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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一百多年前，亦即1896年5月5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出生于台湾苗栗县的诗人丘逢甲，写了一首《春愁》：
春愁难遣强看山，
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
去年今日割台湾。
这诗指的是1895年4月17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台湾予日本。这就是近代以来民族隔绝的大悲剧的肇始。后来几十年的离乱是这个大悲剧的延续及其组成部分。中国文学在当代的人为切割，产生于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中。但中国当代人所蒙受的巨大苦痛，他们对于苦痛的切肤的感受，却直接来自20世纪50年代的同胞离异和隔离的悲情。
这种悲情在台湾50年代的文学中有比较充分的展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日本结束对台湾长达50年的占领，而后就是以1949年为界的民族隔绝。这个隔绝以200万大陆人员的渡海漂泊为标志，这些人中有当时的作家和日后成为作家的人。他们的作品记载了台湾本地居民和“外省人”失去家园的飘零心态和怀乡忆旧的苦情。司马中原的《野烟》以伤感而凄凉的调子记述母亲祭奠野魂的故事。小说在充满乡俗和人情的抒情里，传达了那一缕剪不断的乡愁：“离家时，正是荒乱备来的日子，也在秋天，大白果树上成熟的白果再没人收了……但我心头总飘着野烟和红火，它那样安慰着一些乱世漂泊的灵魂。”琦君的《长沟流月去无声》写的是“一线几乎完全断绝的希望”，小说流淌着失去过去也未卜将来的哀伤，西湖与孤山放鹤亭的默然相对，以及西泠印社仲夏傍晚的邂逅，如今都成了依稀旧梦。“在台湾将是月明处处，我们会相见的”，却不幸成为一语空言。这些失落感在白先勇的小说中表现为对旧日繁华的追寻。在他的笔下，一曲《游园惊梦》，传达了多少往昔不堪回首的伤情，而他如歌如泣的“尹雪艳”却有着“永远”的哀愁。在余光中的诗中则是对故园风物的伤怀。一韵《乡愁》，被“一湾浅浅的海峡”隔着，于是再而三，而有《乡愁四韵》。“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血一样的海棠红”是“乡愁的烧痛”，这是歌，是吟，然而，更是哭。
在台湾海峡的那一岸，当代文学承继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悲凉气氛。它把旧日戍边羁旅的情怀具体化为表现离乱中的乡愁主题。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之间，那里的文学充盈着一种秋风萧瑟、家园何处的乱世飘零情怀。“他们全患了思乡‘病’，他们渴望有一天回‘家’”（聂华苓《台湾轶事·前言》），一位羁旅海外的女作家这样写道。近代以来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民族离散的大悲剧，以及由这种大悲剧引出的大悲情，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另一个部分里得到非常真实也非常丰富的表现。这是当代文学对于诞生它的多灾难的时代的一个回报。
在中国大陆，文学展示了另一种气氛和情调。随着20世纪40年代的结束，长期弥漫于中国上空的战云硝烟终于消失，仿佛是黑夜达到了尽头，历经苦难的民众普遍获得解放感。与海峡对岸那种悲秋伤乱的情绪迥异，这里充溢着早春的欢乐和喜悦。对于幸福的期待，对于现实的满足，使文学充满憧憬和激情。“凡是能开的花，全在开放；凡是能唱的鸟，全在歌唱。”
这诗句能够概括当日的文学氛围。
中国社会历经了近百年的战乱，民众对和平安定的时局有一种普遍的祈愿。随着抗日和国内战事的结束，人们自然尽洗愁颜，满心喜悦地迎接他们日夜冀盼的黎明春天。这种文学的早春情调，是当代中国人心理的一个真实侧面，它表达了民众善良心灵对和顺安乐的祝祷，他们的信念即使在异常艰难的年代也不曾泯灭。尽管有时，这种信念表现出它的轻信和天真。
大陆当代文学的这种欢乐精神，直接受到20世纪重大的社会转型这一事件的鼓舞。当然，当代作家也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入世态度中获得心理承传。中国旧时文人的兼济精神以及他们对世情民情的关怀，使他们对现世充满热爱和信心，这导致此一时期大陆文学随处可见那种对于困苦的漠视和对于未来的坚信。这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奇特的一种品质。当无情的海浪无休止地扑向礁石：“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的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这种精神存活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几乎所有的作品中：“我的翅膀是这样沉重，像是尘土，又像有什么悲恸，压得我只能在地上行走，我也要努力飞腾上天空。”
那时的作家都不乏这种即使受到磨难，甚至被鄙弃和被愚弄也依然坚定前行的自我约束的品格。
大陆当代文学欢乐感的形成，也受当时推行的文学指导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鼓励文学家不仅投入现实的生活过程，而且以积极的姿态肯定现有的秩序。这种态度最后导致当代文学在大陆盛行的“颂歌”形态的出现。这种形态由于渗入了意识形态化的功利动机，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乐观”的无限膨胀助长了文学的某些虚幻性。人们在假想中把生活美化，从而认定那就是生活本身。文学由欢乐、希望而对生活持肯定、积极和进取的态度，这种态度对促进社会进步、改善人们生存状态有益，但绝非文学应当唯一遵奉的原则或精神，特别不应是强予实行的排他的策略。中国当代文学为此经受了苦难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文学对于哀愁和疾苦的关怀被一时矫作的欢愉掩盖，虚妄的“向上乐观”取代了中国文学的忧患意识，这导致某一阶段的文学流于轻浅乃至浮华的倾向。所幸此种状况终于被对灾难时代的反思唤醒。“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小说《班主任》率先展示了“向亿万群众灵魂上泼去的无形污秽”。这是一幅让人心惊的精神沦落的画面。在时隔数十年后，作者发出了几乎是与当年《狂人日记》完全相同的呼吁：“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出现得稍晚些，它第一次向人们揭示异常年代留在普通母女（应该是全社会的人）心灵深处的“伤痕”。以巴金《随想录》为代表的一批反思动乱年代的散文，一批“归来”的诗歌，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上空刮起了悲恸的旋风。在以往被“富有”迷惑并满足的地方，人们发现了缺失与贫乏。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批又一批以往用鲜花和礼赞装扮生活的作家，或从梦魇中醒来，或从他们被监禁和流放的地方返回，于是被称为“归来者”或“幸存者”。尽管这批受到积极的人生观教育和影响的作家身处艰难困苦依然不失信念，但他们无法不看到发生于他们周围和他们自身的苦难。泥淖和陷阱，危机和恐惧，让人心悸的噩梦和悲伤，化为他们的诗句和文学主题。寻找失落的青春，追忆劫前的家园，呼吁泯灭的人性，一时间，文学呈现的是被泪水和血水浸泡的沉重。当日大陆文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是《人到中年》，从小说到电影，医生陆文婷和她的丈夫以及她的朋友的境遇和命运，引发出全社会的哀叹。然而在这些“伤痕”文学潮流所凸显的与过去的欢乐感不同的悲怆伤痛的背后，是不易觉察的现实批判精神。这是当代文学对于夭折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干预生活”思潮的隐约接续。当然，它对中国文学的忧患传统是更具深刻性的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以文学的方式追溯中国当代人的欢乐与苦难，方始有了全面的涵括。文学对于苦难的描写，开始把中国的百年忧患放置在个人与社会的综合层面上，这就使文学传导的悲剧性具有了更厚重的社会学和人性的深度。古人讲“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
，要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即文学若是面对人生最真实的和最本质的苦难，则它仿佛有一种自然而然的臻于完好的助力，而若是抒写欢乐则需要执意强为，那当然意味着颇大的难度。路遥在谈到他的《人生》时说过一段关于创作痛苦的话：“当你在创作中感到痛苦的时候，你不要认为这是坏事，这种痛苦有时产生出来的东西，可能比顺利时候产生出来的东西更光彩。”
诗人总与悲愤和苦难为邻，而悲愤往往是成功的第一线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