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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这是对“十四五”时期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行的战略部署。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过程中，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去芜存菁，并在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思想层面对西方文化进行借鉴和学习，为之后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在不同时期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工作和科学研究的发展方针，“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重要思想，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关心和重视文化工作，并在2013年8月19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继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1] 。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国文化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能够影响个人、社会、民族、国家发展的，具有潜移默化力量的文化，通过改变或创造物质的、具象的文化载体，进而影响精神的、抽象的文明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2] 。在文化实践的过程中，我们要将所有有助于文化发展的经验汇聚成文化制度，作为实践指南的政策法规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在2035年实现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伟大愿景的制度保障。
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效果显著，国民素质得到极大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硕果累累。总的来说，文化体制的渐趋完善、多元化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等成就无不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蓬勃生机。
作为现实中的文化，必然需要具体的物质作为文化载体，文化的传承、创造与传播都离不开文化载体。正如马克思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3]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 [4] 。这些都说明，文化无法脱离其物质基础，主要体现如下：
首先，文化的创造需要现实物质的参与。第一，文化的创造需要借助物质工具，例如文字书画需要借助画笔与颜料。第二，文化的创造力需要文化机构培育，例如，创造文化的人必然要提前接受文化教育，就需要教育、展览等文化机构。第三，文化的新内容需要物质载体。作为开放的文化，必然要吸纳外来有益的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也需要物质载体，例如被中华文化积极吸纳的佛教思想是借由佛经、雕塑等具体形式传入中国的。
其次，文化的传承需要物质载体。我们如今能够触摸并理解远古的文化都是因为过往的文化借由各种载体流传至今，从商朝的甲骨文中我们知道了汉字最初的样子，从周朝的青铜器上我们了解到远古的礼制，从春秋的竹简中我们寻到了塑造中华文明之根的思想，宣纸上的丹青、丝绸上的绣工、岿然的古代建筑……正是依赖这些留存至今的物质载体，我们才能真实地接触到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实现中国文化的传承。
最后，文化的传播更离不开物质载体。所有作为文化载体的物质不仅是记录容器，更是传播媒介。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每一次文化载体的变化都意味着媒介传播的深刻变革，更为便捷的媒介可以极大加快文化的传播速度，更具体验感的媒介可以强化文化的传播效果。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有赖于中国古代从竹简到纸的媒介升级，同样，基督教的传播也有赖于造纸技术印刷技术的升级，让《圣经》大量印刷。而更具体验感的媒介能让更广大的群众轻易地接触到文化，广播的出现让人们能从平面的文字图画外获得声音的文化信息，电视电影更是结合了多重感官体验，而如今移动网络终端上的自媒体、融媒体让人们可以轻易地获得信息，文化的传播效果呈现指数级的提升。
同时，我国的文化传媒领域内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数字化变革，其中传统媒体进行数字化转型后形成的融媒体成为媒介改革最突出的代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数字经济年均增速超过16.6%，到2020年年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达到7.8% [5] 。
纵观文化的发展史，每个国家、每一种文明都曾拥有本民族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共同形成了本民族的思想根基与血脉，这些塑造了民族特性的思想都必须由物质的文化载体形式对抽象的文化思想进行具体表达，而这样的物质文化载体也作为文化媒介在文化的代内广泛传播与代际传承过程中都起到重要作用。
就文化媒介在代内传播中的作用而言，最关键的因素是有效传播速度。“有效”表明发挥媒介功能的文化信息的物质载体越容易保存就越容易完成传播过程，比如在通信手段极少且不发达的古代，人们会训练鸽子作为传播媒介携带人们的信息，虽然鸽子的飞行速度远高于人力或者畜力的传播速度，但是鸽子作为媒介的可靠程度却很低。“速度”表明媒介在传播中在保证有效的前提下，速度越快的传播方式越能将文化信息传播出去，比如同样是我国代表队在海外参与奥运会，在纸媒时代，人们只能从隔天的报纸上获得相关信息，而广播电视媒体出现后，信息以电磁波为载体传播，人们可以迅速地获得被筛选后的信息。如今，在5G技术的加持下，人们可以以更低的时延观看比赛，这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有效传播。
就文化媒介在代际传播中的作用而言，最关键的因素是有效信息密度。“有效”表明发挥媒介功能的文化信息的物质载体越耐久保存就越能够得以传承，比如世界各个文明中越古老的文明遗物越难得以保存，除了掌握文化权的人数更少的因素外，还因为越古老的人类群体越难掌握信息的存储技术。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与竹简都极易被自然腐蚀、被人为损坏，两河流域文明以楔形文字的形式记录在泥板之上，极易因为自然条件的变化而损毁。而如今，防腐蚀的材料记录着我们的信息，去中心化的分布式存储体系保证信息不会因为个别存储器的损毁而影响整体信息的有效性。“信息密度”表明发挥媒介功能的文化信息的物质载体在有效的前提下，单位体积内能容纳的信息量越大，这种文化就越能够得以传承。古代受制于工具、材料等因素，信息的密度极低，一尊以吨为计量单位的青铜器往往只能铭刻千百文字，我国古代典籍的记录传播媒介很长一段时间是竹简，后世用几本纸质书就能承载的信息量，在彼时需要用牛车来运输众多的竹简以刻存。而如今一块指甲盖大小的U盘就能装下人一生都难以读尽的书籍，得益于存储技术的发达，当代的文化可以更好地保存留给后人。
对于当下这个时代，第四代技术革命让全球进入了数字时代，数字化广泛而深入地嵌入每一个人的生活，文化媒介也在数字化浪潮中被深刻变革，形成一个个数字文化新业态。文化创作者受益于数字化转型，数字化的设备极大地帮助了文化创作者们的创作。以影视行业数字化变革为例，在胶片时代，影视制作者与电视行业从业者需要用录像胶片记录影像元素，胶片不仅价格昂贵，而且容易损坏或遗失，这都限制了文艺工作者创意的发挥，阻碍了行业更快速地发展。在数字化变革之后，整个产业都发生了深刻变革：第一，以数字储存代替胶片可以让拍摄成本大幅降低，不仅专业的文化从业者可以更尽情地发挥创意，普通人也可以负担得起数字化的视频创作；第二，全社会的创作热情被数字化调动起来之后，直接带动了上下游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上游的数字拍摄设备行业与下游的影视播出、版权代理等行业也都收获了巨大的资金支持以促进长远发展；第三，数字化促进了新生产业的萌发，随着民用移动设备具备越来越高的数字影像录制剪辑功能，同时在网络技术、电信技术等行业的数字化同步转型的影响下，诞生了诸如抖音、Vlog等互联网业态，成为数字化时代极具代表性的新生产业。
对于传统媒体，数字化也深刻地影响了它们的产业生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传统媒体在数字时代以融媒体的形式焕发崭新生命力。在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以报纸、期刊为代表的纸质媒体所体现的传统的出版模式已经无法阻挡纸媒的萎缩趋势。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丰富，网络平台因为传播信息更及时而更受人们青睐。在新媒体的冲击下，报纸与期刊的受众逐渐减少，它们的印刷量逐年递减，传统媒体产业出现了数字化转型中的“阵痛”现象。但传统媒体发现，数字化时代中的人们虽然期待更及时的信息，但是具备更高信息素养的当代人更期待有深度、更权威、质量高的信息。所以，传统媒体发挥自身专业能力强、人才队伍完整、具备权威身份等特点，积极拥抱数字化技术革命以融媒体的形式进行转型。传统媒体行业的融媒体转型不是简单地将信息在网络平台发布而已，而是以自身传统的专业设备、人才为基础，依托5 G等电信技术在云端形成一个包含文字、图像、音视频等多种形式的信息库，受众可以主动地、有选择性地选择自己需要的信息并反馈意见，媒体也可以实时根据受众反馈而调整信息传播方式。如今，无论是《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还是县级广播电视台或报社都积极成立融媒体中心，形成一张融媒体传播网。
总而言之，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在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的推动下，数字化转型深刻地改变了文化媒介的形式，我国各类媒体在数字时代中探索出一条有效的媒介优化升级方式，更好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更高质量的文化生活需要。
图书、期刊、报纸出版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出版种数、总印数稳步增长。2020年，我国共出版图书489 051种，共103.73亿册。2021年，出版图书册数再创新高，达到118.64亿册。2021年，我国共出版期刊10 185种，计20.09亿册。2021年，我国出版报纸1 752种，共283.02亿份 [6] 。总体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数据，图书和期刊的出版种类均稳步增加，说明出版行业关注的领域不断扩展，以图书、期刊的形式向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质文化产品。同时图书总印数逐年增加，阅读成为社会良好的风气，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阅读享受文化生活。
广播电视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播出以及覆盖率均有提高。2021年，全国广播节目制作时间达到8 127 066小时，播出15 894 889小时，通过共2 941套公共广播节目覆盖99.5%的人口，其中新闻资讯类节目、专题服务类节目制播时长不断增加。2021年，全国电视节目制作时间达到3 059 642小时，播出20 139 917小时，通过3 613套公共电视节目覆盖99.7%人口，其中新闻资讯类节目、专题服务类节目直播时长不断增加，电视广告节目、综艺节目制作时间稳步减少。综合党的十八大以来电视节目的播出情况，可以发现2012年至2021年全年电视剧播出部数较为稳定（21万～24万部），其中进口电视剧部数大为减少，从2012年的4 872部减少到2021年的314部，进口动画片播出小时数也从最高2014年的15 883小时减少到最低2021年的2 939小时，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电视节目尤其是电视剧制作水平的提高 [7]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播电视方面涌现出许多优秀文化成果，如河南卫视通过不断挖掘传统文化元素，融合高科技表达手段，在每一个传统节日举办“奇妙夜”系列晚会，成为广受喜爱的文化盛宴。晚会中展现唐朝风华、敦煌文化的舞蹈作品成为年轻人愿意亲近传统文化的入口。同时还有多部优秀电视剧作品引发人们的关注与喜爱，如：革命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在建党百年之际播放，引发全国人民为在风雨飘摇时代中第一批共产党人的伟大理想而感动；脱贫题材电视剧《山海情》以真实的视角和案例让全国观众真切体会到全民脱贫之不易；反映时代的《平凡的世界》《人世间》真实地展现特定历史切面中的一个个真实个体的生活境遇，以真情引发同时代人的共鸣。这些优秀的电视作品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优质的文化享受。
电影方面，自2012年以来，我国电影行业不断发展，近年来也涌现出一批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我国生产的故事片从2012年的745部稳步增加至2018年的峰值902部，受疫情影响我国2020年至2021年生产的故事片数量有所降低，但仍然分别生产了531与565部。2021年动画片从2012年的33部增加到2021年的47部，科教片、纪录片、特种片均在整体上呈现增长趋势 [8] 。新冠疫情期间，电影制作受到了一定影响，电影制作数量稍有降低，但依旧有不少佳作不断涌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票房纪录不断被刷新，一些作品都是票房与口碑双丰收。《战狼》系列、《长津湖》系列、《红海行动》等主旋律电影既拥有壮阔宏大的特效场面，展现战场的紧张，又拥有深刻的爱国情怀，让观众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作为在国庆档上映的系列电影，通过多位导演对不同时代的刻画，为观众展现出不同时代同一话题的历史变迁，在故事中讲述中国的发展与人民的生活变迁。《你好，李焕英》以浓浓的温情与巧妙的情节设计让观众在为演员的精彩表演喝彩之余重新审视自身的亲情关系。这些屡次刷新票房纪录的电影超越了曾经“照本宣科”式的电影，通过精彩的特效、巧妙的情节、真挚的情感、精湛的演技、深沉的情怀打动着观众。
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121 805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0.9%。其中新闻信息相关服务，如新闻、报纸、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服务合计营业收入达到14 464亿元，比2021年增长3.3%；内容创作生产收入达到26 168亿元，比2021年增长3.4%；文化相关投资管理以及运营管理共收入504亿元，比上年增长3.2%；涉及印刷、广播电视、摄录、演艺、游乐、乐器等文化装备的生产行业总计经营收入达到6 904亿元，比上年增长2.1%；文化消费终端，如文具、玩具、节庆用品、信息终端等设备的生产营收合计达到23 494亿元，相比于2021年增长0.3% [9] 。
从产业类型角度来看，2022年在我国文化领域内，制造业营业收入合计44 781亿元，比上年增长1.2%；批发和零售业经营收入合计19 376亿元，略降1.2%；服务业经营收入合计57 648亿元，增长1.4%。在疫情的冲击之下，我国文化产业依旧蓬勃发展 [10] 。
我国文化产业领域广泛、种类繁多，以近年来极具代表性的电影产业为例，可以管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全国电影院线的银幕总数在2018年突破6万块，相比2012年增长了3.6倍，银幕总数成为世界第一 [11] 。中国电影产业始终保持高速发展，即便面临新冠疫情的冲击，依旧保持旺盛生命力。2021年，我国电影行业总票房高达472.58亿元，其中国产电影深受观众喜爱，票房总计达到399.27亿元，占全年总票房的84.49%，同时全国电影院线总银幕数达到82 248块，年度总票房与银幕总数继续保持全球第一 [12] 。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文化产业营收大幅增长，同时多种文化行业成为闪亮的中国名片，在国际舞台广泛传播，大幅提升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在新时代，文化产业的发展极为重要，关乎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顺利构建，关乎文化强国的高质量发展。2020年9月22日，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文化产业体系发展要紧紧“围绕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把握文化产业发展特点规律和资源要素条件，促进形成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 [13] 。
历史文物是前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通过文物的承载，中华文明才能真切地展现在当代人的面前。中华文明是中国人的血脉之根，所以对于文物的挖掘与保护是守护中华民族之魂的重要环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文物的保护与开发不断加强，博物馆机构从2012年的3 069个增长至2021年的5 772个；博物馆的文物藏品也不断丰富，从2012年的23 180 726件（套）增长至2021年的46 648 282件（套），藏品量增长了101.2%。同时，博物馆服务的参观者群体不断扩大，博物馆参观人次从2012年的56 401.08万人次增长至疫情前的峰值即2019年的112 225.16万人次，受疫情影响，2020、2021年参观博物馆人次减少，但2021年博物馆参观人次依旧达到了74 850.45万 [14] 。这说明，对于现存与新挖掘的文物，我国一方面通过新建博物馆对文物进行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积极发挥博物馆的科普作用，让广大人民群众有机会接近文物，让文物承载的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成为人民群众可观可感的文化元素，在广大人民群众广泛接触文物的基础上，中华文明的传承才能得以保证。
除了文物的保护与展出，对于文物的挖掘我国也积极地开展了诸多工作。以2021年为例，全国各类考古机构开展主动考古发掘工作，全年立项222项主动挖掘工作，同时全年批复基建考古发掘1 327项，积极作为抢救了一大批被动发现的文物。在考古发掘工作中，详略有当地开展了重点考古项目10余项，发掘了包括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西藏拉萨当雄墓地、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等一批重要遗址，发现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五号坑金面具、皮洛遗址阿舍利手斧、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太保匽中”铜鼎、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慕容智墓志等众多珍贵文物。同时，我国还坚决严厉打击违法破坏、盗掘文物的违法行为。仅2021年，全国各级文物保护部门协同各级公安机关，侦查破案各类文物犯罪案件合计2 704起，发现并打击文物犯罪团伙585个，共抓获文物案件相关犯罪嫌疑人5 368名，其中包括此前公安部发布的A级通缉令逃犯22名，全年共计追回收缴各类文物6.1万件。此外，我国还继续加大了流失海外的文物的追回力度，2021年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佛首几经周折终于回归祖国，同年，与1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17项文物返还合作，从美国成功追回文物12件。可以说，我国通过积极保护挖掘文物与严厉打击违法盗掘盗运文物，极大程度保证了我国文物的安全，很好地守护了前人留下来的中华文明血脉 [15] 。
新时代，我国文物保护工作不只停留在传统的文物发掘保护与展出上，各级各类文物工作者创新宣传模式，增进了人民群众对文物的了解。首先，突破传统展馆模式，建立各类文化遗址公园或景区，将考古科普与文化旅游相结合，寓教于乐，让人民群众在旅行的过程中得到教育。其次，让文物走向群众，以文物流动展览、“大篷车”等形式开展文物巡展，让广大人民群众更便捷地接触到承载民族精神的历史文物。最后，积极利用传媒手段，通过晚会、电视节目、新闻报道等方式让人民群众了解文物工作最新进展，如南海一号、海昏侯墓、三星堆遗址的挖掘，不断在新闻中实时追踪进度，又如《中国考古大会》《时间的答卷》《闪光的记忆》等节目引发收视热潮。近年中央人民广播电视总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单独开辟文物展播环节，将文物搬到晚会现场，通过这一台收视率最高的晚会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博知识，调动起了全民关注文物的意识，培育了全社会保护文物的意识。
对于文化来说，需要以物质形式作为文化载体才能得以表达，但是在可以被物质形式完整展示的文化形式之外，还存在着许多需要通过一代代人传承守护甚至只能口口相传的文化类型，它们因为更难以物质形式固化表达与广泛传播，所以传承与发展更为艰难。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相关传承人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全社会培育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之所以如此重视，主要是因为：第一，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以物质文化载体完整表达，而口述心传等继承方式更加困难，这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严重的传承危机，亟须保护；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来自民间，直接反映着各民族、各地区最具乡土气息的鲜活民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守护住了中华文明的文化传统；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用物质文化载体的形式表达，并且难以以现代产业的方式进行大规模文化生产完成文化商品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难以以较高的经济利益吸引继承者，加重了继承危机；第四，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老少边穷地区，其保护往往又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直接相关，所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对脱贫工作以及乡村振兴工作的助力。
我国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建立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我国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明确应给予文化扶持的保护对象，更有针对性地提供资源对那些表现了中华民族各地域、各时代、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重点保护。通过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的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被很好地保存在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之中。从2006年起，国务院不定期更新该名录。党的十八大以来，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更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于2014年与2021年分别公布了第四批与第五批国家级项目名录。截至2022年4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收录了十大类共1 55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共包含3 610个子项 [16] 。同时，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先后命名了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截至2021年12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总计3 063人 [17] 。作为世界文化舞台上的重要文化交流者之一，我国也积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到全球，于2004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积极推进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相关工作。截至2020年12月，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的项目共计42项，总数位居世界第一。其中，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34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项，优秀实践名册1项 [18] 。这些成绩都说明，我国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做到实处，不仅守护住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之魂，激发了人们对优秀传统文化守护的高度自觉，更是积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推广到更广阔的世界舞台，真正践行了文化的开放包容。
对于文化来说，文化与人的密切关系决定了文化要由人传承，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有赖于人。人是让文化活起来的生命之源。纵观世界，我们不难发现，许多文化已经无人传承，即便它们还留存有遗迹与文物，但没人能读懂文字，没人能读出文字的发音，没人能再现这些文化生动鲜活的样子，那么这样的文化其实已经结束了生命周期。中华文明作为唯一没有中断传承的古代文明，千百年来正是因为有源源不断的中国人传承并发展了中华文化，才让远古的文字、诗歌等文化符号可以穿越时间与当代中国人产生共鸣。我们欣喜地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人才队伍逐渐壮大，主要体现在：第一，文化人才培养工作成果显著，先进的文化人才引领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前进；第二，文化相关从业者不断增加，数量众多的从业者为中华文明不断“造血”。
人是文化创造的主体，文化建设的主体必然是人，人是构建文化强国的战略资源。早在200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就曾会同中组部与人事部共同组织实施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旨在培养一批文化人才。此后中国共产党就始终高度关注我国文化人才的培育工作。2012年末，中共中央宣传部对既有的文化名家工程与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这两个文化人才培育的重要工程进行调整合并，此后统一实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该工程每年通过重点资助扶持一批批来自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业界、广播影视行业、文化艺术和文物保护工作、文化经营管理行业等多个方面的文化学者、文艺名家与文化人才，让人才们有更多机会承担重大课题、执行重点项目、组织重要演出，自由地开展艺术创作与文化研究、举办展览与演出、出版专著等活动，工程的目的是到2020年，通过国家资助的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可以达到2 000名。截至2018年，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入选人才总数已达1 453人，其中理论界464人、新闻界262人、出版界96人、文艺界359人，经营管理方面164人、文化专门技术方面79人，国际传播方面29人 [19] 。可见，该工程在不同文化领域内培育出了一批具备深厚理论基础的学者、一批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一批具有文化创新力的人才。
虽然在文化的创新发展中文化人才的推动作用巨大，但面对广大人民群众，少数的文化精英难以完成全民族文化建设的任务。所以在培育一批文化领军人物的同时，文化相关从业者的群体也需要不断壮大。随着文化从业者的队伍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能更便捷地接受先进文化的熏陶，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文化建设的巨大合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文物从业人数不断增长，从2012年的2 288 389人增长至2021年的4 834 341人 [20] 。不断壮大的文化从业者人才队伍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强大人才资源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形成了“点多面广”的体系，同时出现了一批优质服务案例。全国艺术表演场馆机构数逐年增加，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内的表演机构从2012年的7 321家逐年增加，截至2021年达到历史最高的18 370家，其中县、市级及以下艺术表演场馆机构数达到2 637个。不仅机构总数不断增长，各类表演场馆数均呈现增长趋势，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服务。全国艺术表演场馆座席数从2013年的1 027 946个增长至2021年的2 533 737个，其中县、市级及以下艺术表演场馆座席数达到2 168 130个，这说明公共文化服务深入基层，真正地让广大人民群众可以获得文化服务。2021年，全国艺术表演场馆共演映107.04万场 [21] 。
公共图书馆数量呈现稳步增加的趋势，从2012年的3 076个增长至2021年的3 215个。公共图书馆总藏量也逐年增加，2018年藏量突破10万册，截至2021年全国公共图书馆总藏覆盖101万种共126 178册（份）图书及报刊，丰富的藏量使我国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图书藏量从2013年的0.55册增长至0.89册。2021年，全国公共图书馆共服务74 614万人次，其中外借23 809万人次，共计外借58 730万册次图书。公共图书馆在满足大众阅读需求的同时，也提供了展览、讲座、培训等服务，2021年分别服务超过9 214万、2 148万、531万人次。在数字化时代，网络也成为人们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截至2021年，全国公共图书馆共有224 473台计算机供人民群众使用。在全国公共图书馆中，具有明显针对性的少儿图书馆为广大少年儿童提供了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仅2021年，143个少儿图书馆总藏4万种、共5 491万册（份）图书报刊，服务了3 476万人次。从分布来看，相较于中央公共图书馆与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公共图书馆，地市级、县市级以及县图书馆占公共图书馆的比重最大，截至2021年，三者总数分别为385个、2 791个、1 548个，分别服务21 180万人次、47 333万人次、16 897万人次。全国博物馆机构数从2012年的3 069个增至2021年底的5 772个 [22] 。
群众文化服务业机构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文化服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群众文化服务机构数量维持在43 531个至44 521个之间，其中以乡镇文化站为主体，10余年间均维持在32 825所以上，说明群众文化的公共服务广泛地覆盖乡镇，深入地扎根群众，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了优质的文化服务。仅2021年，全国群众文化机构共组织文艺活动超过139万次，超过6亿人次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群众业余文艺团体共有454 853个 [23] 。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体现在个人层面就是人口素质不断提升。人口素质体现在每一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的道德与素质难以量化，但一个人的素质必然与其受教育的程度具有极大的相关性，所以我们可以从全民的受教育情况感受到人口素质的巨大提升，看到社会文明的提高。同时，一个更加文明的社会必然是能够让人更加安居乐业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犯罪案件一定更少，所以我们也可以从社会的犯罪情况来看社会文明的程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根据最近两次（2010年与2020年）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可以发现，每十万人中受义务教育，即小学与初中教育的人口分别从2010年的26 779人、38 788人降至2020年的24 767人、34 507人。同时，每十万人中受九年义务教育以上的高中及中专、大专及以上的人口分别从2010年的14 032人、8 930人增至2020年的15 088人与15 467人。在总人口以及15岁以下人口比重均有所增加的情况下，义务教育阶段及以上的两组数据减少与增加的两种趋势表明，仅接受义务教育及未完成义务教育的人口有所减少，更多的人接受到更高等级的教育，尤其是受大专及以上的教育人数大幅增长。并且，我国的文盲人口数从2010年的5 466万人大幅降至2020年的3 775万人，文盲率从4.1%降至2.7%。从更详细的年度数据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投入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从2012年的2.8万亿元大幅涨至2019年的5.01万亿元，这说明国家高度重视教育对人口素质水平的提升作用。在国家的高度关注下，每十万人中，接受各类教育的人数在近十年间均有增加，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招生数与在读人数提升最大。2012年，我国研究生招生数仅58.93万人（博士招生数6.8万人、硕士招生数52.13万人）；当年在读研究生仅为171万人（博士28万人、硕士143万人）；到了2020年，招生数大幅上升，研究生招生数109万人（博士招生数11万人、硕士招生数98万人），当年在读研究生313万人（博士46万人、硕士267万人），可见国家为人民提供更多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更多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同时，我国高度重视特殊教育，弱势群体接受有针对性的教育对人口整体素质的提升也至关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人数大幅提升，从2012年的37万人大幅提升至2021年的92万人，这说明在全民人口素质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路上，弱势群体没有被忘记，他们也没有掉队。总而言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人口接受了更大量、更优质的教育，人口的整体素质大幅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也随之提高。
社会文明程度提高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违法犯罪现象的减少。党的十八大以来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与受理、查处的治安案件均大幅减少。关于刑事案件，从2012年的合计6 551 440起减少到2020年的4 780 624起，其中杀人刑事案件、伤害刑事案件、抢劫刑事案件、拐卖妇女儿童刑事案件、盗窃刑事案件以及伪造变造货币、假币相关刑事案件均大幅减少，分别从2012年的11 286起、163 620起、180 159起、18 532起、4 284 670起、2 194起降至2020年的7 157起、79 662起、11 303起、3 035起、1 658 609起、750起，分别降低了36.59%、51.31%、93.73%、83.62%、61.29%、65.82%。同时，公安机关受理的治安案件数从2012年的13 889 480起降至2020年的8 628 053起，降低了37.88%。以上数据均表明整个社会的违法犯罪现象大幅减少，我国的社会更接近安居乐业的理想状态，证明人口素质水平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社会整体文明程度明显提高。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5．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0．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4] 同[3]9．
[5] “十三五”我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速超16.6%．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44687/45087/zy45091/Document/1700604/1700604．htm．
[6] [7]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8]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9] [10] 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0.9%．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301/t20230130_1892484．html．
[11] 文化事业繁荣兴盛文化产业快速发展．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7/t20190724_1681393．html．
[12] 牛梦笛．全年总票房和银幕总数保持全球第一．光明日报，2022-01-05（9）．
[13] 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09-23（2）．
[14]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15] 2021年文物工作回眸．http://www．ncha．gov．cn/art/2022/1/17/art_722_172746．html．
[16]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https://www．ihchina．cn/project＃ target1．
[17]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https://www．ihchina．cn/representa-tive ＃ target1．
[18] 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项目．https://www．ihchi-na．cn/chinadirectory．html＃ target1．
[19] 张圣华．夯实文化强国的基石．中国人才，2018（9）：12．
[20]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21] [22]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23] 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0.9%．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