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歌博士在2024年11月12日来信,希望我为她和伙伴共创的《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一书写推荐序。
一开始我感到有点突然,因为对之前从西方引进的刻意练习作品抱有下意识的警惕——主要原因是,我之前阅读了一些刻意练习,也尝试过一些,但就我的心理咨询文化敏感性而言,觉得这种练习有不少与中国文化水土不服。然而,我在打开所附的书稿后发现,文化敏感度正是《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这本书要解决的问题。这本书原来是源自中国本土心理咨询实践的助人技术刻意练习!这让我顿时有了兴趣。
在阅读书稿的过程中,无意识的记忆插片以自由联想的方式进入了我的脑海。2015年,时任美国理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咨询心理学系主任阿诺·R.斯波坎(Arnold R. Spokane)教授和宋歌博士(当时是博士候选人)受我的邀请来到上海,开设美国心理咨询硕士等级课程的助人技术培训工作坊。培训是在徐汇区吴中路的锦江酒店举办的,有几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参与其中。培训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斯波坎教授竟然与几十位学员进行了一对一的对话训练,我感动于他对教学的认真和投入,因为我深知这种强度的一对一对话训练对培训讲师来说的辛劳程度。因此,我在之后给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专业研究生的训练中,也尽量对他们的逐字稿进行一一批改和反馈。在培训过程中,宋歌博士全程跟随,认真翻译,也是十分辛苦。或许这就是本书的缘起,正因为这个缘起,之后宋歌、黄书华、林燕延续了这些训练,并引入了完整的刻意练习的教学,为本书中的刻意练习积累了经验。
《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一书中强调的“本土化”十分重要,这也是心理咨询与治疗引入中国几十年后逐步探索积累的成果。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身心体验真的和印欧语系下的人十分不同,就所有地球人所习惯的“我”来说,我们中国人经常会在口语中将“我”和“我们”交叉使用,这就反映了我们文化的群体性特点;又如,中国人的“我”,在英语有主语“I”、宾语“me”、反身代词“myself”,在德语中有主语“ich”、直接宾语“mich”、间接宾语“mir”、反身代词“sich”多种位格,而在汉语中几乎都是一个“我”。有一次,我和一位德国心理学家交流这个问题,她发现我们汉语中的“我”没有位格变化时,被震惊到了,表示无法理解汉语如何进行对话。我便给她解释,在我们中国文化中并不是用限定词汇来区分的,而是用情境来确认自己使用词汇的精确性。相对于英语和德语等语言,我们使用“我”一词时有更大的混沌性,但我们中国人的心智在这种混沌性中也更能去清晰辨别。又如,在汉语中,诸如心花怒放、怒发冲冠、手足无措、五内俱焚等词汇比比皆是,这些词汇显然都具有身体性的隐喻,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具身性。相关例子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举出。因此,生活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人因为受到诸如此类的影响,会呈现出很多不同于西方文化对人的理解。
可喜的是,三位作者充分意识到了这一差异,因此她们在本书中也指出,在实际的刻意练习训练中,中国心理咨询工作者在对身体和意象的感受上要远丰富于西方文化下的心理咨询工作者。因此,作者特别介绍了这些新开发的、更贴近本土心理咨询工作的刻意练习,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事情,也说明中国心理咨询在真正走向本土化的发展,终于开始从“离地三尺”逐步变成“扎根落地”了。当然,要想达到真正成熟的程度,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实践、研究、提炼,但本书的介绍无疑迈出了坚实且实用的一步。因此,我连夜阅读完了全书,为本书写好了推荐序。
将这本书推荐给对助人技术刻意练习感兴趣的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医生、社会工作者等助人工作者阅读,希望能在阅读中有所收获,在专业上有所精进。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外聘)心理咨询专业硕士生导师
上海市心理学会临床心理与心理咨询工作委员会主任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委会常委
2024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