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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海德格尔始终十分强调历史的思想性和思想的历史性。 还是初登学术舞台的时候,海德格尔就曾明确地把自己的工作表述为“历史研究”,在1922年初写给妻子埃尔福丽德(Elfride)的一封信中,青年海德格尔表达了一种学术研究的自我主张:“我有很大的把握——我其实不能再向当代的哲学家学习些什么了,而是应该专注于自己的研究,为进行对我至关重要的历史研究奋斗到底。” 在之后超过半个世纪的运思历程中,海德格尔从未忘记在追寻“存在”的同时把“历史”保持在视野之中:《存在与时间》导论第2章已经讲到“厘清存在问题的双重任务”,即“此在的存在论分析”与“解构存在论历史的任务” [1] ;《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则提出“本-有”就是“原始的历史本身” [2] ,“作为本-有的存有乃是历史” [3] 。纵观海德格尔一生所思,“形而上学历史”——无论作为有待解构的“存在论历史”,还是作为“第一开端的历史”——始终是本质性的“事情”。

基于这样的思想动机和工作任务,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哲学家展开了别开生面的阐释与批判。 我们只需浏览一下海德格尔全集的目录,就会看到一连串西方哲学史上的伟大人物的名字:阿那克西曼德、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尼采…… [4] 可以说,对这些哲学家的阐释,构成了海德格尔哲学之道的基本面向,同时也是我们深入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的必经之路。

在海德格尔对这些哲学家的诸多阐释中,对黑格尔的阐释在很大程度上显得与众不同。不像亚里士多德和尼采,黑格尔并不是海德格尔曾在数年内集中研究的对象。海德格尔既没有连续几个学期的黑格尔专题讲座,也没有大部头的黑格尔阐释著作。但是,在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每一个阶段中,黑格尔都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也不像康德或古希腊早期思想家(阿那克西曼德、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对于海德格尔来说,黑格尔更多的时候不是作为思想上的亲近者,而是作为要征服的“对手”出现——诚然,也可以借海德格尔式的说法,海德格尔与这位伟大对手的距离一如相邻的两座山峰。

海德格尔晚期关于《时间与存在》的讨论班记录中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

海德格尔思想总是被一再地并且以极其不同的方式拿来与黑格尔的思想相比。尽管按事情来看,黑格尔在某种意义上比任何其他形而上学立场都要远离海德格尔的关切,但在两个立场之间得到某种一致性的印象并且因此认为二者具有可比性,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5]

海德格尔的学生、曾任国际黑格尔协会主席的伽达默尔,亦曾在一篇题为《黑格尔与海德格尔》(1971)的文章中指出了这种复杂关系的不同面向。一方面,“十分引人注目的是,海德格尔思想以何等的持久性围绕着黑格尔转圈子,始终在针对黑格尔进行新的划界尝试,直到如今” [6] 。另一方面,“特别是在所有寻求抵御海德格尔思想格调的人眼中,存在着一个点,在那里海德格尔思想看上去一再与黑格尔的思辨观念论合流,这个点就是把历史引入哲学的基本问题提法” [7] 。从海德格尔全集中专题论及黑格尔的文本来看,海德格尔绕着黑格尔转圈子的“持久性”表现为时间跨度大,从《存在与时间》时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但不同时期的解读又具有相当大的差异,每个时期都是“新的划界” [8]

作为海德格尔长期的阐释对象和持久的对话伙伴,黑格尔为海德格尔不同阶段的自我理解、自我批判和自我定位提供了重要参照。无论从海德格尔思想的自身确认来看,还是针对他者从外部将海德格尔与黑格尔在某些方面划入同一阵营的做法,海德格尔都不得不面对黑格尔,不得不与之展开争辩和对话。

本书的目标是对海德格尔思想道路上的黑格尔阐释形成一种理解。这种理解服务于对海德格尔思想整体的深入探索,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关于海德格尔思想整体的某种先入之见。为此,我们将首先勾勒海德格尔无蔽之思的回行道路。对道路的勾勒应免于亦步亦趋地“重走”,而是借助目的的引导,获取路途上具有指引意义的路标。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而展现在海德格尔通向无蔽的途中,黑格尔是如何如影随形,而海德格尔又是如何在其道路的回行中不断尝试摆脱黑格尔的阴影。理解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复杂态度,不仅对于把握海德格尔本己的思想是必要的,而且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海德格尔在20世纪现象学-诠释学运动中发挥的思想推动作用和激起的反动。

在踏上这条道路之前,绪论需要相应地完成两个任务:一是先行把握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基本特征,即回行与无蔽;二是先行规定“黑格尔阐释”这一主题在海德格尔思想道路上的主题化方式,即争辩与对话。


[1]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Max Niemeyer Verlag,2006,S.15,S.19.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15,第21、26页。《存在与时间》引文的翻译同时参考了溥林的译本《是与时》(尚未出版,该译本导论第1-4节收录于王庆节、张任之:《海德格尔:翻译、解释与理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405-422页)。本书对海德格尔著作与黑格尔著作的引用和翻译均尽可能地参考了已出版的相关中译本。

[2] Heidegger,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vom Ereignis) ,GA65,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1989,S.32;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4,第41页。

[3] Heidegger,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vom Ereignis) ,GA65,S.494;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第585页。

[4] 海德格尔本人在不同的地方出于不同的考虑列出过不同的名单,例如《存在与时间》中“解构存在论的任务”计划以时间问题为线索依次考察康德、笛卡尔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论稿》中列出的“历史讲座”则瞄准现代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康德、谢林、黑格尔和尼采。参见Heidegger,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vom Ereignis) ,GA65,S.176。

[5] Heidegger, Zur Sache der Denkens ,GA14,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2007,S.34;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4,第38-39页。

[6] Gadamer, Hegel,Husserl,Heidegger .Tübingen:J.C.B.Mohr(Paul Siebeck),1987,S.90.译文参考了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黑格尔》,张志伟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第141页;伽达默尔:《黑格尔与海德格尔》,邓晓芒译,《哲学译丛》1991年第5期。在《海德格尔和形而上学语言》(1967)一文中,伽达默尔也有类似的说法,参见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第228页以下。

[7] Gadamer, Hegel,Husserl,Heidegger ,S.90.

[8] Gadamer, Hegel,Husserl,Heidegger ,S.90. /GSXNsugbQyOBIkEBoJkYCKOnoSvJkraivCzGaG79kMgMXb9om02rmBB8rifg3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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