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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倾斜重要的导因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的动荡和艰危，国势的没落和外患的威胁使文学无法在相对平和安详的环境中进行自己的艺术创造和艺术革新。战神在中国上空呼啸而过，那些手持竖琴的诗歌和艺术女神便显得与环境不协调。爱神和美神理应受到战神的放逐。人们在困难处境中把艺术和美视为象牙塔里的物件，在文学的价值观中认为它不应是摆设和点缀，而应当是于实际有用的东西，一般说来应当是枪炮、炸弹和匕首。
那时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学模式，从早期的“革命+恋爱”、为革命而牺牲和放弃恋爱，到数十年后为“大跃进”或什么政治概念而放弃或推迟婚姻，直至在文学中用政治代替艺术，用阶级代替人情，用斗争批判代替建设，用普及代替提高，用古董国粹和民谣小调代替现代性和现代倾向，都是这种放逐的结果。
这只是外部环境对文学的影响，事实上更深刻的原因在文学自身。新文学运动本身就是社会政治运动的派生物。一开始，文学运动就受到社会救亡运动的牵引，还是一次并不纯粹的艺术革命。艺术的功利性受到社会改造运动的启发，或者说，是社会改造和民族振兴的愿望使他们想起了文学启发民智和改造国民性的作用。最后才导致改造旧文学与建设新文学的目的。
因此溯及当时的文学革命的实质，不能不首先面对它反抗社会桎梏的功利要求，而不是文学建设和艺术创新的自身。社会使命感、救亡意识，最后才是文学对于民众的现代启蒙，是这些并非纯粹的文学动机给文学家以昂奋和幻想，文学家们从那时就开始做非文学的文学梦。他们真的相信文学的目的在于救国，后来又相信文学的目的在于阶级和政治。文学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是达到社会功能和社会目标的中介。
近代以来，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以为小说能够救中国。“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到了20世纪60年代，最激进的一些人又认为小说能够反党、反社会主义，以至亡党亡国。这都是文学梦幻的产物。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把文学神化了。当他们把建国兴邦和强世新民的希望投向文学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把文艺当作文艺，而是当作一种工具。他们注意到了文学的特异功能，却没有注意到文学的特异本质。
事实上，艺术和文学本身的品质和规律一开始就受到了忽视。在中国社会中，为人生与为艺术、写实与想象、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受到重视的只是前者，占领主流位置的也只是前者。艺术的创新和变革只能在社会政治的夹缝中寻找机会。
近世以来的文学救亡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思想，在根源上就已联合。一旦社会发生动荡，中国文学的这种根本习惯便自然抬头。新文学与旧文学在这点上具有同一性。社会的变动时机，从正面讲，是要求文学承担挽救危局的责任；从负面讲，便是要求文学承担造成危局的责任。这就是文学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历史命运。
中国文学的历史倾斜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自身，在它的根本性质之中，而基本上不是他人的强加。于是，中国新文学一方面在不断地建设，另一方面又因时势的迫使在不断自毁。从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到极端主义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外力的强加，另一方面则是自身与社会进行调节的结果。反传统的新文学总是在历史的转型期或被迫迎合或自觉配合了非文学的需求。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学的悲剧情结——获得了独立和自由的文学不时要为社会而放弃独立和自由。当文学做这种放弃时，它充满了神圣感。因而从五四时期开始的新文学与旧文学、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大分裂，实际上潜藏着彼此合流的深层危机。
当文学充当社会改造先锋角色的时候，它同时又在扮演扼杀异端、扶植因循守旧势力的同犯角色。文学是两面人，这种两面性质，从它孕育于母体时便有了遗传的基因。文学革命源起于对文言文的怀疑和对白话文的提倡，而这种对运载工具改变的兴趣，则源于对文学改变国运的兴趣。文学革命最初就是受到社会革命的诱引；对社会进步和改造国家命运的激情，是这一文学革命运动的导引和诱因。这场文学和艺术革命运动和文化振兴运动的一部分是社会改造运动的衍生物。我们对于文学革命本质的探源，可以毫不困难地追溯到社会维新、时代使命这一百年以来的古旧命题上。
但是由于这场文学革命的发起者和实践者，是中国近代以来受到西方文化熏陶培育的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对于中国的文化积重与西方的现代文明精髓，有超乎一般中国人的认知。他们对科学民主以及普遍的个人主义的觉悟，对现代人道精神的把握，使他们能够成为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最有力和最热情的推动者。所以我们对中国新文学革命的另一品质的探索，也使我们毫不困难地寻觅到它所具有的当时几乎与西方同步发展的文学现代化追求的实质，它所开辟的将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先进的现代品格不容置疑。
中国新文学就是这样既拥有中国传统文学认同的品质，又具有与世界现代文学趋势同向的品质。两股血流在它的脉管里奔涌，这就构成了中国文学矛盾重重的尴尬处境。它的全部历史几乎就是在社会功能与艺术更新之间游移的历史。但由于上面提到的中国特殊处境，它的占主导地位的制衡力量则是前者。当文学负载的社会使命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达成一种和谐的共振时，这种结合而成的文学形态便成为主流形态。
当上述这种形态与行政的权力结合起来时，它可以在某一时期形成非常暴戾的、阻碍文学自由品格与作家个性的力量。但从基本上看，中国文学的两股血流在历史组成中往往是互隐互现地存在。当前一种形态引起普遍的冲动乃至骚动时，并不意味着后一种形态的消失，后者只是成为一种潜流在缓缓地涌动。
一旦社会民族矛盾趋于缓和，行政的强劲性弱化时，那种潜流便会涌上地表，它所体现的顽强和韧性也是相当可怕的。中国在20世纪40年代的内忧外患不能说不严重，40年代文学面临的局面也不能说不严峻，但文学在桂林、昆明、重庆、上海和香港所拥有的活泼和灵动的自由品格十分显著。新诗方面，胡风领导的自由诗运动尽管有鲜明的时代社会投影，但他们的无拘束状态让人自然地把他们和五四初期的新诗运动的品质相联系。甚至在晋察冀边区的诗作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内在关联。在大后方的昆明，那时以西南联大为核心的现代诗运动与西方现代主义运动所保持的联系，使我们几乎怀疑昆明那偏僻的一隅如何拥有了那么强大的现代信息。这情景在20世纪70年代类似欧洲中世纪那样的文化暗夜生出的“今天派”现代诗运动对于“文革文化”禁锢的反弹，就是更加明显的例证。那一切的艺术叛逆，都生长在文化管制和文化扼杀的最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