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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宣扬的文学救亡意识的支配下，中国文学的变革呈现出饱满的热情投入精神。初生的文学一开始就进入了反抗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大破坏和大建设的热潮中。作为文学运动的精神思想支柱，胡适从纷繁的现实情态中，将此归纳为“人的文学”和“活的文学”两大内容。这可以认为是对五四新文学精神的较为深入精确的把握。
“活的文学”重点在文学的运载工具的改革上。即从以脱离民众口语和社会现实的文言作为工具，转变到以现代人常用的口语为基础的规范化的现代汉语作为工具上来。白话的提倡以及它对文言的战胜所具有的价值和功绩，是逐渐被认识到的。相当一段时间流传过的提倡白话文是形式主义的谬误，后来也得到了辨析。
白话的提倡和运用是旷古绝伦的伟大事件。由于运载工具的变革，文学的面貌为之一新。它具备了成为新的文学最必要的前提。文言的弊端在“五四”先驱者那里几乎是不言而喻的。胡适指出，文言对于前进的时局已经成了极大的障碍。首先是当时大量的时务策论的文章，其次是翻译外国的学术著作，最后是用古文翻译外国小说，均感到无法表达新思想新观念，从而有不能沟通的痛苦。
胡适曾引用严复在《群己权界论》一文中自我辩护的话：“海内读吾译者，往往以不可猝解，訾其艰深，不知原书之难，且实过之。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胡适认为从严复的“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这13个字里，听到了古文学的丧钟，听见了古文字在自己宣告死刑。严复的话宣布了古文在表达现代新思想的复杂深刻的论述方面的无能。它在现代科学文化学术面前，表现出难以传达、沟通的尴尬。严复的文言功底谁也不会怀疑，所谓“无涉”恰恰表现了这一运载工具的总体的失败。
“活的文学”的倡导，勇敢而果断地宣告了其与传统思维方式以及传统传播手段的决裂。这种决裂的纵的背景，依然是对于封建思想文化体系的警惕。钱玄同说的“浪人发昏”，即指文言以它的完备周到而诱人误入歧途。那一代人在新时代中觉悟而树立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首先是从文体革命入手，即以传播手段的改革而断绝封建思想的后路。其动因也完全是从这一背景出发的。
那时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全球性的开放环境中，他们不能听任那些啃啮了数千年的精神思想毒素继续肆虐。他们最极端的口号是“无父无君无法无天”，是“排孔”——“以孔毒之入人深，非用刮骨破疽之术不能庆更生”。因为对这一点有充分的警觉，于是有了陈独秀诸人讲的在建立白话文的问题上“决不容讨论”的“粗暴”。这体现了那一代人的胆识和魄力，以及他们蔑视庞大的传统存在的反叛精神。
文体革命倡导“活的文学”，以建立白话文并明确其在新文学革命中的主导地位，这既是一场恶战，也是一场速胜战。文体革命顷刻之间颠覆了数千年的封建体系对国人精神思想的覆盖。这虽说是一种焦躁心境的体现，但就因为白话文的出现，中国人可以“暂时”地把那一整套的封建思想体系放置一旁。而从新文体所构筑的新世界中思维和运作这点看，其意义不仅巨大而且深远。
基于上述，可见文体革命体现了毫不妥协的反封建的彻底性，它的建立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工程。其最直接最显著的结果是出现了两个符码系统：人们可以把旧系统弃置一边（尽管不能断绝它的影响），从而完全自由地在自己建造的新系统中生活。这使数千年受到语言强加和暴虐的中国人第一次获得了思维的自由和快感。这种以快速反应的方式弃绝和排除传统影响的行动，是“中国式的”，也是全面颠覆传统文化根基的巨大反叛。
事实就是这样：当白话新诗出现时，全部文言旧诗便从人们的文化视野里“消失”了。这种“消失”也可以说是“消灭”——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但无论如何，人们可以尽情地、自由自在地去做他们自己选择的“新诗”，而从思想上对旧诗加以消解。当白话文成为一种新的沟通、交流手段时，由文言构成的一切也就自然地成了“历史”。小至公文写作，大至科举制度，文言都无可奈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白话文的创立导致了与传统思维方式的决裂。手段的创新和变革，使新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有可能得到表达和充分的装填。这当然意味着新思想和新观念的占领。“五四”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解放时代，它所创立的新文学作为一种不同于以往几千年旧文学的文学样式，其表现手段以白话语体代替文言古文是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和伟大的成功。以上所述，是形式和手段上的革命；在文学的内涵上，区别于以往的传统古文学的，是“五四”引进和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建设性内容，这便是“人的文学”的提倡。“人的文学”是一个最富革命性的命题。
与“人的文学”相对立的是“非人的文学”，或曰“吃人的文学”。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旧文学的内容是非人的占领和统治；旧文学窒息人的本质和生机，从而使人成为非人。人从神权和皇权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人的自觉和人性的解放是对于非人非我的勇敢否定。《新青年》杂志自创刊以来就不遗余力地倡导人的精神：1918年6月推出易卜生专号。1918年12月提出健全的个人主义和真正纯粹的个人主义。第五卷第六号刊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这是一篇关于新文学内容革命最具实质性的宣言。它明确主张“人的文学”而反对“非人的文学”：“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排斥改正”；“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排斥改正”；“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胡适称周作人此文是一篇“最平实的伟大宣言”。朱自清则认为它传达的是“时代的声音”，这是“五四”提出的新时代的理想精神。《新青年》的一班朋友在当年提倡这种淡薄平实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也颇能引起一班青年男女向上的热情，造成一个可以称为“个人解放”的时代。然而，当我们提倡那种思想的时候，人类正从一场“非人的”血战里逃出来，世界正在起一种激烈的变化。
“人的文学”的提出，其意义不限于文学自身，还包括了对思想、精神、文化的历史性反驳，即对“非人的文学”以及造成这种文学的环境的大胆质疑。它对世界新文化精神的适应一下子就使自己达到当时的思想高度。“人的文学”的提倡，其表面层次是对于数千年非人统治的背叛，以及对于非人生存状态的反抗；但它提倡的深层含义及它最精粹的部分——“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提出，以及它所希望造成的“个人解放”的时代，无疑地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争取新文明的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