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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一个大苦难为标志降临于中国大地。这个世纪的开始，带给中国人以异常不祥的兆头，预示了又一个长时期的不幸。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光绪皇帝出逃西安。1901年1月，慈禧接过改革的口号，在西安发布“变法”上谕，声称此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她为了讨好外国列强，一再声称改革的方针不变，并杀参加反洋教的王公大臣以换取各国资本的信任。一时域中形势极为复杂，更有诸多假象足以迷惑国人。
但是19世纪最后数年的沉沦，未曾把最后的希望星火扑灭。那些颠沛流离地逃亡和立志于改变中国命运的思想者仍在黑暗之中，以拳拳之心祈祷光明。在沉郁悲苦之中不时也有使人激奋的声音，使人感受到岩浆依然悄悄运行于地下。20世纪开始了它的纪元，在黑云沉沉的天空中闪过一道雷电。梁启超在《清议报》第82期发表《过渡时代论》。该文确认当时万马齐喑的中国社会依然没有失去获得转机的时代机缘，认为中国的潜在生机并没有因为暂时的黑暗而消失。相反，梁启超以非常确定的语气认为中国不仅正处在而且应该利用这个历史转型的机会：
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过渡时代者，希望之涌泉也，人间世所最难遇而可贵者也。有进步则有过渡，无过渡亦无进步。……中国自数千年来，常立于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进，跬步不移，未尝知过渡之为何状也。虽然，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激，为十九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于是穹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澹，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
这是这位哲人在1901年说的话。在20世纪刚结束不久重温这段话，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强烈的警策意味。一百年又过去了，这一百年的大多数时间，中国这艘漂荡于重洋巨涛之中的扁舟总是在“两头不到岸”的滚滚波涛之中打旋。我们用一个世纪的奋斗，换来的总是舟已离港而不知彼岸的事实。这是中国人的百年苦闷的象征。这情景，只是到20世纪后期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之后，方始有了大的转机。
梁启超的一番话，能够给陷于深层苦闷的中国人以信心。恶劣的际遇不会改变和泯灭中国知识者的良知以及他们对于社会民族命运的思考。即使是经历了1898年那样惊心动魄的突变、大搜捕和大迫害，也不能扑杀那些默默生长的信念的火花。但这一番话也让人感到了一种中国人的悲凉。中国的历史何其漫长，中国的速度何其缓慢。在中国，任何一个事件的改变都必须以超乎寻常的坚韧和耐心来换取。在中国，有更多的时候不给致力于推进者以看到自己目标的机会，它会把无数的验证交给后人，包括再期待和再争取。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它的一切前进和后退，痛苦和欢乐，成功和失败，都维系于我们前面论述的那一个大背景中。世纪末的忧患已经成为文学变革的潜因，尽管发生戊戌政变、辛亥革命这些近代史上燃起希望而又瞬即失望的事实，但是无数失望却郁积着一次又一次更大的争取。
从根本的导因来考察，中国新文学革命的酝酿是有感于旧文学的未能适应新时代和新生活。文学作为传达情感、思想和愿望的机能受到运载工具的局限，而未能在现代交流中发挥作用，但它的兴起却是由中国的社会因素而触发的。五四新文学革命是五四爱国救亡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伴随物，或者说，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社会运动诱导和支持了作为倡导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文学运动。郑振铎对这次新文化革命与它的背景作了紧密联系的阐释。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中说：“五四运动是跟着外交的失败而来的学生的爱国运动，而其实也便是这几年来革新运动所蕴积的火山的一个总爆发”，“说是政治运动，爱国运动，其实也便是文化运动”。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却在会上受到屈辱。外交的失败激起了国人的义愤。5月4日，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大学生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走上街头。当日有32人被捕。5月6日，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钱能训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有人力主解散北京大学，教育总长傅增湘强烈反对，随即愤而辞职。
对腐败政权的失望引发了对中国社会积重的全面思考，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成为一个契机，并由此兴起了全面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科学、民主等新思想的引进与阐发，以及先进的文学界对于革除旧文学弊端而兴起的新文学革命的主张，都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命运思考的现实性延伸。
中国在19世纪末所经历的苦难凝结的噩梦，在天安门前化为了现实的呐喊。呐喊过后所经历的镇压与迫害，变作沉郁的思想岩浆在地下运行。它期待着借助一切可能的喷火口，爆喷出地面成为一种改造中国社会的实际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