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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我们三位作者基于在国内临床工作的经验，编撰了一个有代表性的本土案例，用于示范第二部分涉及的各项助人技术。一方面，这弥补了国内大多心理咨询书籍直接翻译国外案例，无法展现本土来访者的特点，也无法示范本土化的助人工作方式的遗憾；另一方面，用同一个个案示范不同的助人技术，不仅平行了铁三角刻意练习的设置，又能让读者直观地体验不同助人技术的特点，以及个案的工作是如何随着不同助人技术的使用而推进的。本个案的编撰基于国内中青年女性这个群体共同面对的挑战，而非某个我们实际合作过的特定来访者的信息。
静婷，36岁，大学本科，已婚并育有一个8岁的儿子。求助的原因：儿子上小学二年级，“学习不认真，也不主动学习”，成绩排名靠后，让静婷非常头疼。在辅导作业时，静婷发现自己控制不了情绪，会朝儿子大吼大叫，事后又为自己情绪失控而感到很后悔。这样的互动模式持续一段时间后，儿子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这进一步让静婷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而自责，她非常焦虑和痛苦。在闺密的建议下，前来求助咨询师。
静婷成长于一个传统且严格的家庭，爸爸是校长，妈妈是护士。静婷从小很自律听话，成绩名列前茅，从“211”院校毕业后进入国企工作。26岁时，在父母的安排下与大自己5岁的先生结婚。先生为某著名民企的中高层管理者，公公婆婆均在体制内工作。静婷27岁怀孕，当时她在团队中担任领导职务，前景不错，但因家人一致认为女性应该优先顾好孩子和家庭，且老公收入不错，家庭也没有经济上的压力，已经为静婷提供了优于大部分女性的物质条件，因此静婷“只需要”照顾好孩子就好，不用想其他“有的没的”。静婷听从了家人的建议，将“做个好妈妈置于首位”而辞去了工作，全职在家带儿子。
助人者了解了静婷的主诉、成长经历、工作经历、婚姻状况等，并进行了常规的危机水平评估，之后和静婷一起讨论咨询目标。静婷主诉咨询目标是帮助儿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成绩，并找到能帮助自己控制情绪、不发火的方法。助人者表达了把咨询目标定在改变不在场的孩子的成绩上是比较难以实现的，并指出单纯靠控制情绪很难达到“不发火”这个目标。助人者提出，可以和静婷一起探索她的成长经历，以及生活现状对亲子关系的影响，看到自己在亲子关系中的模式，找到自己情绪背后的原因，从而看到自己可以做哪些调整以改善亲子关系，达到缓解情绪的目的。静婷表示同意，双方约定以每周一次的频率先做12次咨询。
静婷举了多个例子说明在孩子学习不认真、成绩不好时，自己便会勃然大怒，但事后又会立刻陷入自责的状况。还分享了孩子成绩不如意，自己应该负全责，自己既担心孩子的未来，又自责自己无法成为一个好妈妈。助人者通过重述推进静婷的表达，共情其对孩子的期待、对自己的自责。助人者总结，静婷的做法一方面体现了妈妈对孩子的爱和关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她对自己和儿子有较高的期待，这让静静意识到了自己无法接受儿子的平庸。助人者和静婷相约在下一次咨询中探索静婷对自己及孩子的高期待是如何形成的。
静婷提到，从小父母对她要求严格，而且她本身也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她在生孩子之前是企业的管理层，工作能力很出色。静婷谈到先生认为育儿完全是她的责任，几乎不参与育儿的状况，而且婆家完全赞同目前的分工，她的父母对此也没有太多异议。静婷一方面觉得目前的分工压得自己喘不过气，另一方面也认同自己应该对儿子的成长教育负全责。助人者通过重述、共情和提问，推进静婷探索自己的高期待是如何形成的，帮助静婷看到自己对好妈妈的高标准是既认同又感到有压力的。
静婷今天欲言又止，助人者使用情感反应、即时化等技术帮助静婷表露出自己的犹豫：认为咨询带来的帮助不大，不清楚是否要继续。助人者发现，静婷对于在上一次咨询中说了老公、婆家和父母的“坏话”感觉不妥，还对把钱花在了自己身上而不是儿子身上感到内疚。同时，静婷发现在感到自己为家庭的牺牲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时就会控制不住地发火，随后又感到内疚。咨询师通过情感反应陪伴静婷一起探索了她复杂情绪体验的各个侧面，也正常化了静婷对自己的付出被看见、有回报的需求，以及做一个好妈妈的需求。
静婷分享过去的这一周，因为孩子作业不太多使得自己的情绪比较稳定，她利用这个机会检讨了自己在育儿过程中做得不好的地方，感觉自己很失败。助人者共情静婷的经历，通过情感表露正常化当周围人都觉得自己做得不好时，自己很容易内化这个评价，还通过表露自己看到静婷自责的感受，提出另一个可能：是他人的期望过高，而不是静婷没做好。静婷随后谈到在全职育儿的这几年中自己有一种“被吸干”的感觉，同时又觉得自己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也不敢把这一面展现给家人。助人者进一步用情感表露和情感反应呈现静婷内部的矛盾：她既感觉到自己耗竭，又认为自己不应该有这样的感受。
静婷和助人者分享自己最近又因为儿子不完成作业而发火了，但老公的安慰却让她“胸口堵得慌”。助人者通过不同程度的解释，反馈静婷容易自责的模式，并试探性地提出此模式和静婷父母对其苛刻的要求有关。助人者还反馈很少听到静婷讲述自己的需求，并推测这是因为静婷需要满足太多其他人的需求，完全没有空间去容纳自己的需求了。咨询结束时，助人者使用即时化提问向静婷核对听到解释后的感受。静婷表示从没有人问过她自己有什么需求，需要时间消化一下。
静婷分享自己自上次咨询结束回到家后就忙起来了，没有机会再去探索自己的需求。助人者即时化地表露自己听到了静婷叙述的体验。在静婷表达很抱歉让助人者不舒服后，助人者即时化地反馈在彼此的关系中，静婷也有优先照顾助人者体验的倾向，希望静婷能在彼此的关系中试着看到自己的需求。静婷在受到触动的同时，还希望助人者告诉自己该如何平衡自己的需求以及家人对自己的期望，并对助人者没有明确告诉其方法而感到不满，助人者即时化地表达自己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不愿让静婷多出一个需要完成的要求。静婷在感受到冲击的同时，也与助人者分享了自己小时候需要满足父母、老师的各种期望、要求的例子。
静婷表示自己在过去的一周感到比较“混乱”，既不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也没有满足家人的期待。助人者反馈静婷同时存在对自己矛盾的期待，也澄清了自己对静婷的期待与静婷解读的助人者对其期待的差异，并在静婷提到自己“很没用”时，把静婷的工作量和当下职场的工作量做对比，呈现静婷超高的负荷与她自我感受“没有用”之间的不一致，并解释这种不一致可能是由环境并没有肯定静婷的价值造成的。听到这个解释后，静婷表示受到了触动。
在接下来的四次咨询中，助人者和静婷一起探索，当文化和家人都把“孩子好不好”作为评价“妈妈做得好不好”的标准，并把这个标准作为对女性是否有价值的唯一标准时，对身在其中的女性造成的压力和物化。助人者一边鼓励静婷表达在全职育儿中的辛苦和不容易，一边和静婷一起探索满足自己需求和满足他人期望的平衡点，一开始，静婷只能在“只有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他人”的框架下去探索自己的需求，逐渐地，静婷看到了在自己的需求和他人需求中找到平衡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静婷一方面对于终于有人理解到她的处境而感到被支持，另一方面为自己的家人和文化对自己需求的忽视而感到无力。在第11次咨询中，助人者和静婷开始着手寻找在目前限制重重的环境中，静婷能为自己做点什么，以达到稍稍照顾到静婷自己的需求的目的。在第11次咨询中，助人者布置了活动记录表作为家庭作业，鼓励静婷细致记录接下来的一周的行为活动并进行情绪打分，以探索可以更好照顾自己需求的行为。
静婷带着填好的活动记录表来到咨询室。助人者和静婷根据静婷从事每项活动的心情分值找出那些能照顾自己感受的事项，又通过排除受现实因素影响较大而不易进行的活动，最终确定了将练习瑜伽作为照顾自己需求的目标行为。为了更好地激活练习瑜伽的行为，助人者和静婷对目标行为进行切分、细化，以及扫除潜在的障碍，最终把目标定为：在家练习瑜伽，每次10~15分钟，在下午2点进行，每周5次。此外，为了进一步使练习瑜伽的行为得以保持：静婷将在每次练习完瑜伽后，立刻享受10分钟的香氛放松作为对自己的奖励；在手机备忘录中把练习瑜伽设置为待办事项，每周在朋友圈分享自己当周的练习体验作为自己的监督机制。静婷也同意在下周和助人者反馈行为施行的情况做进一步调整。
由于对行为激活的保持和结案进行讨论还需要几次咨询，因此助人者在与静婷商讨并获得同意后，用最后三次咨询与静婷讨论了行为激活的情况，一起看见静婷的时间碎片化带来的困难，并根据静婷的实践心得，共同商议调整了奖励方式和监督方式，使其更符合静婷的生活节奏。助人者和静婷还一起总结和回顾了咨询过程带来的收获和遗憾，静婷反馈了自己的变化，比如，对自己和孩子的责难有所减轻，情绪得到了缓解，能够抽空照顾到自己的需要，家人对育儿、家务的参与程度也有提高，但因家人仍然无法理解自己作为全职妈妈的处境而感到更加孤独、孤立。助人者和静婷讨论，为了建立人际的联结感，共同商议静婷在后续参加一个女性成长团体的可行性。静婷还表达了对于这种团体的期待。在最后的时间，助人者和静婷也一起在情感上好好说再见，助人者也表达了如果静婷日后有需要，助人者仍然欢迎静婷的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