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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一提到希腊，就立刻产生一种家园之感（黑格尔）。《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人格和自由理念，米利都学派的自然观念和辩证思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政治学说和道德伦理，以及贯穿于希腊文明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精神，这些精神文明的结晶在当时就影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
作为地理概念的“欧罗巴”是希腊人叫出来的，指的是小亚细亚和希腊对岸的那片蛮荒的陆地。从文化上讲，远古的希腊实为左近不同民族的“移民地”，那时小亚细亚、埃及等地的人可能看准了这块好地方，一批一批地来到了爱琴海区的岛屿，与那里的人共居、结婚、生子，据说最早的移民可能发生在纪元前十四五世纪，与摩西“出埃及记”时的远古移民时期相当。说欧洲文明实为远古时期的东西文化的融合物，其来有自，不无道理；又说两希文明（希腊、希伯来）为欧洲文明之祖，同是此理。
在很古老的年代，商业往来将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带入爱琴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城邦政治打破了部落和氏族之间的界限，城邦经济则最早地造就了自由民劳动者。年深日久，希腊像一朵花一般绽开了。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使造船、冶铁、制陶、酿酒、建筑等百业兴旺，也使宗教庆典、文化活动、艺术创作等活动繁荣起来，出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自然地产生的分工”，开始有一部分人能够享受“闲暇”，专门从事精神活动了。这种发展在古希腊造就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工商业，一个相对超脱于政治的祭司阶层，以及一批比较自由的思想家。马克思说，劳动的分工使意识能够“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
由于有了这种相对的自由，古希腊的神话，虽然也像一般神话传说一样，是一种对自然力的拟人化的想象，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尝试，
但是在古希腊，神话却没有像在古埃及那样发展成为宗教。直到今天，人们在提起希腊时，首先就会想到那诗一般的神话和象征着智慧的哲学。在神话阶段，希腊人把日、月、水、火等自然物具体为人格化的神，到了哲学阶段以后，希腊人又回到日、月、水、火中去抽象和提炼宇宙的本原和自然的规律了。
古希腊文化的萌芽地和荟萃之所在爱琴海东岸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地区，那里在公元前 8世纪至公元前 6世纪时遍布了 12个城邦，米利都和爱菲索曾是哲学家的故乡。常说希腊哲学的“通孔”是“自然哲学”，米利都学派留下的残编断简，说的便是“自然的基质”，是气、数、水、火和原子，认为自然是自在的、远古的、无限的。阿那克西曼德说：“万物的本原是无限者……一切生自无限者，一切都灭入无限者。”
作为无限的自然是有“道”（或称“逻各斯”）的，其道虽是“万古长久”，但却很难为人类所认识，所理解。因之，人类需要思想，需要智慧，用以认识真理，从而像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那样“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
希腊早期的这种自然观认定自然和自然的规律是自在的而不是人为的，人通过对于自然规律的理性的认识在社会上行事。这种认识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导致了古代乃至晚近的欧洲社会理论和法律制度的形成。
古希腊的另外一派哲学将自然观主观化和绝对化，结果之一是哲学和基督教神学的契合。爱利亚学派的克塞诺芬尼在阐述他的自然观时将自然称为“全视、全知、全闻的”。
这种对自然之“道”（或称“逻各斯”）的拟人的崇拜与基督教对上帝和耶稣基督之“道”的崇拜何其相侔！《约翰福音》说：“道与上帝同在，道是上帝。”说：“道在世上，上帝借着他创造世界，而世人竟不认识他。”又说：“道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充满着恩典和真理。我们看见了他的荣耀，这荣耀正是天父独子当之无愧的。”
古希腊的智慧来自最朴素而原始的理性，理性地认识自然界，认识人自身和人类社会。到了中晚期，柏拉图将世界划分为理性和理念两个部分：理性由知识和理智组成，是关于实在的；理念包括信念和想象，是关于产生世界的。这样一来，柏拉图就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作都局限在和现实脱节的理性中，为日后基督教分离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埋下了伏笔。对理性的绝对化还伴随着对理性的道德化和神圣化。柏拉图认为，智慧是“正义”的，而愚昧则是“不正义”的，理智是“神圣、不朽、永恒事物的近亲”。
理智既然是智慧的，是为整个心灵的利益而谋划的，就应该由它起领导作用，让哲学家成为政治家，让政治家成为哲学家。
▲ 雅典学院内的柏拉图雕像
希腊哲学是非常之辩证的，许多至理名言连今天看来仍有永恒价值。赫拉克利特说的“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几乎人人都知道。苏格拉底有一段把辩证法讲透了的话，可以胜过几千句关于辩证法的理论。他说：“我是说一个了不起的论证，它把一切都说成相对的，你不能正确地用任何称呼来称呼任何事物，比方说，大或小，重或轻，因为大的会是小的，重的会是轻的——并没有什么单个的事物或性质，万物都是运动变化和彼此混合所产生的；这个变化，我们把它不正确地称为存在，其实是变化，因为没有什么永远长存的东西，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中。”这些人人都能读懂的普通话是何等睿智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是古希腊政治和社会生活错综复杂的时代，在整个爱琴海地区出现了多种政治制度，有斯巴达和克里特式的政治制度，有寡头政制，有民主政制，还有僭主政制。后来，亚里士多德将神圣化了的自然和同样神圣化了的理性相连接，又将这种理性放回到现实生活中去，宣称适中是美德，要求由中等阶级统治国家，走不断地平衡利益的中庸之道。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反映了古希腊社会现实中各种势力和各种利益的纷争，表现了一种避开暴政与强权，采取妥协与平衡的政治艺术的倾向。在哲学中，亚里士多德发展了辩证法，承认事物的发展变化和相对真理性，同时将哲学从数学和物理学中分离出来，对天文、生物、心理、政治、伦理做分门别类的研究，使古希腊的科学也大大地发展起来。
经过长时间的冶炼，古代希腊精神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独立性。它没有，也不可能由于野蛮民族的征服而泯灭，在来自北方的马其顿于公元前 338年战胜了希腊诸邦联军以后，希腊大部分城邦虽然丧失了政治独立，但是在被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拥兵侵占的广大欧亚非地区，出现了一批“希腊化国家”。古希腊文明不仅征服了马其顿人，也征服了罗马人。虽然罗马人的入侵将大批文明的希腊人变成来自欧罗巴大陆野蛮人的奴隶，但是反过来，野蛮的罗马人反倒成了希腊人的学生。在雅典建立了学园的伊壁鸠鲁在希腊化时代继续探索宇宙本原，对原子论和认识论都进行了新的探索。在社会动荡、国不保民的时代，伊壁鸠鲁的学说提出：每个人在追求享受的时候，都应该不做破坏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事情；国家的目的是保障公民过幸福的生活。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的这种学说是一种原始的、朴素的“社会契约论”，
古罗马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西塞罗颇受其影响，提出了社会等级之间依照法律和睦相处的观念。
在希腊化时代的哲学中，对于后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还有斯多葛学派，特别是斯多葛学派的伦理观。例如，芝诺在《论人的本性》中认为，主要的善就是坚持按照自然而生活，按照自然而生活就是按照德行而生活，自然和德行是相通的。克吕西普也在《论主要的善》中说，个体本性是普遍本性的一部分，“因此主要的善就是以一种顺从自然的方式生活”，共同法律与普及万物的正确理性是同一的。
因为普遍本性涵盖了个体本性，因此顺从普遍本性即是顺从个体本性；由于个体本性只是普遍本性的一部分，因此，个人应遵守法律，不做人类的共同法律通常禁止的事。
希腊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它的地理条件也有助于它成为一个开放的、富有开阔想象的地方；城邦是自然形成的，它们按照自己的条件生活，每个城邦都是一个“自由”之乡，相互之间是独立的，原始的“民主”便诞生在这种得天独厚的环境里。这种最原初的自由精神，鼓励了哲学、科学等对人生、自然万物的探索。“无心插柳柳成荫”，古希腊人绝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对久远的后代是何等珍贵的精神遗产。苏格拉底之死是希腊人留下的遗产中最具警世作用的一种：苏格拉底以说真话而被责以“蛊惑”青年和不敬神之罪，雅典的“民主”此时已是“异化”了的“民主”，苏格拉底服从判决，在申辩词中厉声问道：“人中最高贵者，雅典人，最雄伟、最强大、最以智慧著称之城邦的公民，你们专注于尽量积聚钱财，猎取荣誉，而不在意，不想到智慧、真理和性灵的修养，你们不觉惭愧吗？”
这几句话最集中地概括了希腊精神，那就是“智慧、真理和性灵的修养”。讲希腊“精神”，那“精神”即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