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

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有两大来源：一是作为它的思想根源的古希腊哲学遗产，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葛主义；二是包括新旧约全书在内的《圣经》，以及对《圣经》的理论阐释。这两个来源有一个结合的契机，即早期教父派，特别是奥古斯丁对基督教的理论总结。从这种理论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基督教教义，连同基督教的政治组织和政治作用，加上基督教在伊斯兰教外来压力之下产生的向心力，是为基督教征服野蛮强悍的日耳曼入侵者的三个主要原因。

基督教的理论性源于《圣经》形成时期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的交汇与融合。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转换成为上帝赖以创世的依据，以及上帝用以拯救人类的亲子。这种将文明结晶与宗教信仰相结合的奇思妙想，这样集想象力与逻辑力于一体的理论尝试，产生出一种独特而具有适应力的神学。这种神学的哲学论证更得益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丰富、缜密与深刻，得益于斯多葛学派对于普遍的、高于现世生活的自然法则的认定与讨论。当公元 318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尼西亚召集第一次公议会，解决基督教教义分歧和基督教派纠纷的时候，主张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而在理论上融合了两希文明的“教父派”以少胜多，在罗马皇帝的帮助下，压倒了阿里乌斯派。在此后的六次公议会上，逐步地确认了《新约全书》的经典版本，通过了驱逐阿里乌斯教派的决议，确立了“三位一体”的教义，排斥了聂斯托利等异教派别，开始了一个“偶像崇拜”的时代。

在形式上，七次公议会解决的是基督教的教义争端问题，但在实质上，通过教父派与其他派别的论战，确立的是一种以人为本的观念。例如，否定基督是神人合一本体、主张“二性二位”说的聂斯托利派与主张“三位一体”说的亚历山大里亚大主教西利尔，经过辩论，相互让步，于 433年达成如下的信经格式：

我们承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完全是上帝，也完全是人……我们承认……圣童贞女是上帝的母亲，因为称为道的上帝成了肉身，成了人，借着她的怀孕把他自己与由她所产生的肉身联合了起来。

这种妥协确立的是上帝的人本性，而且是被人、通过人而确立的。此后的历届公议会又逐渐确定了圣父、圣子和圣灵是同一实体、三位人格的概念，“基督的神性与圣父的本质相同，基督的人性与人的本质相同”“按人性而言，基督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等正式说法。

在七次公议会上确立的“三位一体”的上帝不仅具有人形——他通过童贞女玛利亚获得了人的肉身， 而且具有人性——他济危拯困，扶贫救弱。他甚至忍受了人世间的极大痛苦——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生而为人的罪孽，死而为人的苦难，复活而为人的希望。所以，费尔巴哈说：“人的上帝是人自己的本质……感情的对象的力量就是感情的力量，理性的对象的力量就是理性自身的力量，意志的对象的力量就是意志的力量。”基督教，“乃是人对于自己所采取的态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乃是人对于自己的本质所采取的态度”。 基督教精神与人类共有的本性协调一致。

“三位一体”说不见于《圣经》，它的正统性除了仰赖于教会使用行政手段争取政权的支持以外，还需要一批教父派神学家为它做理论的论证。奥古斯丁就是这些神学家中集大成的人物。奥古斯丁生于罗马帝国末年的边缘省份北非，是北非希波的主教，他亲身经历了罗马末世的混乱、人生的无常和政治的颓败，目睹了战争的惨烈、基督教的兴盛、汪达尔人的入侵，他甚至就死于汪达尔人兵临城下之时。身处战争频仍、人命如草芥的年代，眼见庞大的人间帝国大厦将倾，奥古斯丁的希望何在呢？人的创造、人的智慧和力量所能够成就的未来是奥古斯丁难以洞见的，所以他认为人已经沉沦了：“一个人既已用自由意志犯了罪……他就丧失了意志的自由。” “没有人被救拔出来过，没有，连一个也没有。现在还是没有，将来也必没有，唯有靠救主的恩典才能得自救。”

既然人是无可救药地陷入了罪孽，那么人的唯一希望便是全能尽善的上帝了。所以，奥古斯丁说：“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上帝是最高的存在，在他之上没有更高的存在，上帝是美的本原，一切美好都来源于上帝。 奥古斯丁在神学中赋予了上帝全副的甚至是十分具体的人性，借以表达他改造现世生活的愿望和对于人性升华的希冀。他说：“宇宙间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任何存在者不是由上帝那里得到存在；上帝是三位一体的，即‘父’，由父而生‘子’，和从父而出来的‘圣灵’，这圣灵就是父与子之灵。” 他还认为，上帝是唯一的绝对的灵，是一切存在物的来源。“我们不必如希腊人所说的物理学家那样考问事物的本性；我们也无须唯恐基督徒不知道自然界各种元素的力量和数目……我们基督教，不必追求别的，只要无论是天上的或地上的、能见的或不能见的一切物体，都是因创造主（他是唯一的神）的仁慈而受造，那就够了。”

教父派和奥古斯丁使上帝的本质具有了人性，其结果反而使上帝和人之间的距离拉大了。这是教父派的一个大悖论：人被抽象化、道德化、至善化成了上帝以后，人本身就变得微不足道了。普遍人格化了的上帝否定了人本身的特性：“亚当的罪无法赦免，无法消除，只有借着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为人的基督耶稣。” 上帝越是像人，人就越是会因为其自然的属性而遭到贬抑。一个“具有人性”的耶稣基督，以他自己的“牺牲”唤起的是一种对于人性的普遍压抑：“上帝的道成肉身，克服肉欲，精神的自我内省，等等，它带来了禁欲的、沉思的僧侣生活，而这才是基督教观念的最纯正的花朵。”

与对人和人性的失望相对应的是奥古斯丁对于上帝的尊崇。哥特人洗劫罗马城引起他对罗马帝国历史的反思，于是有了《上帝之城》之作。“上帝之城”是奥古斯丁的精神理想国，他认为“世人之城”由于异教徒猖獗而充满恶和非理性，应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统领的“上帝之城”凌驾于“世人之城”之上，使之在精神上从属于上帝的旨意，即所谓以“理性的被造物管制非理性的被造物”。奥古斯丁在这本代表作中为教权与政权之间的关系确定了既是分离的又是后者服从前者的关系。他认为，只有如此，人间才能避免罗马帝国式的厄运。

奥古斯丁在尊崇信仰的同时，并没有彻底地否定人的理性能力。奥古斯丁认为，在信仰和理解之间有三种不同的关系，对于某些事物是只能相信不能理解，对于数学公理和逻辑规则是相信的同时就理解，对于上帝的道理是要先相信后理解。他说：“有些东西必须在相信上帝之前被理解；但是，对上帝的信仰帮助一个人理解得更多。” 在论证信仰与理解之间关系的时候，奥古斯丁根据的还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推理和理性的原则，在他的学说中还有希腊哲学留下的影响。奥古斯丁实际上是将神学与哲学融为一体的大师，他的那种希腊式的缜密的哲学思维和严整的逻辑推理成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理论的规范。即使是在蒙昧时代，包含理性原理的人类精神遗产也能够通过看起来是和理性相悖的基督教神学得以保留。

奥古斯丁学说产生在罗马帝国衰亡之时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以精神的力量挽救处于危机中的社会的一种强烈愿望。奥古斯丁告诉世人，罗马的衰亡正是由于缺少了基督教作为强有力的精神信仰支柱。奥古斯丁可以说是把基督教教义意识形态化的第一人，是基督教成为中世纪神学，即经院哲学的奠基人。他带给中世纪欧洲的精神遗产贯穿了几乎整个基督教神学体系。公元 529年，法兰克国家的奥朗日地方宗教会议将奥古斯丁的神学列为教典，奥古斯丁本人也得到罗马主教认准而成为神学权威，被尊称为“圣奥古斯丁”，其神学从而“固定了一直到宗教改革为止的教会神学，以及以后路德与加尔文的大部分教义”。

欧洲进入中世纪以后，神学教育和文化传播成为教会的垄断领域，由于缺乏了外来的竞争与挑战，神学丧失了本有的活力，进入了死气沉沉的时期。自公元 6世纪起，神秘主义神学开始兴起。神秘主义神学家是一些纯粹的思辨主义者，他们接受了柏拉图关于灵魂对于神圣的追求和新柏拉图主义的灵魂超脱的说法，采用思辨方式研究上帝自身，要通过不可知、不可言的神秘的超越性与上帝的超理智融合，结果是“知识本身转化为神秘的沉思”。在长达五百年的历史时期中，神秘主义对于基督教哲学并无建设性的贡献。

从大约 10世纪时起，民族迁徙的浪潮已经尘埃落定，欧洲封建制进入了成熟期，农业生产出现了剩余，文化教育开始在教会内部复苏，遍布欧洲的教会和修道院里建立起了学校，一些僧侣在那里专门研习神学，教师和学生时时为了神学问题而展开辩论，就不解的难题进行研究，渐成风气。此时，亚里士多德的论辩推理通过波埃修的翻译成为教会学校的教科书，推动了经院神学的发展。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教父派典籍中的哲学问题与哲学概念，并且发展出新的哲学思想和哲学风格，形成了“经院哲学”。

经院哲学上承教父哲学和古希腊哲学，下接近代哲学和经验科学，承上启下，为中世纪的知识传播和思维发展做出了贡献。经院哲学的缘起是 10世纪意大利伦巴底地区有一批自称为“逍遥派”的修辞和逻辑学者，他们仿效古希腊的智者，把辩证法作为训练智力的工具。不久，出生于法国的神学家吉伯特开始用辩证法作为解惑和求知的工具，并且论证了理性和理性的使用，提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的定义。 这种对理性地位的恢复虽然受到主张“哲学应当像婢女服侍主人一样为神圣的经典服务”的达米安等人的激烈反对，但是被黑格尔称为“哲学必然要干预神学”的时代已经来临，并且不可逆转。

在辩证法与神学结合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批经院哲学家，如主张“信仰追求理解”的安瑟尔谟和主张“理解导致信仰”的阿伯拉尔，他们都不能忽略理性的存在和哲学对于神学的干预。

安瑟尔谟是坎特伯雷大主教，他继承了教父派“先信仰后理解”的传统观念，但同时又主张要用辩证法来加强信仰。他说：“不把信仰放在第一位是傲慢，有了信仰以后不再诉诸理性是疏忽，两种错误都要加以避免。” 安瑟尔谟和教父派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在于，他认为人没有因为“原罪”而丧失自由意志。在他看来，意志的本性是选择。上帝赋予人以不可剥夺的选择能力，人在外界因素的影响下自由地选择善恶，自由意志不会因为在“原罪”以后丧失了向善的倾向，从而也失去选择的能力。上帝的恩典要通过和自由意志的选择倾向相结合，来决定人的命运。安瑟尔谟对于自由意志的这种论证为以后经院哲学开启了理解的门扉，开始了基督教哲学发自信仰、为了信仰、通过辩证法而走向理性的发展历程。

安瑟尔谟以后，将辩证法用于神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伯拉尔，他坚持了对教义的哲学思考，写作了《辩证法》《一个哲学家、一个犹太人和一个基督徒之间的对话》，把关于辩证神学的讨论引向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在他的主要著作《是与否》中，他列举了 156个神学问题，每个问题都附有肯定与否定的意见，试图通过论辩寻找由不确定到确定的信仰之路。

13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大多以“抽象理论”为基础，建立共相学说，并且在“共相是否是一个普遍实在”“共相如何存在”，以及“如何认识共相”等问题上开始了唯名论与实在论的大讨论。安瑟尔谟和阿伯拉尔分属实在论和唯名论，后者将“理念”与共相所区别，成为唯名论派的一个早期代表。此后经院哲学内的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延续了几百年，活跃了整个神学思想界。

辩证神学的发展有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古希腊哲学在长期受到阿拉伯人保护而流传下来之后，这时通过东西方日益频繁起来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传到了西欧，又转译成了拉丁语言，在西欧神学思想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通过阿维洛伊主义的西来而得到广泛的传播。阿维洛伊，即伊本·路西德，是一位阿拉伯哲学家。他以评注亚里士多德而著名，在中世纪，阿维洛伊是评注者的同义词。阿维洛伊把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当作最高真理，努力寻找哲学与神学的区别。他认为，物质和形式都是永恒的、运动的，真主不能重新创造它们。“第一推动者”的任务在于把潜在的形式变成现实的形式，引出并发展存在于物质中的“萌芽”。人的理性不是人的灵魂的组成部分，而是从外部移入的，在认知过程中和灵魂结合。理性是超个性的、不死的、活动的。 阿维洛伊把哲学真理看得高于神学真理，认为宗教是一切人需要的真理，而只有极少数哲学家要求无条件的理性证明，理性的最高地位高于信仰。阿维洛伊以其对于物质和形式本原性的肯定，对理性和灵魂的区分，对哲学（科学）和宗教关系的界定，在欧洲的经验哲学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对欧洲的神学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在英国和法国等地，经院哲学得到发展，出现了托马斯主义和司各脱主义。

托马斯主义的创始人是意大利僧侣托马斯·阿奎那。在他生活的时期，意大利商业繁荣，城市到处都在兴起，十字军已经沟通了东西方交通，阿奎那有机会大量地阅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由于熟悉亚里士多德并受其影响，阿奎那写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诠释》，主张为了哲学的完整，需要设立一个研究城市的学科，称为“政治学”或“治世学”。 在他的代表作《神学大全》和《反异教大全》中，阿奎那摆脱了纯神学的讨论，涉及那个时代的政治、法律、世俗社会、战争、暴政，甚至自然科学等广泛的领域，成为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

作为一名神学家，阿奎那除了充分地反映他的时代提出的众多问题以外，还在讨论神学问题和论证上帝存在的时候使用了古希腊哲学的形式逻辑及推理方法。他认为，上帝的存在可以从五个方面证明。第一，从事物的运动或变化中证明：一件事物不可能同时是推动者和被推动者，因而第一推动者当是上帝。第二，从动力因的性质中证明：因为经验中没有事物是自身的动力因，所以必然有最初的动力因，这就是上帝。第三，从可能和必然性中证明：因为有些事物的必然性是由其他事物造成的，有些则不是，究其终极必然存在，就是上帝。第四，从事物真实的等级性中证明：因为有更好、更多，所以有最美好和最高贵，而最美好和最高贵只能是上帝。第五，从世界的秩序（目的因）中证明：因为无知的人，乃至生物都为着一个目标而活动，说明他们背后有推动力。 这五个证明清晰地显示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思想影响，对上帝存在的论证全面而又逻辑，成为以后理性神学的基础，因此黑格尔说，阿奎那使得神学更具有哲学意义，更加系统化。

阿奎那的主要贡献还在于他明确地区分了哲学和神学，指出了它们是两门不同的学问。他在对教义进行系统阐释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把神学中可以通过感觉感知的部分“让”给了自然理性。他说，基督教神学来源于信仰之光，哲学来源于自然理性之光。哲学真理不能与信仰真理相对立，它们确有缺陷，但也能与信仰真理相类比，并且有些还能预示信仰真理，因为自然是恩典的先导。 他还说，“涉及上帝的某一些真理是人的理性可以达到的，而另一些真理则超越了人的理性力量”。 那些感官所及的事物，也即可以为人的理性所认识的事物，是世俗的和低级的，单凭世俗哲学和人的理性就可以认识了。但是涉及信仰对象，人则应该无条件地忠实于上帝。 在阿奎那看来，人的理性只能补充简单的信仰，而上帝的爱才能达到最高智慧。阿奎那将信仰主义、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融为一体，所以被尊为新时代的神学宗师。阿奎那虽然还坚持神学高于哲学，但是他承认在上帝启示的神圣道理之下，还有用人的理智所能得到的哲学理论，这就为理性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空间。

13世纪还是一个从神学向科学过渡的世纪，在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唯名论哲学家，出生于英国的罗吉尔·培根。培根曾经在巴黎教书，对于巴黎 13世纪中叶时的一种不研究自然、不研究原著的空谈时尚深为反感。在中世纪，罗吉尔·培根是少有的思想解放者，他还是第一个使用“实验科学”概念的人。他激烈地抨击了认识领域里的四大障碍：谬误甚多、毫无价值的权威，习惯的影响，流行的偏见，来自自身骄妄虚夸的无知。他鲜明地提出“要认识真理必须进行实验”。 回到牛津大学以后，他潜心研究数学、物理学和语言学，并于 1267年完成了他的《大著作》。《大著作》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培根在里面讨论了哲学与神学的关系、光学、实验科学、天文学、地理学、历法学、语言学，以及神学和道德哲学。在认识论上，培根宣布：“没有经验，就没有东西可以被充分地认识。” 在社会领域里，培根抨击了条顿骑士的极端残酷，宣扬了人道主义精神。在科学领域里，培根认为，认识有“论证”和“经验”两种方法，“论证……不能消除疑问”，而经验有两种形式。第一，“人通过内在启发的经验从上帝那里得到了一种理解能力来认识恩赐和荣誉的神圣真理”。第二，“被感性经验所唤醒的人找到了自然和艺术的秘密原因（因果的解释）”。 在这里，培根明白无误地公开承认经验的外部特性，并且把自然和上帝、感觉和启示区分开来，这不能不说是对当时飞速发展着的社会现实的一种认识论上的革新尝试。

培根的思想反映的是时代的精神，在英国，培根的唯名论老师们曾经积极地参加了国会反对国王的“大宪章运动”和大学反抗罗马教皇的斗争，他们重视实践，重视科学，开始对当时的世界和周围的现实进行自觉的探索。除了培根以外，罗色林的关于“个别的感性事物才具有实在性”的命题，威廉·奥康的关于“对于个别事物的认识是一切认识的基础”的命题，都有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

培根对于经验的强调反映在基督教哲学中，就形成了英国的司各脱主义和奥康主义。司各脱主义的创始人是约翰·邓·司各脱，他出生于苏格兰，曾在巴黎任神学教授。司各脱认为，亚里士多德为形而上学规定的对象“存在之为存在”是人的理智的首要对象。理智只能首先认识个别存在的事物，“存在”在逻辑上先于存在的被理解，这是人类认识的第一原则。司各脱甚至给“存在”分出了无限和有限两种，认为无限存在是上帝，而有限存在是被造物。形而上学对“存在之为存在”的研究既包括对无限存在的研究，也包括对有限存在的研究。在这里，司各脱已经摆脱了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的论辩模式，开始涉足基本范畴和基本方法。

威廉·奥康继承的也是英国的经验传统，他对人的领悟和判断活动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在唯名论的认识论方面取得了进展，预示了重视经验证据的新科学观。奥康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在道德观方面，他强调个人的道德主体地位，认为一个人的意志如果以上帝为终极目标，就会感到直接面对上帝，由此而产生的良知，就是对上帝意志的领悟。从个人主体地位出发，他反对教会清规戒律对个人的束缚，因此在神学界独树一帜，其开创的思想学说也被称为“奥康主义”。

综上所述，在中世纪结束和新时代到来之前，基督教思想界已经为时代的变革、为文艺复兴、为宗教改革、为民族国家的出现做了大量的精神和理论准备，培根和奥康对现代科学、司各脱对近代哲学的影响使中世纪和新时代的接轨变得顺理成章而不是突如其来。14世纪以后，科学开始从教会内部兴起，科学和人文巨匠辈出，接踵继武者有把艺术作品和自然类比的达·芬奇，有嘲弄宗教虚伪的伊拉斯谟，有模糊了上帝与自然界限的泛神论先驱布鲁诺，有通过实验达到认识的伽利略和弗兰西斯·培根，他们的精神积累预示一个科学和理性时代即将到来，哲学即将摆脱“神学婢女”的地位而独立出来，从而掀开了近代哲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一页。 PuBcqr6IcxSOqb42Tx97bLlm9BJc/O6avBxrZYbnCRDrkWHiemwLXRnCIBQISU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