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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倾斜造成的失衡状态，在中国文学的某一时期甚至表现出让人极为震惊的后果。前面我们已经论述到这种滑行是从多元到二元再到一元格局的倒退。文学的倡导因文学之外的强加和指令，而鲜明和迅速地意识形态化。一种“最好”“最纯”的文学（其实是“最革命”的文学）的信念，是几十年间的倒退所造就的。有时讲的是创作方法，有时讲的是创作思想，有时指的是文学的整体。提倡单一，在强加的状态中指的是唯一。当时流行的“百家”，其实只是“无产阶级一家”和“资产阶级一家”，在这种环境中提倡的百家，其实是一家对另一家的战胜和取代。在这一个时期，文艺上也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
从最好的文艺到唯一的文艺，再到“样板”文艺，这种历史性的滑行是自然而然的。当文艺出现“样板”形态，并且以这种形态去要求所有的文艺时，我们面对这种空前的、高纯度的、极一致的文学范式，吃惊于数十年前文学革命先驱者的文学理想何以会顷刻之间化为泡影！再回顾革命文学和普罗文学的倡导者们，尽管他们的主张是那样极端，我们却不能不同样吃惊于他们的理想居然变成了现实。新文学的船帆在这种极端化的几个样板模式中降落，接着我们看到的是天旋地转般的崩塌。
依附于社会政治的文学，由于环境的改变、气氛的改善，终于宣告了噩梦的结束。于是开始了又一次反弹。这一次反弹也不是纯粹文学的，而是以政治控诉为开端，以充满怀旧激情的传统文学锲入现实的真实性和现实主义的呼唤为实际内容。当时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是“揭批‘四人帮’，歌颂老革命”，其内涵是充分政治化的。再晚一些，有对“说真话”的呼吁，其精神也是泛艺术或准艺术的。这样又开始了类似五四时期问题文学那样的循环，如《我应该怎么办》《爱情的位置》，再一次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这文学废墟之上的运行，一切都如20世纪20年代我们的前辈所经历过的那样，令人既感到亲切又有彻骨的悲凉。
所幸中国新文学有着巨大的潜在生命力，艺术的暗中郁积运行以及时机成熟的喷发，造成了火山爆发般的震撼。进入80年代，新文学的格局又开始一次新的逆反。首先是改变一元统治的局面，由文艺批判运动和新诗潮的出现构成了短暂的二元对峙局面。80年代的中国，又以诗的巨变为契机，终于彻底冲毁了以提倡单一为标志的文学极权主义。
这是又一个自由的时代，尽管旧的力量总在伺机反击。十余年间风风雨雨，文艺的局势异常不安定，但中国文学在大禁锢和大迫害以后的大解放，却表现出极为顽强的反抗性。一切的权威在这种冲击面前失却了权威性。文学也失去了它的英雄和偶像，无权威和无英雄的文学时代呈现出一派无序的脉动。
十余年间，中国当代文学仿佛比“五四”前辈有更多的忧患和更强的危机感，它的激情有时表现出焦灼和狂躁。在短短的时间里，它真正地展现出了它的前辈所预期的，但来不及实现的“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的百年”的梦想。文学趁着社会开放的机缘急速前进，不仅恢复了“五四”人的文学传统，而且弥补了现代主义的未完成的形态，直奔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中国文学在十余年间的进展，举世为之瞩目，由此也带来某些轻飘或浮躁的缺陷。历史进程中，文学所遭遇的挫折太多，为追回这种损失，在20世纪最后几年，中国知识界几乎又重复了19世纪末中国人的情感和心理的苦难历程，但此时的中国已不再是百年前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国门的开放、信息的流通使中国人不像过去那样对地球其他地方存在无知和隔膜。
于是，当20世纪的黄昏降临时，百年的忧患使中国人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索寞。因为心境悲凉，于是奋求更为急切。急切之间，对于艺术新潮的趋向呈现出某种追求时髦的轻狂。这种有些失重的追求，显然与中国传统的深厚极不适应。
历史已经不再滑行，而是有了一个突如其来的逆转。这个逆转使中国一下子来到了20世纪的最后几年。文学的一切迹象是否只是一次人们所希望看到的回光？也许它并不代表一种真实的心愿，而真的是回光。那么人们就有理由期待大悲痛之后的大转折。这个转折是否就是西西弗斯那样无休止的循环？也许不幸果真如此，那真是中国文学的大悲痛。
我们当然不希望历史如此无情，死亡也许意味着新生。在新的世纪，中国人有理由相信，历史上有过一次真正的凤凰涅槃。真诚祈望写出如下诗句的诗人的理想是并不幼稚也不虚幻的：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北岛《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