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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学对象问题，仔细想来，事实上存在着两个层次上的分歧。第一个层次，就是社会学究竟是不是一门具有自己独特对象的社会科学。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剩余社会科学”的说法，认为社会学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个科学群的说法以及认为“社会学可以看成是一些次要学科的集合”
的说法，实际上都否定了社会学是一门具有自己独特对象的社会科学。第二个层次，就是在承认社会学是一门具有自己独特对象的社会科学的前提下，对这个独特对象的理解不同。关于这一点上的众多分歧，我们在前一节中已经看到了。现在的关键是要揭示出这个独特对象是什么。
那么如何揭示这个独特的对象呢？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社会学是什么？》一书中指出给社会学下定义的三条途径：第一，历史的途径——“创始人说了些什么？”；第二，经验主义的途径——“当代社会学家在做些什么？”；第三，分析的途径——“理性的指示是什么？”
。尽管英格尔斯对这三条途径都有某种程度的保留，没有把话说得过死，但他正是按照这些途径来考察社会学的内容和对象的。
英格尔斯提出的三条途径，对我们考察社会学的对象问题，具有某种启发作用，但不能认为是深刻的。因为我们可以进一步问：创始人为什么那样说？当代社会学家为什么那样做？理性为什么那样指示？这就是说，无论是历史的途径、经验的途径、分析的途径，都没有指出背后更深层的、决定性的东西。这种更深层的、决定性的东西就是时代的实践要求。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的那样：“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英格尔斯正是停留在表面上、停留在“然”上，而没有着力去探索“所以然”，因而使他不能正确地解决社会学的对象问题，而得出了类似“社会学可以看成是一些次要学科的集合”的结论。
那么，决定创始人那样说的时代的实践要求是什么呢？这就是西欧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所引起的社会变化，就是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政治大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正是这些社会变化和社会后果，把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问题，即如何实现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避免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的问题，突出出来了。
在近代西方的社会变革历史中，最核心的事件是18、19世纪的两大革命。一个是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政治大革命（同时也是思想大革命），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资产阶级革命已在欧洲主要国家中完成了。另一个是18世纪在英国开始，19世纪扩展到整个西欧和美国的产业革命。这两大革命引起的社会变化和后果，主要可从两方面看。
一方面，它们促进了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它们推动了自由竞争以及与此相应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建立；资产阶级的剥削和统治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和统治。它们引起了观念的变化：金钱关系、金钱至上的观念代替了宗法等级观念，“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
。它们造成了一个急骤变化的快节奏的现代社会而与千百年沉睡的慢节奏的传统社会不同：“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总之，两大革命使社会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思想观念到政治制度都发生了变化。作为上述变化突出表现的工业化（机器大工业普遍地代替工场手工业）和都市化（城市规模的扩大、作用的增大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问题的产生，对社会学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影响。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建立起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预言的“理性的王国”，并没有带来普遍的“自由、平等、博爱”，相反却越来越暴露出这一社会许多弊病、祸害和恶性循环：作为社会瘟疫的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作；作为贫富悬殊标志的富人区和贫民窟的并存；从劳资对立到工人怠工、罢工、破坏机器以至起义；从大鱼吃小鱼到企业破产、倒闭；从童工的使用到工人丧失劳动能力后的悲惨处境；从失业大军的形成到犯罪率的提高；一边是“生产过剩”，很大一部分粮食和其他制成品被销毁，另一边是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穷人饥寒交迫；如此等等。这种种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障碍和不协调，以极其鲜明的形式，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能否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如回答能，则有一个如何达到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如回答不能，则又有一个如何解决、出路何在的问题。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和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根据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特别是圣西门的思想，各自作出了不同的回答。我们在后面将看到，象孔德、斯宾塞等西方社会学的创始者们以及象迪尔克姆、韦伯等西方社会学的实际奠基者们，实际上都是站在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立场上，各以不同的方式，自觉不自觉地围绕这一点来谈论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创始者马克思、恩格斯，则站在推翻旧社会、创建新社会的立场上，来谈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的问题。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采用“社会学”这个术语，而把自己的学说叫做唯物史观，但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
作为时代的实践要求的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问题，特别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就是这样提出来的。因此，它以不同的形式植根于社会学两大分支之中，是不奇怪的。照我们的看法，“创始人说了些什么”，从根本上说，就是提出了争取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避免社会恶性循环和畸形发展的问题。“当代社会学家在做些什么”呢？在我们看来，也没有脱离这个根本点。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越来越复杂、越分越细微，系统里有小系统，部门里有小部门，因此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也就越来越重要。至于“理性的指示是什么”，当然也应当这样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