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验法

同现代认知心理学家一样，康德想要用客观的方法研究主观的先验观念，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康德意识到主观的事物会维持主观性，就像客观的事物保持客观一样。任何想要找到真相的人都必须偏向客观和公正的信息，因为它们天然地更接近于真相。但是康德在这种困境中找到了一条出路。他提出了一种推理方法，不同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演绎逻辑，这种方法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而非确定的结论。通过牺牲确定性，康德得以利用主观的数据得到客观的结论。这种方法被他称作先验法。

先验法又叫归纳法，因为观察是发生在解释之前的（在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中，解释先于预期的观察）。阿瑟·柯南·道尔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创作的侦探角色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在华生手表案中就运用了这个方法。

把你自己想象成福尔摩斯。你用先验法查案，以已有事实或一系列新发现的事实为起点。你从你的朋友华生医生（Dr. Watson）那里收到了一只表。这块表有几处明显的特征，比如，（a）上面刻有名字的首字母W,（b）生产日期为50年前，（c）表壳内部有几处刻上的数字，（d）表扣上有凹口，以及（e）手表上到处都是划痕。

现在问问你自己，这块表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仔细检查每一处特征，运用你已有的知识，推测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例如，将事实（a）与事实（b）结合，表上刻有字母W（由于是华生把表交给我们的，故先假设W代表华生），并且手表已经出厂50年。我们便可以推测，这块手表属于华生的父亲。但又因华生的父亲已经去世，手表可能被遗赠给了他的大儿子。事实（c）中提到的数字可能是被当铺老板刻上去的，暗示华生的哥哥家道中落。每个例子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可观察的事实是如何影响推理答案的。

如果答案和事实非常匹配，就可以停下来。如果不吻合，就继续推理。任何时候都可以加入新的事实，使推理能够更进一步。例如，新事实（f）：华生慌张的面部表情，让你确信自己猜对了。

和康德一样，认知心理学家也想用客观数据开展研究。基于一组事实，他们可以运用先验法反向推导，提出一系列信息加工活动来解释这些事实，然后再测试这些活动。研究中运用的方法是科学的，具有可靠性（他人复制实验后可得出相同结果）和合理性（措施保证测试只针对预定的现象而非其他现象）。

就如同所有信息收集的过程一样，最终的成果会受限于信息收集工具的质量。你不能指望竖起一根手指就可以理解和预测天气。心灵和天气不同，它在物理意义上是不存在的。大脑当然属于物理客体，但心灵并不依附其上。心理学家只能通过研究心灵的影响进行有根据的推测，但无法研究心灵本身。当物理学家尝试发掘亚原子粒子的本质时，也遭遇过同样的困境。这意味着用于研究和测量的工具必须是清楚有效的，有时甚至是要精巧的。

相较于其他科学方法，使用先验法类比心灵和机器能够产生更完整的心灵图像。身处21世纪的我们只想向前看，但值得铭记的是这种类比的方法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哲学家。另外，如果没有这些研究人员和他们精巧的工具，认知科学可能会颗粒无收。

焦点《华生手表奇遇记》

（ THE ADVENTURE OF WATSON'S WATCH ）

——约翰·H.华生（John H. Watson）

改编自阿瑟·柯南·道尔爵士的《四签名》（ T he S ig n o f F ou r ），发表于1891 年《海滨杂志》（ Strand Magaz ­ in e ）。

没有其他人比我亲爱的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更有资格做国王的臣民了。在我垂垂老矣的最后时光，我想知道对于这位独一无二的私人侦探，还有什么轶事值得与大家分享。回顾福尔摩斯探案史，我发现许多情节颇有些煽情的意味。因此，我决定用一则故事来冲淡这种煽情味，我为故事起名为《华生手表奇遇记》。这则轶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没有牵涉伦敦邪恶的底层犯罪，却彰显了福尔摩斯独特的探查能力。

那是三月份的一个阴郁的夜晚，我去他在贝克街的住处拜访他。我们享用了赫德森太太帮忙准备的丰盛晚餐。夜幕很快降临，除了远处的马蹄声，房间里十分安静。“福尔摩斯，我这儿有一块手表，”我说道，他停下了手中转动的化学仪器，饶有兴趣地注视着我的手表，“能请你谈谈这块手表的已故主人的性格吗？就当作是对你演绎推理能力的测试。”“我亲爱的华生，我的方法主要借鉴了伟大的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的归纳法。但是，还是让我看看这块表吧。”

我把手表递给了他，心里觉得有些好笑。他把手表拿在手里掂量着，仔细查看了表盘，打开了后盖，先用肉眼观察，然后掏出一个高倍放大镜查看起来。

“好了。这块手表是你哥哥的。他继承了你父亲的遗产。我发现，首字母‘W’代表你的名字，手表的生产日期都快有50年了，这个字母和手表一样古老。手表是为下一代制作的，珠宝饰物通常会留给家里的长子，他最有可能和父亲同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了。因此，这块手表一直在你大哥手里。还有，他既邋遢又粗心。”

“你从哪儿看出来的？”我承认我被他的坦率激怒了。

“他本来前途光明，但自暴自弃，大多数日子陷在贫困中，没过几天好日子，最后过度饮酒毙命。我只能看出这些了。”他把手表还给了我。

“天哪，你说得太对了！但是不可能光看看手表就能知道这么多。”他的分析刺痛了我。

“你明白，”他说，“我只是做了可能性衡量。我根本没想到会这么准确。”他伸手去拿烟斗，开始装烟叶。“我一开始就说你哥哥粗心大意。如果观察表壳的下部，你会注意到上面有两处凹陷，而且由于习惯于将其他硬物，比如，硬币或钥匙，与手表放在同一个口袋中，手表到处是磨损的痕迹。所以我断定，一个如此漫不经心地对待一块50几尼（Guinea，英国旧货币名）手表的人一定很粗心，“毕竟这是一件这么贵重的遗产，那么他在其他方面应该也是如此，当然这一推论并不牵强。”我点点头，表示我理解他的推理。

“英国的典当商在取走一只手表时，会习惯性地在表壳内侧刻上票号。这比贴标签更加方便，因为没有丢失或被调换的风险。我用放大镜看了一下，这个表壳的内侧至少有四个这样的票号。第一个推论：你哥哥经常入不敷出。第二个推论：他偶尔也会发笔横财，否则他不可能再把手表赎回来。最后，我请你看看内链板，这里留下了钥匙孔。看看这个洞周围无数的刮痕，这是钥匙滑擦的痕迹。哪个清醒的人的钥匙会有这么多凹槽？这正是酒鬼打开手表时留下的痕迹。”福尔摩斯吸了一口烟斗。

我被他说服了。“我承认这是我那不幸哥哥的真实生活写照。”

“人们常说，一个人的财产会带有原主人不可磨灭的印记。”

“但是解读那些印记才是非凡的！”我脱口而出。

“不是这样。过程很简单。只有那些脱离了推理链条的推论才非同寻常。”他拿了一本书给我。封面上写着《纯粹理性批判》（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

我翻阅着厚厚的书页。“哎呀，福尔摩斯，你的方法在书里都有详述——然而在这次谈话之前，你既没有提到过这本书，也没有提起过康德这个人。”福尔摩斯诡秘地笑了笑，接着传来了敲门声。莱斯特雷德探长发来了一封电报。不久后，我们打电话要来了靴子并预订了一辆出租车，为一次最奇异的冒险做好了准备。至于康德先生，我再也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 /6cxHI6HWPy5zSn/7qkhaTT3UjRmfK1gl2hBpTDvWX4aytp3bVX13IkvhUaWiwZ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