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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40年来，美国大力向全世界推广自己对心理疾病的定义、分类和理解，以至于当我们听到“相较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我国国民的心理健康意识尚为匮乏，心理健康产业尚不完善”这样的说法时，会理所当然地认同，却很少反思这样的问题：“西方拥有最先进的心理健康知识”这样的观点，是如何形成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西方心理疾病观念和治疗方法背后，映射出哪些价值观以及有关人性的文化假设？
神户地震（1995年）后，日本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观点：西方对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病理性情绪状态的理解比日本人深得多，因此日本必须大力对抑郁症进行科普才不会落伍，而首当其冲的是要推广代表西方前沿科技成果的抗抑郁药——5-羟色胺选择性再摄取抑制剂
（serotonin-selective reuptake inhibitor，SSRI）。殊不知，这一场看似日本国民自发的抑郁症普及运动，却是美英制药公司精心策划的一场推广其SSRI的大型市场营销，其方式之一就是在日本最大的电视网络播出节目，传递美国在识别和治疗抑郁症上遥遥领先于世界，呼吁日本公众关注心理健康。这场市场营销中最成功的是葛兰素史克公司（GSK），使其生产的帕罗西汀在2003年在日本销售近3亿美元，后来却因隐瞒严重副作用、篡改实验数据、向业内专家支付高昂顾问费以获取其背书等违法行为，于2012年向美国政府支付近30亿美元的罚款。
自带优越感、要向全世界介绍自己“先进”理念的欧美文化，遇上自带谦虚属性的东亚文化，很容易形成“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单方向文化输出。也就是说，一旦我们下意识地认为欧美的观念是先进、科学的，本土的观念是落后的、非科学的，就已经内化了欧美文化对我们本土文化的偏见，已经被文化殖民了。
文化殖民是指，通过强制或潜移默化的方式将殖民国的价值观、习俗、语言、生活方式等输出到殖民地，边缘化甚至取代被殖民地的本土文化，强制地文化殖民。比如，美国白人在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对于土著印第安人进行的寄宿学校、宗教转换等一系列同化措施。还有一种软性的文化殖民，它是通过媒体、文化输出等更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改变一个社会或民族的文化特征及价值观，让被殖民的文化更难觉察、反抗，甚至用看似自愿的方式主动接受殖民文化、放弃自己的本土文化。
本书重点关注软性的文化殖民，因为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存在着大量的软性西方文化殖民化的例子。比如，欧美影视剧及动画片等在国内的流行，让个人主义、英雄主义、自由至上的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内的观众。再如，欧美奢侈品牌旗舰店屹立于国内一线城市的黄金地段，不仅让国内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认同了西方品牌及文化的权威性，还让“消费是成功的象征”等消费主义价值观在国内生根发芽。而被称为“心理学”的这个学科，准确地说，它只是“西方心理学”，它将源自西方文化的理论、实践和研究作为普遍适用的全球标准，并认为西方的方式是“正常的”甚至是优越的，不仅无视了非西方社会的文化独特性及本土疗愈资源，还强化了西方中心主义，使得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心理学研究和实践被边缘化或迫于生存而依附西方体系，这也是一种软性的文化殖民。
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拉丁美洲的解放心理学（Liberation Psychology），直面殖民遗留的不平等，提出心理学需要打破西方主导的理论和方法学，展现非西方文化的社会现实和文化多样性，得到了南非、亚洲及其他全球南方学者的呼应。20世纪80年代，起源于西欧的批判心理学（Critical Psychology）进一步反思主流心理学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权力结构，揭示了西方心理学如何通过隐性的话语权和文化霸权，忽视、甚至边缘化非西方文化的心理学知识和实践。20世纪90年代，文化心理学（Cultural Psychology）倡导文化与心理的互构性，质疑普适心理学假设，推动以文化多样性为中心的心理学去殖民化路径。心理学界拆解传统心理学的殖民结构，反思以下问题：
·哪些内容被/不被视为知识？
·谁的知识被认为有效，谁的知识被认为无效？
·谁控制着知识的生产？
·谁被认为是专家？
·我们的心理学研究对谁负责？要达到怎样的目的？
同时，由于心理疾病的体验和文化是不可割裂的，因此从事跨文化研究的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还发现，殖民文化在对外输出自己对心理状态、行为、情绪的定义和理解时，也输出了其特有的心理疾病及问题。在《像我们一样疯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 Crazy Like Us: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e ）一书中提到，在欧美的厌食症诊断标准及审美标准传入中国前，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厌食症患者并没有肥胖恐惧或体型上的认知偏差，更多的是因为感到肚子胀、喉咙卡、没胃口等躯体原因而无法进食。随着临床工作者、媒体都踊跃地学习并引进“西方先进的”有关厌食症的理念，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害怕肥胖已经成了中国厌食症患者首要的主诉。长期在中国香港地区从事厌食症临床工作和研究的李诚医生，在目睹了当地的厌食症患者的体验被重塑的整个过程后感叹道：“如果全世界的临床工作者都能避免这么快、这么轻易地接受西方对厌食症的假设，那么他们也许就能听见每一位女性试图沟通的复杂的实际情况。”
早在1982年，著名心理学家杨国枢教授就在他和文崇一老师合编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一书的序言中恳切提出：
我们所探讨的对象虽是中国社会与中国人，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却几乎全是西方的或西方式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中国人；在从事研究工作时，我们却变成了西方人。我们有意无意地抑制自己中国式的思想观念与哲学取向，使其难以表现在研究的历程之中，而只是不加批评地接受与承袭西方的问题、理论及方法。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充其量只能亦步亦趋，以赶上国外的学术潮流为能事。在研究的数量上，我们既无法与西方相比；在研究的性质上，也未能与众不同。时至今日，在世界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界，只落得多我们不多，少我们不少。
杨中芳教授也直接指出了生搬硬套西方心理学理论框架的危险：
中国人心理行为的特性，能在某些方面对整个心理学的领域做出贡献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这个运用过程中，西方学者经常采用西方社会文化的框架来看中国人心理及行为的特色，而将它们误划入他们自己认为中文应该属于的“实验情境”，对中国语文及文化是否真正具有那种他们认为有的特色，则没有兴趣去仔细研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是在解释研究结果时，因对中国文化及社会背景不甚了解而下了完全错误的结论。因此经由这些误解所得出的研究成果，非但不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全人类的心理行为，反而令研究走入死巷。
心理学界的去殖民化，并不是要一刀切地否定西方心理学的所有假设，而是去看到并承认心理体验与状态和生态、文化、社会环境是紧密结合的，在刻意地去反思每一种理论背后的文化、价值假设后，知情地决定其适用的场景和范围。心理学的去殖民化，也是看到并珍惜不同文化下心理及行为的差异，以及各个文化特有的疗愈方式和资源，用欣赏的态度去珍惜差异，而不是用比较的心理去比出个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