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商业文明与商业扩张

我们早就说到，在所谓的“黑暗时代”，罗马的精神遗产和文明成果并没有被彻底抛弃，而是以不同的形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继承。以意大利为例，罗马时代的手工业技术和传统并没有失传，而是在民间保留了下来。与拜占庭、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贸易虽然不如罗马时代那么繁盛活跃，但是毕竟不像有些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处于停滞和瘫痪状态。战乱过去以后，往来于地中海上的犹太商人继续为西方带来东方的名贵商品和大量的财富，使生活在罗马的教皇能够过着几乎可以算是奢侈的生活。除了来自地中海传统商路的商品以外，北方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扩张也伴随着商品的交换。这来自南北两个方面的商业压力就像两个压缩机，在不断地为封建的欧洲大陆灌注着营养。半是由于这种营养激发起来的活力，半是由于外界财富的吸引，封建的欧洲经过了四五个世纪的休养生息之后，又开始活动起来。包裹在封建制度之中的私有制因素和商业精神应时而动，冲破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走向世界。

在中世纪早期，在封建制的欧洲腹地和北欧之间存在着一种具有同一性的、现实的联系纽带，这种纽带只能是商业。在莱茵河地区广泛地，但程度不同地实行着封建制的 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人非但没有实行封建制，反而在进行着大规模的扩张、征服和移民，这种扩张行为的动力来自北欧人恶劣的生存条件和经济环境。土地的稀少与贫瘠使北欧人无以为生，北欧人的传统谋生手段都是在海上：捕鱼和海盗。海上航行异常艰苦危险，这种生活环境锻炼了他们的冒险精神，也培养了他们相互配合、团结协作的习惯，以及集体地从事商业活动的能力。北欧的商人和海盗向南攻击了爱尔兰、英国、高卢和意大利沿海，掠夺了亚眠、卢昂、巴黎、南特、波尔多、马塞和比萨，足迹远及苏格兰、格陵兰和冰岛。北欧人不仅在不列颠建立了殖民地，而且越过英吉利海峡，沿内河航行，抵达法兰克帝国的腹地，在那里用毛皮和蜡换取铁、布匹和葡萄酒。在东方，瑞典人向欧洲大陆进发，通过芬兰湾，经俄国的水系，进入广大的斯拉夫人领地，在第聂伯河畔的基辅建立了军事和贸易殖民地。瑞典人的入侵促使罗斯人完成了对“发兰琴路”（Varantian） 的发现。发兰琴路成了北欧和东方之间的纽带，把拜占庭、巴格达哈里发同波罗的海地区连接起来，也使罗斯人发现了黑海北岸的拜占庭商人殖民地，对它们进行了残酷的掠夺。

北欧人的扩张给割据的欧洲带来了活跃的商品交换。在比斯开湾港口和西班牙港口的仓库里堆积了来自冰岛的鱼类和来自格陵兰的鲸鱼油，北欧的毛皮、鲸鱼和海象牙在黑海口岸、基辅、诺夫哥罗德、阿斯脱拉罕出售，商人转而换取东方的丝绸、糖、香料、化妆品。跟随这些商品和北欧商人而来的，还有北欧人那种特有的冒险精神和团结互助精神，这些精神没有随着商品的沉沙而消失，它们成了欧洲整个精神遗产的一部分。北欧人在英国、法国、俄罗斯的殖民地连接了南北、贯穿了东西，好像是在封建制欧洲的肌体上铺设了一些管道。这些管道不仅在分裂的欧洲之间传送着商品，而且以商品为媒介，沟通了东欧、西欧、南欧、北欧和中欧，使之连成一个后来被广泛地称为“欧洲”的大陆。

在中欧，由于马扎儿人皈依了基督教，君士坦丁堡和德意志之间的贸易通道被打开，贸易量大大地增加，商业和手工业开始发达，商旅经阿尔卑斯山路往来于意大利和德意志之间。阿尔卑斯山路在罗马帝国时期曾经用于运输军队和军需物资，这时变成了一条重要的商业通道。

在对待商业的问题上，教会和欧洲各地的封建君主们都表示出鼓励和保护的姿态。在宗教和世俗两种政治势力的保护和利用政策下，商业在中世纪欧洲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在德意志，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时期制定了《公安条例》和《巴伐利亚和约》，给商人们提供特殊的保护。在意大利，商业的恢复很快就给主教和僧侣们居住的城堡注入了活力，使之成为商人们的通道和寄居所， ^[1] 也使城市和城市精神在意大利率先发展起来。

和欧洲其他地区比起来，意大利城市精神的发展得益于三个方面的影响：公地经济、伦巴精神以及罗马帝国遗留下来的制度。公地多为临近森林而没有分封的草地、牧场和荒地。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农耕技术的发展，贵族和僧侣都想染指公地，而公地的归属又没有法律上的规定，所以各地的居民们就公地的使用和管理制定了一些规范，其中包括要求垦荒者建立市场，为孤寡无助的人提供服务与保护，等等。在意大利，公地有些是环绕着市镇的，市镇的发展很快就引起了对公地的需求和蚕食。在市镇里出现了被称为“好人”会议的邻居社团，这些团体自发地审理邻人间的地界争执、修建道路、处置小偷，关注有关水源、公共卫生、教堂维修等方面的公共问题，并且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而组成市镇共和政府 。这种城市邻人组织和社团后来随着商业的发展而为工商业人士主持，成了后来市民政府的雏形。

伦巴精神的产生和伦巴底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伦巴底河网纵横，扼守着阿尔卑斯山的各条商道。商业的繁荣使得波河流域的城镇和村落都有可能利用波河地区的交通便利参与贸易。当封建主试图在波河及其支流上设立木栅、铁链和关卡，实行贸易垄断的时候，开始复兴的伦巴城市要生存，要发展，要打通贸易的道路，要争夺贸易的自由权，于是伦巴市民们联合自由农民和附庸阶层，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吸引了周围封建庄园的农奴。伦巴自由精神和公地管理模式使得意大利的城市发展具有了动力和模本，而罗马法也跟随着商业的复兴和城市的崛起而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有很多史学家认为，西欧经济在中世纪曾经一度落后于东方，主要是由于穆斯林教派占据着地中海的优势，切断了欧洲与亚洲之间的海上商路，基督教欧洲的航运和商业都需要仰赖伊斯兰教徒们的鼻息。所以，基督教的欧洲要争取经济的解放和商业的主动，首先就要向穆斯林挑战，依靠基督徒征服西西里，从穆斯林的手中夺回制海权，取得进入地中海的钥匙。

这种观点在当时就很可能已经为很多人所接受，否则就不会有诺曼人在 11世纪对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征服。1016年，一些生活陷入困境的诺曼“骑士”横生奇想，本着一股冒险精神和英雄气概，一直打到了地中海沿岸。参加征服西西里行动的还有一些因违反私战法而被放逐的男爵，以及一些梦想发财的士兵和匪徒，他们的远征都是出于经济的目的。当 1090年诺曼人征服了西西里时，地中海地区的经济格局为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伊斯兰教的地中海商业霸权重新转入基督教徒的手中。过去相互敌对的港口统一到了一面宗教的旗帜之下，基督教徒的商业辐射面远及加的斯、亚历山大城、安提阿和君士坦丁堡。

在东方，伊斯兰教徒的居住区在文明程度、工艺和科技水平方面都较欧洲的日耳曼封建帝国更为发达。10世纪是阿拉伯文明的顶峰，阿拉伯文明一直延伸到今日欧洲的西班牙地区。和阿拉伯人平分秋色的还有拜占庭帝国，它的海军和商船队称霸世界，可以直接通向传说中格外繁荣富足的印度和中国。在西欧基督教徒眼里，伊斯兰是异教，而拜占庭是宗教分裂主义的象征。商业的通道和财富的源泉都被异教徒和宗教分裂主义者所垄断，这种状况要由战争和讨伐来扭转。在讨伐异教、收回“圣城”耶路撒冷的十字军东征时期，西欧的，特别是意大利的商业和商人阶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长远的发展看，在十字军运动中得益最多的也是商业和商人阶级，而不是号召和动员圣战的教会以及积极参与圣战的封建贵族。教会力量由于十字军东征而增强，也只是因为教会及时地利用了十字军运动创造的便利，掌握了商业的工具，变成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商人。

十字军时期的商人和教会在从事商业活动的过程中，创造了一些商业法律的规范，其中殖民商站、海洋法和商业法，以及各种各样的商业管理方式都堪称欧洲文明的组成部分，对后世产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1099年 7月，来自封建欧洲的十字军首次占领了耶路撒冷，不仅在那里建立起了一个基督教的耶路撒冷王国，而且还参照欧洲的封建制度，在耶路撒冷王国的附近建立了的黎波里伯爵国、安提阿公爵国和以得撒伯爵国，让它们在名义上都附属于耶路撒冷王国。十字军还根据欧洲的封建制度，把土地分给骑士们，让当地的穆斯林和希腊的基督徒做这些新领主的农奴。

但是，十字军在东方建立起来的封建领地、封建利益和封建秩序比起欧洲的商业利益和商业组织来，就要相形见绌了。在完成了神圣使命的贵族骑士返回本国以后，十字军留下来的就是来自法兰西、意大利、佛来芒、日耳曼和不列颠的商人们。他们占据了小块的土地作为花园和住宅，在东方建立起“外侨居住区”（Fondaco）或“商站”，形成了专营贸易、不事作战、不受封建法律约束的外来市民社会。意大利的商业“三巨头”城市——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都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港口上占有“外侨居住区”，从这里垄断着商业。

殖民商站的历史依据就是意大利城市自身的经历。那些建立了海外侨民居住区的意大利城市本身也是移民城市。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说，威尼斯城原来是一片沼泽，只是因为集中了大量勤奋的移民，实行了殖民制度，才兴旺富强起来 。欧洲商人们在耶路撒冷建立的“居住区”是欧洲母国在海外的飞地，这些居住区有自己的教堂和税收，使用母国的度量衡，居民们保留着在母国的社会权利。外侨居住区里的行政由母国政府派专员来掌管，这些来自热那亚和比萨的专员叫作“领事”，那些来自威尼斯的叫作“监督”。这些领事和监督都享有治外法权，他们兼管外侨和进行外交交涉，在尊严和财富方面堪与近代英属印度各省的总督相比，那些“外侨居住区”或“商站”也就是欧洲早期的海外殖民地了。

商站的建立便利了欧洲对外贸易的发展，贸易量的加大使法律逐渐恢复了其在中世纪以前的地位。日益增多的公海冲突使得国际惯例成为迫切的需要。为了避免欧洲人内部的海上竞争，意大利商业城市制定了航海法和商业法，民法也受到了重视。接着，其他国家也跟着模仿，于是出现了海上法典，国际惯例体系也就逐渐建立起来了。

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业股份公司在热那亚出现了。这些公司发售股票，委派代理人到每只商船上代表投资者的利益，负责分配利润并且分担商业风险。在中世纪后期，这种商业组织形式在欧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贸易的发展还需要东西方营业方式的相互衔接。例如，中世纪的兑换商由于商业的发展而成为银行家，他们兼营仓库、经管汇兑、代收钱款，成为中间商。发展到后来，银行家开始效仿犹太人收取利息、经营放款和贴现业务。此后，意大利银行家成了国王、大公和教皇不可缺少的财政顾问。

商人们为内陆的欧洲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商品，封建主们则不失时机地对他们课以各种名目的税款和罚金，如对运输征收的过境税、桥梁税、河流税、渡口税、通行税等，对货物征收的数以百计的商品税，还有对葡萄酒征收的专门税、市场税、售货税、关卡税等，不胜枚举。随着商船的停靠港口，商船上的习惯法也要扩展到陆地，于是就有了规范停泊方法、使用浮标等安全措施、管理制度和港口章程、惩罚等方法 。

商业给封建制度带来了政治宽容。西西里国王罗哲尔不仅容忍了伊斯兰教，而且从伊斯兰文明中汲取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在西西里政府里就职的有诺曼意大利人、拜占庭希腊人，也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赋税和财政方面，西西里保留了阿拉伯人的土地丈量制和土地分配制，作为课税的基础。在社会生活方面，商人阶层的存在，各个民族和基督教徒的杂处混居，使得僧侣和贵族丧失了社会优势。

商业对于社会生活和语言文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因为在中世纪，只有少数受过教育的人可以同时使用拉丁语和本地语，大量从事商业的人都没有受过教育，他们只能用本地的方言交流，贵族也不例外。 ^[2] 商人们需要学会记账，结果随着商业活动和社会生活发展起来的不仅是拉丁文教育，更是地方语言和地方文化。

十字军运动为意大利的商业城市打开了通向东方的海道，威尼斯则不失时机地把触角伸向东地中海、爱琴海和黑海，在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都建立了商站。拜占庭的皇帝出于安全的考虑，一方面对威尼斯商人课以重税，要他们宣誓对帝国效忠；另一方面又赐给比萨人、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同样或类似的特权，让他们互相竞争、彼此制约。在这种竞争和制衡的实践基础上，逐渐产生出早期的商业外交技巧和外交规范，并且为王权产生以后外交理论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商业的发展和扩大还激发了欧洲向北和向东的殖民和贸易浪潮，跟着十字军东征的是日耳曼人的向东移民。随着殖民运动而来的是德意志贸易的扩展，1158年，狮子亨利建立了吕北克城，波罗的海随之成了日耳曼人的内湖。德意志商人在波罗的海地区垂涎已久的目标就是勘察并开辟一条从俄罗斯到拜占庭的商路，于是基督教德意志人，更准确地说是德意志的商人和教士鼓动着大批移民深入波罗的海国家，于 1201年建立了里加城，在那里沿用《汉堡法规》规范社会生活，又在立窝尼亚、库尔兰、爱沙尼亚、普鲁士、波兰等地建立教堂、修道院、城堡和殖民地，使德意志人设防的城镇在整个波罗的海沿岸星罗棋布。

和十字军对中东的侵略不同，这段东日耳曼的殖民史中充满了宗教神秘主义和种族优越感。在东日耳曼殖民史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条顿骑士团。他们一边在普鲁士人中间推行基督教，一边建立军人贵族的政体。 但是他们在东普鲁士城市里建立的制度也已经和西欧的封建制大相径庭了。殖民的历史背景使这些城市获得了极大的自治权，因为如果不兴建高墙壁垒的城市，并且授予那些愿意移居的人以广泛的自治权，就没有可能征服普鲁士。结果所有的普鲁士城市都享受了最大的特权。在这些享有特权的城市里，日耳曼人沿袭着传统的社会生活。

十字军在中东和普鲁士的扩张都带有明显的商业色彩，这些扩张的结果使整个欧洲，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从亚德里亚海到俄罗斯，在 13世纪时都向国际商业开放了，在北方以低原国家为中心，在南方则以意大利为中心。意大利人在这场运动中是欧洲的领头人，他们从拜占庭人那里、穆斯林那里学到了较高的商业文明，很快地就加以仿效，于是“他们成立了商业社会，建立了信用制度，恢复了货币，并且将他们的经济方法传播到了北欧”。 ^[3]

[1] Henri Pirenn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 Harvest Books, 1937.

[2] Marc Bloch. The Feudal World . in Norman Cantor & Michael Werthman ed. Medieval Society . Thomas Y.Crowell Comp, 1967.

[3] Henri Pirenn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 Harvest Books, 1937. tPeG8ZoCyhPKcOM5WTwgHX2jWOT1IU8G6fMxx/4NxrxT0UDVtyL7RzHApe1WOiq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