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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在近代发生的革命，与文学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可以说，近代以来兴起的文学运动，均为社会原因所激发。其基本触媒与一个帝国由兴盛转向衰亡有关。中国人因这一事实而普遍感到了社会和生存危机，这些，均可溯源于痛苦的中国社会历史现实。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文学便有了投身救亡而且变革自身的要求。这个过程的基本表征是痛苦而缓慢的，它的计算单位大体以百年为期，这与这个社会的古老以及它的悠远时空相对应。
在这个社会构架之中，任何一个微小的变动，都是以数十年乃至百余年为期方能稍稍见到一些端倪。社会事实为文学的变革提供了有力和有效的佐证，这使我们考察文学的时候能有一个从容的和不那么大惊小怪的心态。在中国，一条辫子的兴废，要以若干年的光阴和难以数计的生命为代价；一种愚昧仪礼的兴革，同样是以漫长时日和难以数计的“认真的废话”来换取的。
距今大约200年前，是乾隆盛世的时候。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访华，使团9月出发，次年6月到达广东。那时的清朝仍以“天朝”自居，认为对方是“进贡”而来。乾隆皇帝阅读英商禀文及两广总督郭世勋的报告后，以英方“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而准予觐见。英使抵京后，陆续有各项禀报，皇帝仔细阅读并推敲这些奏章，特别是对礼仪方面的细节，前后都极仔细地考问。在雪片般的奏章与上谕之间有一份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七月初八皇帝给直隶总督梁肯堂的上谕，对使团进贡礼品的细节等都提出极认真的盘问：
前据梁肯堂奏，与该使臣初次相见敬宣恩旨时，该使臣免冠竦立，此次折内何以又称免冠叩首？向闻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是其国俗不知叩首之礼，或只系免冠鞠躬点首，而该督等折内声叙未能明晰，遂指为叩首，亦未可定。著传谕徵瑞：如该使臣于筵宴时实在叩首则已，如仍止免冠点首，则当于无意闲谈时婉词告知，以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觐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今尔国王遣尔等前来祝嘏，自应遵天朝法度，虽尔国俗俱用布扎缚，不能跪拜，但尔叩见时何妨暂时松解，俟行礼后再行扎缚，亦属甚便。若尔等拘泥国俗，不行此礼，转失尔国王遣尔航海远来祝禧纳赆之诚，且贻各藩部使臣讥笑，恐在朝引礼大臣亦不容也。此系我亲近为汝之言。如此委曲开导，该使臣到行在后，自必敬谨遵奉天朝礼节，方为妥善。
这是一段相当琐屑的文字，从中可以看出处于开放世界格局的封建王朝的尴尬。封闭的中央帝国在被迫的世界交往之中，已经失去了那份恢弘和大度。该文件中流露出来的小心翼翼和市井小民般的琐碎，已经显示出无可奈何的末世悲凉。但他们还是用虚荣和谎言来给自己打气，借此维持心理上的平衡。在那份上谕发出四天之后，即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十二日，有一份给长芦盐政徵瑞的上谕，其中引徵瑞奏折中的话说，该使臣“深以不娴天朝礼节为愧，连日学习渐能跪叩……其敬奉天朝自系出于至诚，断不敢稍衍礼节，致蹈不恭之咎”
。
那时正是清朝极盛时期，还能维持那种局面，维持一种虚假的尊严，尽管这一切在进入工业社会的现代世界，已经显示出它的愚昧、委琐和可笑。从那以后，清朝局势逐渐衰弱，其中经历重大的丧权辱国的失败战争。但这样一种外国使节也须一并行三跪九叩之礼的陋习，一直被拖拖拉拉地延续下来，直至1891年1月。史载：“光绪皇帝见各使臣于紫光阁，各国使臣向皇帝呈递国书，鞠躬施礼。于是各国使臣觐见之例遂定。”1891年距离乾隆年间那一段逸事的1793年，大约接近百年。一个小小的礼节的变更要付出那么多的笔墨心机，绞尽那么多的脑汁，经历那么多的心灵的痛苦，这就是中国、中国的社会和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学变革的节奏和效率，大体也是如此。
以上是中国封建文化顽强地维系及挣扎的事实。这一文化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而且要求成为各国一起遵照的文化统一体，但是中国国势的衰微，使这样的文化固守难以维持。列强的炮舰所代表的经济实力必然使经济落后的帝国维护垂亡的文化的努力化为泡影。清末光绪的礼仪改革是被迫的和无可选择的。
19世纪末叶，一系列的丧权辱国的苦痛唤醒了中国知识界的良知。1888年康有为上书“极言时危”，请求变法维新：“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未达”。翌年，光绪皇帝“亲政”。1891年，康有为刊《大同书》，宣布大同思想，撰《新学伪经考》。1895年刘公岛失陷，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丁汝昌自杀。国势濒危使志士仁人为之焚心。
1898年1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光绪大集群才面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1月29日，康有为第六次上书提出：大集群臣，明定国是；设立上书所，广开言路；开制度局，以重定章程。其内容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要求实行民主和法治。5月，御史潘庆澜弹劾康有为“聚众不道”。6月11日，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9月21日，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囚禁皇帝，重新垂帘听政，并下令通缉改革派。康、梁出走，戊戌六君子被杀，这就是惊心动魄的“百日维新”。从1888年康有为上书倡导变法，到1898年慈禧发动政变，大约是10年光景。这就是19世纪末的1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和命运。
从那个时期开始，中国就没有停止过动荡；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停止过理想主义的追求和抗争。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中国社会日益动荡不安，那种康乾盛世的繁华已经成为永远的梦幻。由于中国人和中国知识者的韧性争取，中国同样无可逃脱地开始又一个圆的描画，开始又一个百年中国的梦想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