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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本书的意图是想说明欧洲文明是在怎样的历史人文条件下成长、发展和向外扩张的，从而探讨欧洲文明的特殊成因和内涵，以作为加深了解我们自己的参照。今天的世界是越来越连成一片了，了解别人几乎是剖析自身的必要条件。
我们所说的“文明”不是那种宽泛无边、包罗万象的“文明”，我们也不想重述中外古今的各种学理定义和界说；而只着眼于与“社会进步”相联系的“文明”。衡量文明的程度、衡量的标准，归根到底是看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是摆脱了野蛮和愚昧状态的社会，文明越进步，离野蛮和愚昧应当越远。同时，“文明”的品格应是进步的，向上的，朝向真善美的，代表事物向前迈进的趋向的。文明的尺度，就是人类社会生活质量的尺度。
鉴于此，我们把“文明”这一总概念区划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功能性的文明”。“物质文明”顾名思义已可了然；“精神文明”则有历史文化生成的深层精神特征，例如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思想等，相当于德国意义的“文化”这一概念。
“功能性的文明”介乎两者之间，指的是属于上层建筑层面中的运行体制、机制等带有“工具”性质、“手段”性质的文明，如现在我们习说的“企业管理”之类。
每一特殊文明都是一定“群体”创造的，反映他们是怎样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于是就有了不同形态的文明。照汤因比的说法，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有二十多种文明已经消逝了，今天存在于世界上的几种古老文明，都是在长期历史中经过筛选淘汰而传衍下来的。那些已经“消逝”或衰落下去的文明，现在都不能独立存在，有的已经成为“化石”了。然而对于人类文明的繁衍和发展，都曾是有功之臣，如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于希腊文化的意义。文明，总是不停地运动着的。各个民族文明之间自有了接触以来，从来没有停止过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相互交流和融合。文明在接触中，有的渐渐隐遁了，留下了生命力比较强壮的文明；文明在融合中，有些东西被淘汰了，有些东西被吸收进其他文明中去，原来的文明可能会因而增加了新的因素，甚至悄悄地起了变化。文明不是死物件，是人为了生活得更好而创造的，有人的能动性寓在其中。文明在推动社会进步，反过来社会的进步也推动文明，因此文明就必定有优胜劣汰。
文明既是人创造的，则必是可以传导的、可以传播的。不过，不同的文明，传导的能力有大有小。一般说来，处于优势或强势地位的文明的影响便比较大，反之，影响力就比较小。比较能够反映自然规律因而能促进社会进步的，其流动性能便较强，产生的影响也比较深远。这与一个民族的实力也应该是成正比的，因为实力强的民族易于使自己的文明传播出去。但是文明自身的生命力归根到底是看它是否对社会的进步起推动作用。因此，一个单凭实力强大而不具进步的文明的“民族”或“群体”，它的落后的文明终归会被先进的文化所“吞噬”、所“同化”。如希腊衰亡了，它的文明并没有跟着衰亡，反而影响了征服者罗马人。日耳曼虽然统治了罗马，但却吸收了被征服者的文化，并从而形成了日耳曼-罗马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类似情况。如元继宋统、清承明绪，都采取了汉族的道统和学统。汉族的以儒道释三合一为主的文化传统本已束缚了历史的脚步，但较之蒙古族、满族等文明仍是比较先进的；所以，这些民族入主中原，很快便吸收了汉文化；甚至还在据地自立时便已大体仿效汉制，如宋时的辽、金，入关立朝以前的后金，等等。这就是说，一种文明的传播力量的强弱，最终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适应和推动社会的发展。
以上是从文明发展史的大视角来看文明的，着重人类文明史的总方向。
对于这本书所讲的“欧洲文明”，我还想做如下三点说明：
第一，所谓“欧洲文明”侧重在“西欧”文明。欧洲虽有希腊、罗马、基督教的共同文化源泉，但是最早进入现代的，是西欧。东欧的发展自古不同于西欧，它的文明处于西欧文明的“东缘”，兼有斯拉夫和小亚细亚的影响，虽在拜占庭时强盛一时，但越接近近代，与西欧的差距越明显拉大。
希腊文化的影响泽及全欧，但它在西欧扎根以后反比在东欧根深叶茂。基督教也有类似情况，虽然都是基督教，但西欧的新旧两派与东方的东正教不同。西欧的民主法律制度是在罗马的影响下演变下来的，东罗马帝国却没有把东欧引上相同的道路。而且东欧屡为奥斯曼、俄罗斯所侵，民族国家没有像西欧那样普遍地成熟建立起来。19世纪末起更为大国争掠之地，以致在社会发展上明显异于也落后于西欧。
第二，“欧洲文明”有它的共性，同时又同源异流。像上面说的，东西欧有差异，而即使在西欧之内或在东欧之内，文明也有民族的差异。法兰西文明、不列颠文明、日耳曼文明、意大利文明等，各有特色。俄罗斯文明、罗马尼亚文明、南斯拉夫文明等，各有分殊。匈牙利、波兰、捷克等国家，地处东西交汇点，兼有各方的影响。而民族文明之中又可见许多“子”文明。总之，“欧洲文明”就其整合性可见宏观上的同（identity），由此而产生“欧洲主义”。就其支脉的分殊性又可见微观的异（diversity），由此产生“民族主义”。
所以，“欧洲文明”不是单一的，它是内含“认同中有多样”（diversity in identity）和“多样中有认同”（identity in diversity）的综合概念。因此，它对“外”是“欧洲主义”，而对内是“民族主义”。比如现在的“欧洲联盟”，就是“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
第三，“欧洲文明”从发展趋势看，是通向“现代化”，并与“全球化”进程相联系的。
“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是从西欧肇始并以“地理大发现”作为起点的。“欧洲文明”最早进入近代，从 16世纪至 19世纪的几百年里走在最前面，并向四面八方扩张；它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具体的制度方面的经验，它的多姿多彩的文化，不同程度地在欧洲和欧洲以外的地区扩散，尤其是由于经济、科学和技术发明跨地区、跨民族的发展，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从欧洲开始，迅即扩及欧美，影响及于世界各地，从而把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地区卷进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概述的打破民族界限的“各民族在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正在全世界蔓延。从远古的“两希（希腊、希伯来）文明”到“欧洲文明”，到“欧美西方文明”，再到“全球文明”，其中势必含有各种文明的交流与融合、矛盾与斗争；然而，世界各地都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从而使一种全球意识与民族意识交错并行，“现代化”必然地越来越迅速地不断改变人的时空观念。
上面所说的，总括一句话，就是：文明首先应是人类为了求生存和生存得越来越好而创造的，所以文明的本质应是表现人类美好的东西。
一个文明的社会与一个尚未摆脱野蛮和愚昧的社会的不同，是一个根本性的大区别。因此，先要看清文明是社会进步的尺度这个本质，这是前提。然后才看这“文明”在发展中“异化”了的东西。把“异化”的东西看作那事物的本身，概念就产生了混乱。
要认识西方文明或欧洲文明，先不要忙着预做“价值判断”，应该是先了解它“是什么”；做“价值判断”应在了解和认识它“是什么”之后。我们常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在实践上无疑是完全正确的。问题是精华还是糟粕，不能以其是否适用于此民此土为根据。适用于我们的，固可说是“精华”，其于我不适者，也未必就不是“精华”。所以先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
大抵“文明”的含义，本质上总是好的，因为它是“野蛮”“黑暗”“愚昧”的对立面。那么促进了欧洲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文明究何所指呢？用一些话来概括，就是：
——以求真善美的希腊思想为源头的哲学、伦理学和美学；
——重视社会效能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
——凝合人生、人性、人格至善本性的基督教精神；
——探索宇宙，改造自然，造福人类的科学实践。
打开欧洲文明的历史，上面这些占了主要内容。如果把天下学问提为两端，依中国古训就是“尊德性”和“道问学”。上面举出的这四条，除了第三条属于“尊德性”，其余都属“道问学”。“道问学”就要重知、求知，理性主义也是重知、求知，是重“理”而不是重“情”。欧洲文明是理胜于情。讲道德，那道德也必定是由知而来的。这一点，中国便不同，中国是“情”重于“理”。中国缺少法治传统，与此不无关系。
于是欧洲文明便有一种刻意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开创”性格。胡适说西方文化是“不知足”的文化，总要改变现状；去找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它的哲学，是彻底的“格物穷理”，这是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脉传下来的传统。基督教是讲信仰的，但它把神当作了理性的化身，像费尔巴哈说的，基督教的对象和内容也是人的对象和内容，上帝即客观化了的人的本质。而理性是不能不探求真理的，所以许多虔诚的基督教徒同时可以是大科学家、大哲学家；因为，在他们看来，神本体与物本体不应该是矛盾的。
在欧洲的历史上，哲学家也好，神学家也好，都要讲逻辑、讲数学、讲物理；都要探究天体宇宙的奥秘——希腊从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汲取的智慧加上城邦文化，使希腊孕育了具有开放性格的科学内涵。这种传统，在中世纪早期受到了压制，但后来又渐渐恢复了；神学院里也要讲逻辑、数理、哲学和文艺。
希腊文化蕴含着科学与民主的种子，这在今天似乎是不争的史实。希腊的城邦很早就实行由众人选举首领的办法，由此发展为雅典式的“直接民主”。那种“民主”当然十分原始而且野蛮，甚至表现得很残酷，苏格拉底的性命就断送在这种“民主”的手里。但是城邦的管理方式却给后世的民主制度留下了“自己管理自己”的遗风。一块一块的城邦“自治”或许为早期的民主提供了天然的土壤。中世纪的佛罗伦萨也是实行城邦民主的例子。
当然，欧洲史上很是出了些专制的暴君、暴政，但那科学和民主的种子却没有因此而干瘪掉。法国大革命以前，在旧体制下的“三级会议”已经不只是“橡皮图章”了。雅典的经验总在昭示着欧洲人，特别是思想家们。马克思在评论巴黎公社的“直接民主”时，就显然借鉴了雅典的古例。当然雅典的经验不可能原样重复，它给欧洲人提供的是一种精神传统。
过去有些历史书常认为，中世纪扼杀了希腊思想，没有一点进步意义。“中世纪”每每被看作“黑暗时代”的同义语。这样绝对化的看法早已修改了，因为中世纪并不是千年的“历史断裂”，也不是通体“黑暗”的。说它“黑暗”，大抵是指公元 500年到 1000年这段混乱时期，也指的是教会的统治。然而，须特加说明的是，应该把基督教作为一种欧洲人的思想意识，同教廷那一套神权等级结构、扼杀理性的教廷“纪律”、宗教裁判所等加以区别。基督教义中有宗教迷信，但是基督教追求“至善”的努力，又含有理性化的成分。上帝既是世人膜拜的对象，同时又是理性的化身。正因此，基督教的理念不仅不妨碍而且鼓励科学家们以“上帝”的名义去探索自然。基督教与佛教不同，不是只专注于内省。因此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可以产生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牛顿、笛卡儿、斯宾诺莎等在科学上的成就，也并没有妨碍他们是虔诚的基督徒。
问题是教会成了一种高压的“教权组织”，借上帝之名对教徒实行专制，迫害异己，时而与政权勾结，时而与政权对立。在中世纪，妨碍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正是教会这种具有镇压之权的教权机构。宗教革命反对的正是这些东西，而不是推翻信仰。宗教革命对于资本主义的形成所起的作用，现在已很少人能否认了。这就是说，必须把教权组织与基督教义做一区分。二者是既分不开，又分得开。宗教革命的一大功绩，就是把二者分别对待了。
同时也要看到，在新教出现以前，旧教在欧洲历史上还有两个重大影响不可忽视。一是经过公元 9世纪的拉丁化的完成和其后的十字军东征，从公元 12世纪起，基督教的传播确实起了在精神上把欧洲“统一”起来的作用，也就是说“欧洲观念”的形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曾有赖于基督教的“欧洲化”。第二是由于基督教的普及和推动，欧洲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最早的大学，高等教育通过寺院教育得到发展，哲学（神学）、数学、化学、医学等，成为各大学的共同必修课程；各地图书馆收藏着类似的基础图书。欧洲文化教育实际上是在中世纪奠定了基础的。
总之，在教权与政权有分有合的复杂关系中，在民族国家成长的过程中，连年兵戎相见，同时又要对付来自东方如土耳其、撒拉逊的压力；然而与此同时，欧洲文化的认同过程加速了。欧洲人，特别是欧洲西部的欧洲人，在历史的进程中，越来越把“我”与“非我”划分开来，因而具有了“自我意识”，这种意识便是所谓“欧洲观念”。
可见中世纪对于欧洲是有很大贡献的。圣奥古斯丁等教父派领袖把教义理论化，基督教用几个世纪的时间“战胜”了异教，同时也吸收了世俗文明并把自己“世俗化”。欧洲经过几次“小文艺复兴”，终于迎来了发端于意大利、遍及欧洲的伟大的文艺复兴。
从15世纪起，欧洲的走向自然而然、坚定而又明朗。从此时起，或先后或同时发生的五个方面的大事，使欧洲的西部完成了近代社会的进程。其影响也辐射到东部和大西洋彼岸。这五件大事就是：
一、地理大发现，突破了古代地理分割的观念。
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回归和大发展，取代了中世纪的神本主义。
三、宗教革命，诱发了社会性的思想解放。
四、启蒙运动，确立了理性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论。
五、实证科学，使西欧社会的进步建立在科学发现和科学思维的基础上。
作为这五个方面的社会表现，一见之于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再见之于产业革命。政治革命体现了从培根、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政治哲学，尔后导向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产业革命则是在物质文明上体现了以科技为前导的前工业化特征，并随后把西欧推向“发明的世纪”和工业化道路。
欧洲进入近代史期以后，脚步非常清楚地、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向前发展：15、16世纪是“序幕”；17世纪进入精神的深处同神学反复“较量”；18世纪最为关键，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都发生在这个时期，为 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盛期”准备了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这是一个合乎自然规律的过程（natural process）。经过 17、18、19这三个世纪到今天，以高科技为动力的现代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全球性的金融体制、无孔不入的市场经济……同样都是水到渠成的进程。这个进程没有局限在欧洲，它影响着、牵动着全世界前进的步伐。
总之，欧洲社会到 19世纪中叶以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条件都已齐备了。概括地说，在政治上是以代议制为特征的民主宪政，在经济上是以利益原则为动力的市场经济机制，在精神上是以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为基本特征的对自然界——物自体的科学探索。对近、现代欧洲社会具支撑之力的，就是这三根支柱。
自 19世纪以来，世界的变化是加速地快；事实上，欧洲到达顶峰的时候便已经预示它不可能长久不变地“专美于前”了。20世纪的世界已经不属于欧洲，与美国相比，今天的欧洲已经显得有些“老化”了。其实这种“老化”的迹象在欧洲处于“全盛期”时就开始被一些感觉敏锐的学者觉察到了。最昭著的、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托克维尔的预见。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使他深感后起的美国已经在许多方面青出于蓝了。美国显得更有活力，因为它没有欧洲封建旧制度的历史包袱。他朦胧地预感到，到未来的某个时刻，欧洲将被超过，世界将看到美国和俄罗斯的分庭抗礼。
欧洲到了 20世纪，诚然在“实力”上逊色于美国了。然而它对人类文明有两大贡献，一是为各种“主义”提供了执政的实验场所：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等，都在政治舞台上演，并为人类社会提出的历史发展问题做出了 19世纪以前做不出的答案。二是“欧洲联盟”是这个世纪的一个创举，千数年来的“欧洲观念”终于成为现实，它是在欧洲这个地区的、“全球化”的一种具体而微的表现，其意义和影响不仅局限于欧洲。
“从文明史的观点看欧洲”，是这本书想要做的。它不是政治史、经济史，不是对历史事件的周详叙述，而是作者对人文历史的一点理解。简而言之，是反映作者对欧洲文明的理解，即通过我们的认识看欧洲文明是怎样从公元 5世纪发展到 20世纪的。
为什么不索性从古希腊开始呢？这诚然是治欧洲史的通例。但是我们想要做的是弄清欧洲社会是怎样进入近代的，而欧洲的15—20世纪近代社会更直接地脱胎于中世纪。希腊、罗马当然是欧洲的源泉，但是从社会发展看，欧洲是从西罗马帝国的衰亡起经过漫长的嬗变过来的。因此，古希腊、罗马只简略地在本书中起“楔子”的作用。
就“欧洲文明”自身的发展来讲，到 19世纪达到了顶峰；往前走，到 20世纪，“欧洲文明”的范围便扩大了。首先美国文明不仅延伸了欧洲文明，而且在欧洲文明的基础上结合北美特点，大有创新。从 20世纪起，可以说不再有一个“单纯”的“欧洲文明”了。如果以前讲“西方”是指欧洲，那么到 20世纪，甚至在19世纪后半叶，“西方”至少是指“欧美”了。
这本书是我多年来就想做的，即做一本不是翻译外国人写的，而是中国人自己写的书，写写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欧洲。不过，在退休以前，大半由于忙于诸多行政事务，没法子静下心来做这件事。后来又成了长期病号，“多病所需唯药物”，以致不仅一曝十寒，而且时感精力不支。幸好，周弘教授分担了有关中世纪的部分（第一、二、三章），使我得以勉强草成这部书稿。这本书的“策划”和写法、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基本上是我个人的；所以凡有不妥与谬误之处，都应该由我一人负责。这是要说清楚的。
欧洲的历史是非常丰富的，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古老而又有创新的、十分成熟的文明。平时脑子里想的，以及打“腹稿”时闪现的一些看法，一旦要落在纸上，就往往不是那么回事了。做了几十年关于欧洲的工作——在青年时期初识欧洲，其后的工作（包括“公务”和研究）又从来不曾离开过欧洲的昨天和今天——有不少感觉、印象和理解，虽然失之浅薄或属老生常谈，但总是自己体悟出来的，应该写下来；所以写这本书时有点“还债”的心情。我深感，我的精力、学力都嫌不足；特别是近几年来，因为身体不好不能跑图书馆去浏览新出版的书刊，身边又没有帮手，更不允许我做长途旅行到我所熟悉的欧洲再去看看，所以免不了有“闭门造车”之弊。我只能拿出这份不成个东西的“东西”。但愿能有人甘坐冷板凳，把这类“经济效益”平平却有学术意义的研究做下去，相信一定比我做的好很多。我拿出的，不过是引玉之砖。
陈乐民
1998年2月于京中芳古园陋室
2002年6月再版时略做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