己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当时她感觉内心一下被掏空了，她一度以为自己和孩子再也不会拥有真实而纯粹的快乐了。在她的好友，同时也是知名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的帮助下，她逐渐从痛苦的阴霾中走了出来。她发现，无论遭遇什么样的创伤，都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内在的抗逆力，一步步从支离破碎的不幸与灾难中走出来。
抗逆力又称为复原力，或者心理弹性、心理韧性，从字面上也很好理解，就是指我们遇到挫折时反弹回正常水平的能力。而逆境商数（adversity quotient, AQ），则是这种能力的量化指标。
观察在同一危机事件中人们的反应，以及他们从恐惧、挫败、悲伤的情绪中恢复到自己正常水平的时间，可以衡量一个人的AQ水平。例如，两个学习成绩同样优秀的学生，一次重要的考试考砸了，学生A认为这仅仅是一次偶然的失败，会把这次失败看成一次提升自己的机会，并且能很快调整心态，恢复到正常的学习状态；而学生B则会因为这一次失败而不断地否定自己，怀疑自己，从此一蹶不振。那么，很明显学生A的AQ比学生B要高。
人的一生就像逆水行舟，需要不断地应对各种挑战，只有那些具备应对这些挫折困难的能力的人，才有机会最终脱颖而出。从图1-1可以清晰地看出，在不同的压力水平下，人的AQ的变化过程。那些AQ高的人，更有能力克服挫折，也更容易获得成功。
图1-1 学生A与学生B的AQ比较
图1-1中的A同学，在压力的冲击下会有一段低迷期，降入谷底后开始缓慢地复原，再次遇到压力时，又会重复这一过程，只不过，他能承受的压力或者具有破坏力的创伤事件的强度增加了。这种体验会在一个人的身体、大脑中留下记忆，成为下次应对挫折的经验。而B同学在压力的冲击下，曾经想要努力抗争，然而，就像打仗一样，他最终举手投降并消沉下去，这就成了永久性的创伤体验，很难再跨越过去。
为什么A和B在遇到压力时，会有如此不同的反应呢？A为什么可以愈挫愈勇呢？这个跟压力的强度有什么关系呢？
心理学家海因茨·科胡特（Heinz Kohut）提出了一个心理学概念“恰到好处的挫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答我们的疑惑。创伤与恰到好处的挫折之间，只是程度上的差别。每个人都有一个承受压力的阈值，如果在阈值以下，就可以从中获得经验与教训，并且在成功跨越之后获得成就感与掌控感，但是如果超过了这个阈值，一个人没有能量或者没有能力应对，则可能成为创伤，让人难以自愈。这就像一根竹子，当你使劲压它，在到达临界点之前，它可以反弹回去，但如果超过临界点，则会断裂。
这也就解释了A在恰到好处的挫折下，变得更为勇敢自信，而B则在无法承受的巨大创伤下被击垮。
我们在遭遇压力与危机事件或处于困境时，会首先调动自我保护机制，开启自我防御。有位女性在翻看丈夫手机时，无意间发现丈夫与其他女人暧昧的短信，对于丈夫的背叛她感到非常痛苦，她的第一反应是震惊，整个人都蒙了，根本无法思考，接下来她可能会否认：这不可能！他对家庭挺负责，也会关心人，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再接下来她心中会有两种声音不断地纠缠：是要跟他摊牌探究真相，还是假装什么也没发生？然后，她可能会考虑接下来的行动：做好离婚准备，还是看看她们夫妻关系中出了什么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这位女性从最初的震惊状态到逃避再到积极应对，每一步都在权衡利弊，试图将事件对自己的伤害降到最低。
假如这位女性早年如果有被背叛或者被抛弃的创伤经历，丈夫的背叛可能就会激活她早年的创伤体验，而这种痛苦的体验会被无限放大，大到她无法承受的地步，她过去的保护机制就不再有效，并且在这次婚姻危机事件中被瓦解，她就会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病态反应。比如，无法再跟丈夫好好说话，见面就是指责抱怨，甚至把家里的事情抖到丈夫单位去，使他丢脸、下不来台，把关系破坏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此时，这位女性急需从混乱中走出来，她要明白婚姻并非人生的全部，即便遭遇背叛，仍然可以选择相信世界、信任他人。她需要在废墟上重构堡垒，这就是一种抗逆力的重构。
当然她也可能会从此很难再信任一个人，恐惧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是一种丧失性的重构，也就是她丧失了信任一个人的能力，以及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
尼采说，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使你更强大。逆境是最锻炼人的，把逆境当作一次成长的机会，明白生命中遭遇的问题总是想要教会我们些什么，也就更容易接受命运的不公，放下抱怨，以更为积极的心态去应对。
心理学上经常会使用一些积极暗示，称为阳性赋义，即用赋予积极的意义的方式来诠释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不幸。
我的一位女性来访者小萍，家里在她出生后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故，父亲遭遇车祸，父亲的公司也被人搞垮最终破产。家里人很迷信，认为是小萍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厄运，甚至试图把她送人。自小萍记事起，家里人就从没给她庆祝过生日，因为家人觉得她的出生是不祥的。
在22岁大学毕业那年，小萍觉得自己终于可以自食其力了，她第一次为自己准备了一个生日蛋糕，一个人过了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生日。不过在这之后，好像厄运并没有远离她。在职场，她遭人陷害，被主管误解，甚至丢了工作。她不敢再过生日，她说自己好像中了诅咒。小萍流着眼泪，诉说着她的悲伤与无力。
我告诉她说，22岁生日这一天是她的重生之日，她可以把这一天当作自己的1岁生日，在以后的每一年都增加一岁。这是她给自己赋予的生命，父母只是给了她生理上的生命，而她可以为自己创造更丰富的精神上的生命。此时，她露出了有些腼腆的笑容，她不再是那个带着厄运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了，她是被期许、被祝福的新生命，她是有力量改变自己人生的人。
假如一个人总是将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就会反复回味自己的不幸处境而无法自拔。指责与抱怨可能会让其内心好受一些，可是却无法使其获得想要的幸福。而把这不幸当作一次改变的机会，反而会激发改变的动力。
保持好奇心，会让一个人更有动力学习新东西。在一个持续变化的世界，学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心理学家罗伯特·怀特（Robert White）认为，人类生而拥有的东西如此之少，以至于不得不学习如此多的东西来适应环境。后天的学习主要包括内在的、自我激励、自我管理式的学习，模仿别人以及由他人指导、控制这三种学习模式，而好奇心可以更好地激发一个人的内在学习动力，那些从小被指导从而陷入一种固定学习模式的人，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则不容易适应环境。
这就像解数学题，老师如果只是教孩子这道题按照哪几个步骤做，搞题海战术，学生就容易形成固定的解题思路。在这种模式下，就会出现考题只稍微转变一下学生就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情况。而在其他学习模式下的孩子则会自己探索，并且举一反三，一通百通，真正掌握知识的精髓，从而让学习变得很轻松。
内在生命力量是抗逆力成长的沃土。英国塔维斯托克（Tavistock）临床心理中心的资深儿童心理治疗师马戈·沃德尔（Margot Waddell）在《内在生命》这本书中提到，个人的“此时此刻”，充满了他自己和父母过去经验的光明与阴影；也展示了个体自身的未来、父母的未来，甚至他子女潜在的未来。
借由父母充满爱的养育，我们的内在生命得以滋养，有了安全的心灵港湾，对自己以及外在世界充满了信任，迸发出了探索未知的勇气。即便失败，我们也知道等待自己的不是指责与贬低，而是加油与鼓励。父母允许自己去试错，让自己可以在有保护的环境中从错误中学习成长，并且将这些失败的经验自如地运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失败变成动力。
这种内在生命的充分滋养，会给一个人未来的关系带来极为正向的影响。他会真实表达自己的情感，因为他不害怕失去关系，并且有信心修复一段关系；他有独立的自我，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同时也不恐惧因为依赖别人而失去自我；他有清晰的边界，不需要通过讨好来获得别人的喜欢。这种人让自己舒服，也让别人舒服。
抗逆力的个体差异既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影响因素。电影《阿甘正传》中的阿甘，从小有智力缺陷，同时腿部还有残疾，走起路来像只鸭子，总是被人嘲笑。母亲并没有放弃对他的培养，把他送到学校接受很好的教育，帮助他从小树立信心。为了躲避别人的捉弄，在好友珍妮的鼓励下，他一直奔跑，从小学跑进了大学，后来成了橄榄球巨星。
在阿甘的身上，既能看到先天的智力因素，也能看到后天的环境因素给他带来的影响，智力与身体的缺陷让他比同龄人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这反而增强了他的抗逆力，又得益于他有一位智慧的母亲，对他永不言弃。当然，后来的每一步，阿甘都是靠自己的努力走下去的。
相反，在《想飞的钢琴少年》这部电影中，则有一个天才儿童，当母亲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培养孩子，而不是尊重孩子的意愿时，这个孩子选择了假装变傻来拒绝母亲，同时也拒绝再去尝试自己喜欢的音乐。当一个母亲固执的只愿按自己的意愿来培养孩子时，孩子内在的动力就熄灭了，他会变得极为敏感脆弱，因为他前行的道路似乎没有了其他选择。
成功克服逆境，除了心理上和认知上的准备外，外部资源也同样重要。
有一个朋友遇到职场性骚扰，感到特别羞耻，也极度恐惧。如果辞职一走了之，又觉得不甘心，内心委屈也无处发泄。她找了自己当律师的朋友咨询，结果在律师朋友的建议下，她保留了证据，一方面通知了单位人力资源部的领导，另一方面去报了警，同时还找我聊了聊自己的感受。在这些帮助下，她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逐渐走出了阴霾，而那位实施性骚扰的同事最终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她后来说，假如没有朋友们的支持与帮助，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走出噩梦，当时想死的心都有了。跟朋友倾诉后，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再加上将实施性骚扰者绳之以法，自己也赢回了尊严，反而让她变得更有力量了。这次经历，让她深刻体会到了女性在职场中所面临的潜在危机，她加入了一个Me Too组织，帮助更多女性勇敢站出来，为自己发声。
抗逆力并非天生拥有的，而是经过后天培养形成的。我将通过个人、家庭以及社会环境三个层面来谈谈一个人的抗逆力是如何形成的，以便让大家对抗逆力有更为直观和全面的了解。
通常那些在逆境中幸存下来的人，往往具有敏锐的直觉、创造力以及想象力，同时还具备良好的认知能力和亲和力，自信而且信任他人，并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
心理学家韦斯顿·艾戈（Weston Igoe）说：“能管理好自己直觉的人，在危机环境中，或者快速变化的情境下能更加应对自如。”其实，直觉看似很神秘，但更多是基于经验，就像从事外科手术的医生，有时候不需要太多思考，凭借经验就能完成一台完美的手术。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自己身体上的反应，来训练自己的直觉。比如，走到某个场所，感觉身体紧绷，呼吸困难，这也许就是直觉在发出一些危险的信号，提醒你注意并且做好应对的准备。
另外，自我效能感会让一个人感到自己可以胜任某项工作，并且可以达到目标。不断积累的成功体验，会让一个人的自我效能感逐步提升。
我曾经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最初只能坚持3千米，逐渐地我可以挑战5千米，这让我感到自己在这项运动上是有潜力的。后来，完成10千米后，我开始尝试跑15千米。然后，我报名参加了一个半程马拉松。因为根据经验，能坚持15千米，大概率可以完成21千米的半程马拉松，结果我不仅完成了还收获了一个不错的成绩。
由此看来，增强自我效能感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从最微小的事件开始行动；二是建立正向反馈机制，逐级提高难度，这样自己对完成某个事项的把握就会越来越大。
关于创造力与想象力的部分会在后面的章节中专门阐释，此处不再赘述。
曾奇峰老师在他写的一篇关于挫折教育的文章中提到“唯有温暖御风寒”，就像北方，抵御外在的风寒是因为家里有暖气，而家庭有着温暖和睦的氛围，父母的关系亲密融洽，会给孩子带来极大的安全感。同时父母在为孩子建立规则时，遵循一个原则，即“不带敌意的坚决，不含诱惑的深情”，也就是在跟孩子建立规则时，不是以攻击、愤怒来强行要求，而是用更为成熟、温和的态度去坚守。
当然，家庭除了具有提供安全感功能和教育功能以外，还具有经济功能。一个家庭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才有能力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同时也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对于孩子来说，如果他总是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家庭中，那么孩子自身的抗风险能力也会降低，他会变得更加退缩、脆弱、自卑，而不敢去迎接更大的挑战。
另外，在家庭内部建立支持性的关系也非常重要。在某些家庭，父母貌合神离，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好像处在一个孤岛上，彼此没有联结，孩子很难从家庭内部获得支持，他就不得不独自去面对人生中的困难。当他发现四周没有一个支持自己的人时，那种孤立无援的感觉真的很令人绝望。
如果处在一个更为包容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尊重界限但又不失温情，即便是陌生人之间也能自发地形成互助性团体，让家庭与社会群体、社会公共服务组织之间紧密合作，人们内心会感到踏实。当人们知道有人托底时，对于挫折、困难的不安与恐惧也会降低。
除了从内部挖掘、培养自己的优势，以及从外部寻求可支持的资源之外，我们还需要从认知上构建韧性思维。
曾经创办了八家慈善机构以及一家商业银行的英国畅销书作家乔·欧文（Joe Owen）在《韧性思维：培养逆商、低谷反弹、持续成长》这本书中，提出了应对逆境人们需要构建强大心理韧性的十大思维习惯，包括积极乐观的态度、注重精力管理、构建支持性的人际关系、持续学习与成长、学会选择等。
在面对困难时，我们可以围绕这十大思维习惯去反思。假如婚姻失败了，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摆脱一段极具破坏性的关系是有勇气的行为，未来可以活得更轻松；从精力管理的角度来看，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升自己、爱护自己上来；从获得支持性人际关系角度来看，摆脱了糟糕的关系，有了清晰的边界，更有助于建立滋养、治愈性的关系；从选择的角度来看，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才有自信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
当思维改变了，在黑暗中，我们仍能够看见光明；在泥泞中，我们仍然可以前行；在困境中，我们仍然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