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社会学自19世纪三四十年代诞生以来，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在这期间，社会学的对象经历了一个从不明确到逐步明确、从笼统到较为具体的过程。与此相应，社会学的性质也经历了一个从一般的社会哲学到专门的具体社会科学演变的过程。现在，社会学终于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门包含众多分科、举世公认的学科。
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社会学经过27年（1952—1979）的中断之后，终于迎来了重建和获得前所未有发展的春天。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要赶快补课”，他说：“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在此稍前，3月16日，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胡乔木同志邀请老一辈社会学家费孝通、雷洁琼等，在北京召开社会学座谈会，正式为社会学恢复名誉。他在讲话中指出，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并且用一种非常粗暴的方法来禁止这门科学在中国存在、发展、传授，这是完全错误的。他着重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不等于整个社会科学的对象，也不等于社会学的对象。有了历史唯物主义，不等于社会学的问题就解决了。因此，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同研究社会学，这中间是不能划等号的。最后，他强调提出了组织社会学队伍，使社会学后继有人的问题：在有条件的大学设立社会学系、社会学研究所，办社会学的研究生班；赞成成立全国社会学研究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办社会学研究所；号召老一辈社会学家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带研究生等。十分清楚，这些问题都是在中国重建社会学的关键问题。具体受命负责社会学重建工作的费孝通教授，他是1979年3月成立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会（1982年改名为中国社会学会）的会长，是1980年1月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费老为重建社会学做了巨大的工作。
从那时以来，短短7年，经过老一辈社会学家和中青年一代社会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社会学的重建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社会学在中国大地上呈现一片兴旺发达、生机勃勃的景象；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有了可靠的基础和良好的环境。我们看到，全国已有了一支约1 000人、相当精干的社会学教学与科研队伍；上海大学文学院（其前身为复旦大学分校）、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均已先后建立了社会学系，现有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约250人；中国人民大学于1984年成立社会学研究所之后，现正积极筹建社会学系，此外还有山东大学、武汉大学等六七个院校也正在积极筹建社会学系；除了正规教育，社会学的业余教育也得到了发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等5个单位联合创办的“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现有遍布全国的25 000多名学员；截至1985年10月，据不完全统计，北京、上海、天津、内蒙古、广东、贵州、四川、新疆、山西、陕西、湖南、湖北、河南、吉林、黑龙江、甘肃、安徽、辽宁等21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或社会学会。我们可以自豪地说，社会学重建以来7年的发展，从学会组织的规模、研究机构的数量、教学科研人员的素质和人数、社会学普及的程度等方面来看，都超过了旧中国50年的发展。现在，社会学专业成了报考人数最多的专业之一；社会学课程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一门课程；社会学书籍跻身于最畅销的书籍的行列；社会学人才表明自己是社会各部门急需而又短缺的人才。一句话，社会学越来越成为有吸引力的“热门”学科。所有这些说明，社会学发展的势头很好。它的重要性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这个情况与苏联30年代到50年代、与我国50年代到70年代不准谈论社会学或认为社会学是“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情况是根本不同了。社会学的好形势来之不易。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另一方面，社会学又是一门充满不确定性的学科。可以说，在社会科学中，还没有那一门学科象社会学那样充满争议、充满困难，也没有那一门学科象社会学那样容易引起误解、容易被庸俗化。在社会学对象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象问题上的众说纷纭和莫衷一是，十分典型地表明了它的争议性。无论在理论方面、实践方面、历史方面，社会学都面临必须认真加以对待的困难。长期以来把社会学当作资产阶级的专有品、垄断品，是它被误解中的最大的误解。至于社会学被庸俗化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例如，什么问题似乎都可以贴上社会学的标签；什么人也似乎都可以自称为社会学家；好象别的学科搞不了的，唯独有资格搞社会学；如此等等。这样看来，人们对社会学存在一些疑问，甚至怀疑它究竟是不是一门科学，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又说明，社会学这门学科还很不成熟，还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要做，也就是说，大有可为。
当前，我国社会学正是处在这样一种既热门又充满争议、既有吸引力又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根据的状况之中。在这种自相矛盾的状况下，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我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来研究社会学对象等基本问题，以便逐步建立起坚实的社会学基本理论，就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第一，有没有坚实的社会学基本理论，关系到社会学作为一门有吸引力的、热门的学科能否持久的问题，也关系到社会学能否真正在我国站住脚的问题。如果社会学老是说不清自己的对象，若是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根据，那么人们就会由对社会学寄以期望转变为失望，而且期望愈高，失望愈甚。一门学科，对自己存在的根据缺乏科学的论证，只知然，不知所以然，甚至不能自圆其说，很难说得上是科学。一门学科要真正站住脚，实践证明和科学论证二者缺一不可。人们常常问：社会学作为学科为什么会在1952年被取消？而为什么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却没有被取消呢？毫无疑问，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有历史的原因（在旧中国受西方影响的学院派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派关于改良与革命的长期论争）、认识的原因（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能够代替社会学）、外来的原因（苏联取消社会学的做法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理论上的原因：社会学自己说不清自己；它的对象和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均模糊不清。这样，它就失去了防卫自己的理论武器，只能处在挨打的地位。与此不同，哲学、历史学则均能明确说明自己的对象和学科地位。这至少能部分说明它们为什么没有象社会学那样被取消。这里，我丝毫没有为当时粗暴取消社会学这一错误做法辩护的意思。我的用意是，对这一惨痛的经历，我们除了从客观上、从社会学外部去寻找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之外，也应从主观上、从社会学内部寻找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从而提高对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克服这方面的弱点。
第二，有没有坚实的社会学基本理论，关系到社会学重建的第二阶段能否顺利进行。费老1985年底在广州的一次会议上曾经指出：“自从1979年重建社会学以来已经有6个年头了。目前，初建的第一阶段可告结束，我国社会学开始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形象地说，就是戏台已经搭好，班子已初步组成，现在是要演员们把戏唱好了。”
上面已经指出，我国社会学在重建的第一阶段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毋庸讳言，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中之一，就是对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得不够。有些同志甚至还呼吁：不要再在定义、对象等问题上纠缠不休，先把各种实际研究开展起来再说。但是这类呼吁并没有起多少作用，原因很简单，正如有的同志指出的：“随着埋头介绍、引进、调查、著述的第一阵热浪过去之后，不少人抬起头来环顾四周、瞻望前方，竟又有些疑惑起来，总感到自己的地位不伦不类、方向有些不明不白。于是，关于社会学对象、范围的讨论又逐渐热闹起来了。”
我们认为，加强社会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应该是社会学重建第二阶段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对社会学的对象等基本理论问题没有一个较清楚的认识，演员们要把戏真正唱好，恐怕是十分困难的。
第三，有没有坚实的社会学基本理论，关系到能否从根本上防止社会学被庸俗化的问题，也关系到经验研究或应用研究能否顺利进行的问题。庸俗化说到底是不把社会学当作科学，庸俗化必然要败坏社会学的声誉。产生庸俗化的原因，一方面固然要到某些自觉不自觉地搞了庸俗化的同志身上去找，另一方面也不能说同社会学本身的状况没有关系。既然社会学说不清、道不明自己究竟是什么，也划不清什么是社会学研究和不是社会学研究的界线，人们就难免认为什么问题都可以贴上社会学的标签，谁都有资格自称为社会学家。同样，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之所以与其他经验研究不同，是因为受到社会学基本理论的指导。没有社会学基本理论指导的经验研究，既难以顺利进行，又容易产生庸俗化。
第四，有没有坚实的社会学基本理论，关系到能不能真正从根本上避免“学术殖民主义”的问题。没有自己的社会学理论，就无法对西方社会学理论正确地进行取舍，因而往往就会生吞活剥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社会学中国化，不过是用中国的材料来为西方的理论作注脚。台湾有的社会学者已明确指出这种西方理论中国材料的研究是“学术殖民主义”
的表现，因此目前在台湾、香港地区掀起的社会学中国化热潮，有别于30年代旧中国社会学界的中国化运动，其最显著的特点是追求理论的中国化而不仅满足于题材的中国化。台湾一学者曾提出“惟有对西方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从事根本的检讨，才可以使中国社会学摆脱移植和加工的性格，才可以超越实用和实证方法的窠臼。”
尽管我们与台湾学者在“理论中国化”的理解上有原则区别，但他们提出“理论中国化”，避免“学术殖民主义”则是有见地的。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指导，理应在社会学理论中国化方面做得更好。而这是离不开在实践基础上，加强对社会学的基本理论的研究的。
总之，我们认为，当前在重视各种具体的经验的调查研究的同时，也要重视根本性的理论研究。对社会学来说，经验的研究和理论的研究二者不能偏废，更不能用前者来否定后者或用后者来否定前者，而应该使二者结合起来、相互促进，否则就会不利于社会学健康地、富有成果地得到发展。
社会学的对象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对象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能不涉及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我们愿意不避浅陋，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目的是交换意见、引起讨论、抛砖引玉，以便群策群力为完成我们的共同任务——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而努力。
那么具体说来，社会学究竟面临着那些困难呢？而这些困难与社会学的对象问题又有什么联系呢？
我们认为，社会学目前在理论、实践和历史三个方面都面临着困难：就理论方面说，它存在一系列急待解决的难题；就实践方面说，它还没有明确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角度，没有明确社会学与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结合点；就历史方面说，它不能有说服力地解释社会学的两大分支——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和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的历史发展。我们思考社会学对象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象问题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而要真正解决这三方面的问题，则又是以正确地解决对象问题为前提和先决条件的。让我们依次简略地看看这三方面问题。
（1）社会学存在的一系列理论困难
第一，说不清社会学的对象，说不清什么是社会学。现在，我们可以找出五花八门的社会学的定义来，其数量之多，为其他学科所望尘莫及，而且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但这些为数众多的定义，归结起来，大致可以分为六种类型，也即是给社会学下定义的六条路子：A．说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或研究社会整体的。这类说法的困难是过于笼统，不能与其他社会科学区分开来，因为一切社会科学都是研究社会的，问题在于社会学是从什么样特定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或社会整体的。B．说社会学是研究社会某个侧面或某个领域的。这一类定义最多，如说社会学是研究社群的，是研究社会制度的，是研究社会秩序和社会动乱的本质的，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是研究社会行为的，是研究社会矛盾的，是研究社会问题的，是研究社会过程的，是研究社会结构的，是研究社会现象的甚至是研究模糊的社会现象的，是研究生活方式的，是研究社会生活的等等。这种种说法的困难在于过于狭窄，以偏概全，不能充分体现社会学的精神。人们感觉每一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它有部分的真理，但总觉得不全面，没有太大的说服力。C．这一类说法实质上是前面三类说法的延伸，因为它把前面一类分别说的项目，或多或少地合在一块说。例如说社会学主要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而在这样的研究中又强调研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又如说，社会学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的规律。又如说社会主义社会学以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及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种社会因素为其主要对象；或者说社会主义社会学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社会生活及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社会因素；等等。我们觉得这种种说法，似乎也没有说在点子上，仍然没有抓住对象问题的关键。而且用这样的方法，并不能穷尽社会学的对象，并不能使定义获得全面性。D．说社会学是研究调查研究的，或者说，我们的社会学是马克思主义社会调查研究的学科化。社会调查研究确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可是社会调查研究本身并不等于社会学；社会调查研究学科化的结果也是社会调查研究学，而不完全是社会学。E．说社会学是一个科学群而不是一门科学。例如把社会学定义为以研究社会问题为中心的一个科学群。给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下定义已是那样困难，要给作为一个科学群的社会学下定义，就更困难。事实上，社会学要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必须明确自己的对象，以便使自己从科学群中分离出来。用科学群这样的概念给社会学下定义只会模糊社会学的对象，而不是使它更明确。F．说社会学是一门“剩余社会科学”。这种看法，国外有人主张，国内也有人主张；在我国解放前有人主张，现在也有人主张。例如说社会学不应该和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抢生意。不过还有许多社会现象，这些学科是包含不了的；还有许多社会现象或者还没有很好研究或者没有成为科学。社会学就是要研究它们。这种“剩余社会科学”的观点，无异于承认社会学没有自己固有的对象。
第二，由于社会学自身的对象不明确，因而很难与其他学科划清界限。这包括：A．不能说明社会学与哲学科学特别是历史唯物论的联系和区别。B．不能说明社会学与其他具体的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的界限。C．不能说明社会学与其他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如历史学、管理学的界限。D．不能说明社会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等等。
第三，由于社会学自身的对象不明确，也不能为其他分科社会学确切地提供社会学的角度。现在，象教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劳动社会学、医学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犯罪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等等分科社会学多达70余种。由于没有社会学的角度，很难说清楚教育社会学与教育学以及社会学的区别和联系。
第四，由于社会学自身对象不明确，也不能为在社会学中应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提供确切的理论说明。
所有这一切说明，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还处在“然”而不知“所以然”的状况，它自身还没跳出经验探索的阶段，很难说已经形成了站得住脚的理论根据。在理论根据中最重要的是对象问题，因为它是一门学科的理论框架和一般问题。一门学科如果没有恰当的理论框架和不解决自己的一般问题，那么它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就会时时被迫回到这个一般问题。正如列宁指出的：“如果不先解决一般的问题，就去着手解决个别的问题，那末，随时随地都必然会不自觉地‘碰上’这些一般的问题。”
社会学也不例外。例如，一种社会现象（如犯罪）往往是许多门社会科学研究的客体，那么社会学是从什么角度来研究犯罪这种社会现象，以别于犯罪学、犯罪心理学等角度呢？这就不能不回到什么是社会学或社会学的对象是什么的问题。因此，要使人们真正承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要使社会学真正摆脱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的不成熟状况，必须说清楚社会学的对象、社会学的角度。
（2）社会学还没有明确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角度，没有明确社会学和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结合点
谁都承认，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要直接间接地以不同的方式为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服务。这一点对社会学来说，关系尤为密切。因为社会学是直接为社会主义实践服务的社会科学学科之一。
问题在于如何为社会主义实践服务。对此，现在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通过解决社会问题，通过研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通过进行社会预测。有的说，通过普及有关社会的基础知识，通过提供社会工作和行政、企业管理所需的知识，通过现代化建设的规划、实施和检验，通过促进边缘学科的发展和多科性综合研究的进行。有的说，通过为党和政府、机关、工矿企业提供合理化建议，为其决策发挥咨询作用，通过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充实和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提高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有的说，通过社会的调查研究，等等。所有这些说法都是不错的。共同的缺点是没有指出社会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角度，不能说明社会学跟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结合点，因而就不能体现出社会学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本质特点和精神所在。
我们认为，社会学为社会主义实践服务，最主要的要向全社会提供一种社会学的角度。这种角度与每个人有关，因此人们再也不能以“我又不向政府提供咨询”等为借口而认为社会学与己无关。在我们看来，这种社会学角度，便是社会学与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结合点；帮助人们用社会学的角度看问题，是社会学为社会主义实践服务的最主要的途径。其他的服务方式如提供咨询等都要由这个社会学的角度来统帅。这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帮助人们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看问题，是它为社会主义实践服务的最主要的途径一样。
要找出这样的结合点和角度，必须总结我国30多年来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建国以来，我们经历过好时候、不太好的时候和很坏的时候，也就是说，我国社会走过曲折的道路，有过良性运行、中性运行，也有过恶性运行，甚至到达了崩溃的边缘。这些经验教训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呢？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是能够给我们有益的启示的。
我们认识到，要使人们真正承认社会学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有益作用，必须通过解决社会学的对象问题，找到这样的结合点和角度。
（3）社会学不能有说服力地解释社会学两大分支的历史发展
我们知道，社会学存在着两大分支：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和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那么，这两种社会学的关系如何？它们对立的内容和形式又怎样？这种对立的内容和形式是否发生了变化？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如果有，是不是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它是否有不同的形态？在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后，该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否有不同的形态和任务？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如何对待西方社会学？等等。
所有这些问题，在社会学界同样是众说纷纭。而所有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又是：社会学两大分支各自的对象是什么？它们存在和发展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因此，在社会学的对象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上述问题也没有希望得到根本解决。
由上可见，不论是解决社会学的理论困难、实践困难或历史困难，都离不开社会学的对象问题。特别是，不解决这个问题，也谈不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确实，无论从那方面看，社会学的对象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对象问题，现在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找各种借口回避这个问题也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困难。因此我们不能同意这样一些意见：认为社会学对象反正争论不清，因此我搞我的调查；或认为反正社会学在迅速发展，对象问题关系不大；等等。当然，我们更不能同意这样的意见：认为对象问题是“大而玄”的问题。说对象问题是大问题即基本问题是对的，可是一点不玄，用“大而玄”来否定研究对象问题等基本理论问题，不能不说有某种狭隘经验论的色彩。这些意见的共同点是都把基本理论研究同经验研究程度不同地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认为对象问题不是当务之急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门学科的成熟，都是以对对象、学科地位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相对明确的认识为必要条件的。社会学也不能例外。只要不把基本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对立起来，讨论社会学对象、地位等基本理论问题，不但不会妨碍经验研究，相反会促进经验研究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对经验研究起重要的指导作用。
解决社会学的对象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对象问题，是迫切的，那么有没有可能呢？我们认为现在具备了解决这个问题极为有利的条件。第一，我们有100多年社会学发展的历史可资总结；第二，我们有我国30多年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可资概括；第三，我们又有多年来关于对象问题的各种不同意见可资参考；第四，我们现在又有了可对社会学的问题进行学术讨论的政治环境。这样，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取得进展，取得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