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现代文明的盗火者

从思想革新到工具革新、由思想解放到个性解放这一综合过程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成果。前已述及，这一切均受到了百年忧患和梦想的潜在影响和决定。这些因素给新文学革命以活力。这无疑是当年先驱者赋予新文学的充满现代色彩的品质。在前面的叙述中，我们不断提醒和强调中国现实的和历史的原因所给予新文学革命推动者们的精神启示和思想营养。在中国感到了自身的衰废而谋求振兴之时，中国的求医心境只能把希望的目光转向域外。因为在当时的探求者心目之中，以孔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不仅未能拯救民魂和重新铸造中国的品格，相反，它们不啻是麻醉剂使民族沉沦。当人们把批判的目标指向传统的时候，对于外面世界的兴趣就成为主要的甚而是唯一的了。

需要重视的是文学革命一开始就体现出来的开放意识，即盗取世界现代文明之光从而烛照东方旷古黑暗的致力。在新文学运动中以丰硕的创作实践以及以才智之光在运动中起积极引导作用的那一批人，几乎都是世界现代文明的盗火者。在中国新文学革命前后出现的几批人中，最先的一批由被叫作留学生的人构成，是当时留学西方、接受世界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那一批人。

由曾小逸主编的《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一书，内容涉及世界上数十个国家，三百多位作家、诗人。涉及的中国作家简直构成了少有遗漏的中国现代文学大师名录。小说方面，有鲁迅、许地山、茅盾、郁达夫、王统照、老舍、废名、沈从文、艾芜、巴金、施蛰存、张天翼、路翎；诗歌方面，有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李金发、冰心、蒋光慈、冯至、戴望舒、艾青、卞之琳、何其芳；散文方面，有周作人、丰子恺、梁遇春；戏剧方面，有田汉、夏衍、曹禺。他们由于置身其中，因此在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上很少有阻力，而且也很少有东西文化冲撞的苦痛。当时的思想解放是无所顾忌的，以外来思想文化为参照，甚至是直接引用。他们以外国思想革命、艺术革命为模式，无拘束的自由奔放与那种历史重压下形成的超人的解放者或圣者形成了对比。自由的、洒脱的、奔放的、没有唯恐失去什么的忧心忡忡的精神，使他们在当时西风吹飏之中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轻松。

如同迎接一次盛典，中国知识界在猛烈抨击死守国故的“遗老遗少”之后，显得是完全解放似的向着西方顶礼。他们在经过了五四初期的激烈论战后，仿佛获得了胜利者的轻松，因此言行也坦率大胆。那时的口号就是“拿来”。从字面上看，仿佛那一切是现成的，只需一伸手即可拿来，拿来即可用上。鲁迅是说得全面的，“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这篇叫作《拿来主义》的文章，其立论建立在批判旧文化的基点之上，他强烈抨击闭关之后的对于古董的弘扬：

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

那时新进的人士都不讳言西方文化对于中国的影响和贡献。朱自清在讲新文学和新诗的兴起时，论述其与西方文化传播的直接关系：最大的影响是外国的影响。梁实秋说外国的影响是白话文的导火线，他指出美国印象主义者六戒条里也有不用典，不用陈腐的套。甚至新式标点和诗的分段分行也是模仿外国。而外国文学的翻译，更是明证。胡适自己说，《关不住了》一首是他的新诗成立的纪元，而这首诗却是译的，正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梁实秋是其中把这种关系说得透彻而大胆的一位。他在《新诗的格调及其他》中说：“我一向以为新文学运动的最大的成因，便是外国文学的影响；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他具体联系新月派的诗明确指出，“新月一群的诗的观念是外国式的”，他们在《诗刊》上要实验的是用中文来创造外国诗的格律，来装进外国式的诗意。梁实秋认为当时新文学的全部趋势是渐渐地趋于艺术的讲究了，而“所谓诗的艺术当然是以外国的为模仿对象”。梁实秋断然说：“外国文学的影响是好的，我们该充分地欢迎它侵略到中国的诗坛。”

思想解放的时代，人们谈论一切问题都无所顾忌。在一些看似片面的议论背后，恰恰说明了事实的某些本质属性。例如中国新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便是。觉悟的中国知识界洞察了古文学与旧文化、旧礼教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了解到它对社会进步和现代化进程的障碍作用，一批受到西方影响的人出于对西方学术和艺术的了解而取作范式，则是可以理解也非常合理的。我们可以从新文学的设计、诞生、形成到出现较为成熟的作家和经典性作品这一过程中得到证实。

中国新文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凭空制作的。它当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有亲缘联系，历史和人为终将无法割断这种联系。它从中国文化母体中得到遗传和滋养也是不可抹杀的事实。但在“五四”和新文学革命中，新文学将革命的目标对准旧文学也是深刻的历史必然。当人们决定推倒旧偶像时，忽略甚至无视那偶像的合理存在价值是自然而然的事。

事实是这一番“打倒”之后的重建毕竟有了辉煌的结果。这的确应当感谢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的大胆而果断的抉择和汲取。正是这种汲取触发了新文学的极大转机。西方思想文化精神的引入过程并不是一种取代，它在这片中国土地上必然发生新的变化。这种引入当然带来了震撼、警惕乃至敌意的排斥。

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的遭遇带来的矛盾冲撞也自有一份深刻的苦痛，但结果却是积极的。即异质入侵母体生出了一种融汇和杂交的效果。终于出现了一个新的健全的渗透和结合。尽管新文学数十年来的实践未臻完满，然而却不能回过头来怀疑这一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在新文学发生后的数十年中，特别是从20世纪4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的40年间，有众多的事实让人在这种怀疑乃至否定面前感到担心。面对外来文化时中国所具有的那种近于过敏性的警惕，受到了村社文化心态的鼓励。这一切由于民族主义和农民意识占据主流地位而使义和团式的排外倾向文化化。一种特殊心态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结合，终于使这一切心理歧向不仅合法化，而且成为一种不易治愈的文化心理顽症。

每当社会和民族危机加剧，文化上的封闭倾向总借“弘扬民族文化”一类口号卷土重来。而它的攻击目标便是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明。这时候用以阻止人们接近的口实，便是百年来未有任何变化的“数典忘祖”“崇洋媚外”的罪名。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关系的意识形态化，中国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也随着国际关系的改变而不断改变。这种改变使文学的发展受到损害。即使在进入80年代的社会开放的形势下，这种意识形态的干扰也从未断绝。百年的隐忧并未消失。

尽管行政干预的力量仍然强大，意识形态依然有足够的可能性改变文化策略。中国文学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开始的自觉反思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它向西方世界接近的自觉性。中国事实上已与世界处于同一体。从诗和小说到艺术的其他各个门类，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以飞跃的步子跨入今日世界的总格局，包括人们时常诟病的“诺贝尔情结”在内，都是事实上进入全球文学秩序的证实。

百年的焦躁和急切使中国文学有可能排除非艺术的干扰而独自行事。尽管十年的社会动荡曾经不断给这种全球性文化交流以不良影响，但成熟的中国文学能够排除或绕过这种困厄而艰难地前进。时代和人民都在进步，反进步的力量事实上不可能改变一切。 JKix1Hz8n+CbvVgn0fnwT+bN0N0F+O7ppWKoLuediPhrgzcxtRKEr8r6dC9i3Q/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