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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学革命都是天安门呐喊所唤醒的实际行动。它们不是偶然被触发而产生的。对于中国久远的封建主义传统的警觉与批判，使许多先行者都意识到中国必须终结它的古老帝国的历史，从而进入现代世界。为此，必须以科学反对愚昧，以民主替代专制。其基本诱因是世纪之交的衰微沦丧的刺激及反应。
从19世纪来到20世纪，中国人心情悲凉，步履维艰，为了寻求疗救社会和心理的药方而不惮前行，可以称之为求医心境。这种心境是进入20世纪之后一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运动的总因。它是系列爆破的总的引信。它叶脉般伸往中国社会以及个人的一切角落，输送着支配整个世纪中国一切行动的心理情绪因素，成为智慧、才能与热情的基本能源。
我们可以从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的先驱者那里感受到这种生发于民族社会忧患而以新进观点为前导的紧迫感。1915年《新青年》（原称《青年杂志》）创刊，有“敬告青年”的“谨陈六义”：
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六条所体现的科学、民主、进步和开放的意识，即使在今日读来亦不失原先那种先进性的辉煌的震撼。1919年《新青年》发表宣言，更加鲜明地高举不与传统观念妥协的反抗精神：“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在与过去保守陈旧观念决绝的同时，高扬的是自立自主的创造精神，这就是“五四”当年的民主思想在学术领域的显示。
蔡元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总序中传达了中国知识者基于忧患而产生的焦躁迫切的心境。他认为欧洲从复兴到人才辈出用了大约三百年的时间，而中国的情况有其不容忽视的迫切性：“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的百年”，因为“吾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轶绝尘的猛进”。这番话写在五四运动后十数年，他认为新文学成绩当然不敢自诩为成熟，“其影响于科学精神民治思想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中”，他希望在第二个与第三个十年到来的时候，“中国的拉飞尔与中国的莎士比亚等应运而生”。
这是充满浪漫精神的理想，从这种热切的期望中，我们可以看到蔡元培这一代知识者与康有为、梁启超那一代知识者心态的共同性。他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为想象中的过渡时代祈祷，而又眼巴巴地看着船只在急浪中打旋。中国总是在“两头不到岸”的境界中等待着和失望着。
可以把新文学革命看成是又一次的争取和等待。这是百年中国梦想的又一个组成部分。尽管文学在国人和当局者心目中是微小的，但文学家却把它视为匡时济世的伟大事业。几代知识者为此投入了毕生的精力，而且以非常投入的精神在此后数十年中参与并与中国文学共同经历了举世震惊的文艺劫难。
五四新文学革命是五四社会运动的派生物，也可以说，新文学革命是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具体化的结果。由社会性的救亡思想而深入到救亡必须启蒙民众，而要启蒙民众必须改革文学，使之能为普通民众所接受，这想法在当时的先进文学家中是非常明确的。因此，庶几可以这样得出结论：文学革命的初因不是，至少不主要是文学，而首先是反抗封建桎梏和封建统治的功利性行为。
胡适说到新文学的白话文运动时，曾提到人们罕知的王照其人。这人的思想、行为证实了戊戌维新和五四运动中，政治斗争、思想革命与文学改造这些现象之间具有内在精神的一致性。王照参加了戊戌变法，也是当时的一位领袖人物。变法失败后他是被通缉的要犯之一，被迫流亡日本，庚子年（1900年）之后改装潜回国内并隐居于天津。他归国后思想有了大的转变，从“妄冀富强之效出于策略之转移”中觉悟过来，要从教育“芸芸亿兆”下手。他认为富国治理的根本在最大多数的细民，不在少数英俊之士，于是悉心创造“官话字母”，以求使文字语言能够切近民众。这是白话文运动的先行。胡适说：“当时也有一班远见的人，眼见国家危亡，必须唤起那最大多数的民众来共同担负这个救国的责任。他们知道民众不能不教育，而中国的古文古字是不配做教育民众的利器的。”
许多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早时也热衷于科学救国，后来发现社会落后、民众愚钝，于是转而求以文学启发民心。这是救亡的一个选择，也是救亡与启蒙进而结合互相渗透的一个明证。从上引王照的例子可以看到，当年维新主义者选择白话，与新文化运动参加者为新文学寻求适当工具的思考是同向的。他们从不同角度出发，而在同一个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获得共识。
基于上述，我们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的基本动因是觉世维新和振兴国运，是由社会政治、思想变革的需要转向文学讨取药方。这构成新文学革命救亡、启蒙与艺术自立的创新之间的潜在矛盾。我们在这里探讨的中国文学的历史命运，自从“五四”最初十年结束之后，中国文学运动长时间动荡与不可挽回的倾斜，其原因在最初的文学梦想中即已种下。这是宿命，是不可逃避的。因为这是，也只能是属于中国的文学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