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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是研究者对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的一个指称。把文学以20世纪50年代为界限予以阶段性的划分，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其动因首先在于这时期中国社会体制有重大的变动。当然文学新质的产生也为这种划分提供了根据。
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在当代的延伸。它受到始于1919年的新文学革命所确立的目标的规约。它使新文学的精神在当代文学中得到延展和扩大。中国当代文学持续致力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即通过现代社会和人的意识情感的加入，以改变中国古典文学造成的封闭和隔绝，使文学在内容和表达上与当代中国人的实际有更多的联系和契合；中国当代文学继续扩大白话对文言的战果，使中国文学在语言运载上更为接近当代中国人的习惯。
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激烈的动荡、矛盾和纷争，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有更为具体也更为深广的描绘和记载。尽管这阶段文学在个性化和传达心理情感方面有了某些退化，但文学所记述的范围、场景和层面较之五四时期却有了长足的扩展。这种扩展特别是在表现普通农民的痛苦和欢乐，以及他们为改善自己的生存境遇的奋斗上，比以往更为切实也更为深入。这时期中国社会复杂多变，某个时期（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甚至表现为全社会的激动和癫狂。虽然受到社会影响的文学创作保留了当日的歧误和偏见，但从另一方面，我们却可以从它的异常和失态中看到关于文学的真实印象：它是这一阶段社会和文学的复杂性的最好印证。而且，单就史料价值而言，它也是无可替代的。
因为持续不断的关于及时反映当前生活状况的强调和号召，所以这阶段的文学具有强烈的当代性。这种当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命名的联结，更强化了这一学科的独立性色彩。但显然“文革”结束后当代文学对于五四文学传统断裂的修复，以及越来越紧密地对这一传统的认同，加上无限延伸的“当代”，导致对这一学科的命名之新的质疑。也许这阶段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的性质应当重新加以规约，也许对已成为历史的无限的“当代”应予以相对的节制，但人们普遍不怀疑以20世纪50年代为界限的这种文学划分的必要性。
社会环境的改变为这一文学划分提供了崭新的空间。它成为20世纪后半叶文学发展的广阔背景，由此生发出强大的驱动力，造成并证实了文学在此期间种种变异的必然。论及文学环境的改变，首先的一个事实是，根源于同一文化母体的统一的中国文学开始以台湾海峡为地域的划分，而分别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当然也包括香港和澳门）两个迥异的社会环境中独立地发展。从社会制度看，中国大陆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台湾则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两种制度提供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观念。社会体制的不同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差异深刻地制约和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从总体上塑造着各自的文学形象。
自然环境的不同，也给予隔离的文学以一定的影响。中国大陆文学于厚重之中透出的悲怆，传达着深远的历史回声。中国大陆有着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沉积，但又具有明显自我封闭的文化心理承担。这种文化心理的形成，首先受到中国大陆总体地形的影响。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它的北部和西北部是浩瀚的戈壁和沙漠，西部和西南部有雄伟的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和冈底斯山，三面密不透风的墙围困着这片古大陆。只有东北和东南部面对海洋有出口，但在20世纪50年代，那片海洋却被人为地封锁着。台湾则是一座岛屿。它隔着台湾海峡背倚大陆，在地质构造上属于华夏体系的第一隆起带。也许在某一次地壳运动中，它的断裂和崛起都在地缘上和华夏古大陆保持着最深沉的联结。这个岛北临东海，南濒南海，面对着浩渺的太平洋，终年被温暖的海水包围。温暖的气候使这里成为被葱郁森林覆盖的绿翡翠，这里在文化上充盈着灵动秀逸。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特殊的国际环境，使这里与世界建立了较为广泛的交流，使这里的人文环境具有海洋文化的洒脱飘逸。当然，由于置身于无涯围困中的岛屿的境遇——地域狭小，与祖国隔绝——它缺乏的是那种雄浑和博大，而多了些迷茫中的孤独。
中国幅员广大，不论是自然环境、水脉山势、雨雪阴晴，南北差异都甚大。从文化上看，北方雄健，南方柔婉；北方刚烈，南方温情。但这一切差异，在历史上均是以交错和综合的统一文化的形态出现的。也许420—589年的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特例，将近两百年的战乱和南北对峙，加上不同民族的交汇和冲撞，造成了风格各异的南北文学。除此而外，文学史上共同母体的文学分流，当以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这一次最为突出。它们共同根源于中国古典文学和五四新文学传统，而又在长期相互隔绝的各自环境中发展，直至世纪末的猝然相遇，人们才发现它们竟有如此大的惊人差异。
这种差异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层面均有所表现。从历时性的差异看，由于政局流变各有其道，受制约的文学表现为盛衰进退的不平衡状态。从局部看某些严重的缺失，在整体格局中却往往奇妙地表现出丰盈与贫瘠互补的奇观。从共时性看，中国文学从这种差异中得到的益处更为显著，文学在各自的自我审视中的不足和匮乏，在综合的效果上都是意外地丰裕和赅备。长久的国土分裂、同胞离散是近世以来民族的最大悲剧，而在文化和文学上，这种悲剧的遭遇却酝酿着一场经疏离、隔膜、冲突最后达到互补性的空前的文化综合，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繁荣发展的机会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