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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学革命继承了它的前身——近代文学改良运动的基本思想，即有感于国势艰危，思以文学之力而起到强国新民的作用。康有为在1897年《〈日本书目志〉识语》中把文学的教化作用提到最高度：“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19世纪末兴起的小说界革命，是从小说的社会教化功能入手的。梁启超同样重视小说在这方面的作用。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指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他认为从改良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以及改造人的角度讲，小说的改革都具有先行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那时的小说界革命或诗界革命，除了注意到内容的革新有助于启发民智，同时也注意到了白话的普及与运用和对于文学教化作用的价值。1901年《无锡白话报》刊登未署名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的文章，明确举扬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旗帜，把白话的作用提到极重要的位置：“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认为白话是振兴国运的必要工具：“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意思是讲没有白话必将无国无民。
新文学的推动者在上述那些基本方面，完全认同他们的前辈。他们对文学的社会改造功能的重视，以及对白话提倡的热情几乎与近代先行者如出一辙。蔡元培指出近代以来人们已由思想改革推进到文学改革，是“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钱玄同等人更是对旧文学充满了怀疑态度，进而对之展开尖锐的批判。他在1918年致陈独秀的信中说：旧文章的内容，“‘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青年子弟，读了这种旧文章，觉其句调铿锵，娓娓可诵，不知不觉，便将为其文中之荒谬道理所征服”。
五四新文学革命直接从近代先行者那里承继了百年梦想的理想精神。尽管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经历了至少两次幻灭的痛苦：百日维新之后的复仇性反扑和残酷镇压；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封建势力卷土重来。两次悲剧性经历使人们重新体验了思想上的幻灭和旧事物的顽强生命力——它可以借任何机会显示自己的韧性。但作为文学救国的另一轮尝试，五四新文学革命以似乎从未经受挫折的纯真热情开始了又一次投入。
五四新文学革命作为漫长的结束噩梦的求索途中又一次新的亢奋，至今还留给我们以青春奔放的印象。巴黎和会的丧权辱国，不过是民族积愤的干柴之上一点火星的引燃。作为一个契机，由受损害的民族自尊而激起了对于中国漫长封建历史的反思。以“打倒孔家店”为标志的对于封建主义的批判，以科学、民主为标志的向着现代文明的认同感，都是基于唤醒国民的心智，重新铸造“民魂”的救亡与启蒙融为一体的文学实现。
新文学的设计和创立成为反抗全部旧秩序的手段的试验地和突破口。它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批判精神是这一运动的前提和基础。面对庞大旧秩序的彻底怀疑和反叛精神，是新的思想家园的精髓。后来的坚信不疑以及皈依经典、迷信个人，是国民性格的软化和退化。因为是19世纪末悲剧心态的延伸，它成为世纪忧患的新文学的灵魂。救亡的焦躁与启蒙的崇高感交汇而成为新文学总体精神的悲凉气氛。深刻的怀疑、严峻的思考、悲愤的呐喊、决然的反抗，综合构成了五四新文学先天的悲怆风格。
因为它深受西方个性解放和民主思想的启悟，因此在它的展开中又被糅以自由奔放的情调。新文学最初的成熟作品，大抵都充满了反抗精神，而当这一精神附着于具体的形象，则往往表现为癫狂性的。《狂人日记》中疯子的语言体现了现实的真实性，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和《天狗》的语言也是狂放不羁的。它们在非常规的疯狂状态中，传达出特殊时代的基本精神。整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几乎都不是轻松明丽的。
即使如“湖畔”那一伙年轻的专作爱情诗的诗人，在他们那些纯情的歌唱中，那种青春追求也始终为反抗、牺牲、争取的悲凉氛围所笼罩。爱情在当时中国不是一种青春的权利和享受，而是抗争中的使命。它是情感的，甚至要以情感的牺牲为代价。巴金的《家》并没有那种对于青春的陶醉与追恋的轻松甜美，也是无所不在地充斥着反抗、憎恶，甚至是愤怒和死亡。即使是朱自清的抒情散文《背影》，其中父亲穿过铁道、爬上月台那一刹那的印象，也是中国儿女对中国父辈的苦难悲凉所摄取的永恒的镜头。《背影》中有重大的人性因素，但对中国社会赋予的一代人的衰老背影的凭吊至少是同样的浓重。
中国新文学历史的第一页就是在这样严肃而充满使命感的气氛中揭开的。1919年《新青年》发表宣言，首先高扬的就是怀疑和反抗的精神，认为要“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要抛弃旧观念而创造新思想，以“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针对中国社会的久远苦难，《新青年》为未来中国画出了一幅理想蓝图：“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渐渐减少，至于消灭。”它几乎把能够想到的美好词语都堆积起来，用来表达我们的未来。想象力有多么丰富，这些描绘未来的词语就有多么丰富。这一切，后来就化为中国文学长久追求的目标。
《新青年》以浪漫派的情调向世人宣示它对旧势力的反抗精神，它在关于“罪案”的答辩之中说：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这一番话说出了当时弄潮人的另一种心态，即他们对一切旧物的批判和反对的基本态度。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新文学的浪漫精神。对于他们，一切新的都要召唤，一切旧的都要推倒。他们不在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争取到这些，以及他们是否有可能摒弃那些在悠久历史中形成的生命力持久而顽强的传统文化、习俗和思维方式。
这从一个崭新的层面表达了中国知识者面对的选择困境：他们既无力在一场运动中推倒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统治，又对自己所呼唤和争取的一切甚至也来不及弄清楚。但由于社会苦难和民族衰落的积郁，他们没有充分准备便投入了一场壮烈而且力量悬殊的抗争。他们普遍具有急于求成的紧迫焦灼心境，希望能以最快的速度和最高的效率赶上世界的潮流，以缩短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距离。于是他们希望速效和速胜。
前面引述过的蔡元培说的“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的百年”便是一例。无独有偶，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也谈到，虽然落后国家产生了文学新潮，但先进国家所经历的文学进程，它还要反复一遍。不同的是，这个反复是快速的：“这快速的度率和落后的程度可说是反比例的。越是落后的国度，这种进化中的反覆来得越快”，“回顾这短短十年间，中国文学的进展，我们可以看出西欧二百年中的历史在这里很快地反覆了一番”，“西欧两世纪所经过了的文学上的种种动向，都在中国很匆促地而又很杂乱地出现过来”。1932年，刘半农在《初期白话诗稿·序》中曾经感慨短短十几年光景，他们那一辈人都被“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当年新鲜的东西也都不知不觉变成了古董。
这种情景在“五四”过后半个多世纪的开放的文学十年中又重复了一遍。这十年政治上相对宽松，社会从严重的教条约束下释放，得到一种改善性的准自由状态。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面对这个社会因禁锢而生成的愚昧落后与周围世界形成的巨大反差，百年苦难滋长的文学忧患得到弥漫性发展。在高速竞技般展示的节日狂欢的背面，不难看出这一代中国人的失落感，那里隐含着一种沉痛悲凉的感觉。
这乃是万事不如人的蒙羞垢耻心态借助文学的创新以求平衡的实践，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中诸多方面都有这种表现。但文学表现得最集中，最强烈。朦胧诗之后，有新生代乃至新新生代。所谓第三代或第四代诗人或批评家，所谓第五代导演或画家，文学艺术和诗人们都“老”得很快。不觉间，原先的弄潮儿变成了保守的前辈，甚至成了“打倒”的对象。评论界更是不断推出新潮。人们惊呼被“创新的狗”追赶得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了。
这是由于文学蒙受的苦难最严重，而文学家也能最敏锐地感到这种氛围。而从相距数十年在中国重复出现这种巨大的创造热情所包蕴的悲凉情怀，及其表现出的近于疯狂的文学创新的旋舞中，不难看出这是由于挣脱苦难而爆发的补偿快感的刺激，是由于长久的饥渴过后的失常欲求的驱使。中国文学在此种情态和环境中产生的追求新鲜刺激、浮躁喧嚣、不由自主地模仿，以及急功近利、求成心切所造成的粗糙和肤浅，都是这种心态下易于产生也不难理解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