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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社会学两大分支的产生都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问题有关，那么，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类型开始，结合我国30多年来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实际情况，也许能把社会学的对象问题说得更清楚。
我们认为，一般地说，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姑且称它们为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协调发展、模糊发展和畸形发展。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不同于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更与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相对立。而社会的中性运行又跟恶性运行有本质的差别。
所谓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是指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大系统之间以及各系统内不同部分、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促进，而社会障碍、失调等因素则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和最小的范围之内。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适应的体现，是社会运行和发展的理想模式。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不是清一色的，它因程度不同而表现出多样性。我国50年代前期，党风优良，政治清明，社会风气正，人民的精神面貌好，生产恢复发展快，社会障碍等因素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那时，可以说，我国社会是处在一种初级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状况之中。
所谓社会的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是指社会运行有障碍，发展不甚平衡，包含较多较明显的不协调因素，但它们还未危害、破坏社会的常态运行。因此，社会的中性运行也可称作有障碍的常态运行。这是一种良性运行和恶性运行之间、协调发展和畸形发展之间的中间状态，是一种不稳定状况：它有可能向前者进化，也有可能向后者退化。我国1957年至1959年期间、1962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时期，总的说来，就处在这样的状况之中。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片面强调阶级斗争，是政治上的障碍和不协调因素。超越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阶段，片面地、频繁地进行生产关系的调整和“革命”，如公社化、割“资本主义尾巴”、“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以及“大跃进”之类，是经济上的障碍和不协调因素。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日益遭到践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竟成了时髦的口号、个人迷信之风来势凶猛、奴隶主义和盲目服从愈来愈被提倡，凡此种种，又是思想上的不协调因素。对这些“左”的不协调因素失去警惕，不加以及时纠正，任其泛滥，结果是愈演愈烈，终于退化为后来“文化大革命”时的社会恶性运行。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也不是一切都好，一切都应肯定，它也有为十年动乱作准备的一面。对这十七年也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能肯定一切，否定一切。
所谓社会的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是指社会运行发生严重障碍、离轨、失控。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初步感受到了这种恶性运行；“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更全面广泛地感受到了它：党组织瘫痪、公检法被砸、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交通运输混乱、武斗升级、无政府状态泛滥，冤狱遍于国中、人际关系紧张，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新宗教运动规模空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到处是“斗、斗、斗”、“破、破、破”、“乱、乱、乱”，等等。这种恶性运行的主要原因是林彪、“四人帮”极左集团在政治上的破坏。
应该说，社会主义社会从根本上、总体上是能够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不仅宏观上如此，而且微观上也能如此。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它与生产的社会化是一致的。这正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地方。资本主义由于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基本矛盾，决定了它在根本上、总体上不能够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至多只能在局部上、微观上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之一——全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个别企业的有组织状况，正是表明了资本主义只能在微观上而不能在宏观上做到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对资本主义来说，有障碍的常态运行是它经常出现的面貌，经济危机时期则是它的恶性运行时期。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说社会主义社会能够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还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不仅如此，建国以来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告诉我们：如果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社会也会经常处于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之中；如果再不注意，还会陷入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甚至到达崩溃的边缘。十年动乱给我们上了极其充分的一课。从这个角度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它真正结束了我国不幸陷入的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使我国社会进入了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的状况，并向我们展示了我国社会向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转化的现实可能性。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推进和维持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关系到我们每个人切身、长远、根本的利益，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发挥，确实是大局所在。但是，我国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不会自动地、自然而然地到来。这就要求我们研究我国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并努力创造这种条件，按照这种机制去尽力加以争取。
社会学不是别的，正是一门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我们现在要建立的社会学就是以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自己的对象的。所谓从社会学角度看问题，正是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角度看问题。这样的社会学向人们表明：树立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观点的重要性以及没有这种观点的危害性。人们可以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从无数生动的事实中，处处印证这一点。
在“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这个定义中，“社会”，主要指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为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且也只有在现代社会中才会系统地提出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所谓“具体科学”，表明社会学不是哲学科学。所谓“综合性”，表明社会学不是那种以社会的某一个子系统为自己对象的单一性学科。所谓“条件”，指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所需的主要的内外部条件，例如，根据我国国情，应着重研究下列几项：平衡的生态环境、高质适量的人口、和平的国际环境、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所谓“机制”，指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带规律性的模式，例如，我们要着重研究什么样的社会化、什么样的互动方式、什么样的群体关系等等构成社会良性运行的机制。条件和机制的区分是相对的，高质适量的人口既是我国社会良性运行的必要条件又是重要机制。条件和机制也都和规律性有关。因此，上述定义也可表述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规律性的综合性具体科学”。
有同志问：上述定义只提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难道社会学不研究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吗？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把社会学的对象定义为研究社会良性运行的条件和机制，并没有把恶性运行、中性运行排斥在社会学的领域之外。第一，要研究良性运行必然要研究恶性运行以及中性运行，因为它们是相对而言的。社会良性运行的条件和机制，换句话说，不就是避免社会恶性运行的条件和机制吗？第二，就社会学的本性来说，它归根到底是以改善、改良社会为己任的，重点是强调社会的良性运行。这一点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不例外，因为作为革命批判性的社会学，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种形态，它是由历史条件决定的特殊形态的社会学，它还有更重要的形态，即维护建设性的形态。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论及。第三，研究恶性运行，目的是避免恶性运行，达到良性运行。总之，研究恶性运行是上述定义的应有之义；在定义中写进恶性运行不是不可以，但是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