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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历经长期传承发展，物质基础与文化精神、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尤其是随着物质生产水平发展至愈发丰富的阶段，文化精神的发展就愈发成为影响整体社会文明发展的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1]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建成与经济大国相匹配的文化强国就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2] ，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选择。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文化的一般性、文化的现代性与文化的超越性三个重要功能。文化的一般性体现在文化对国家、民族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能动性作用，这是各种文化均具有的文化动能；文化的现代性体现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全球性的现代化大潮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结合，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性发展；同时，历史唯物主义基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文化的超越性，在共建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未来文明发展的高度上体现了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因此，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理论逻辑既体现了文化的一般性功能，即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推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体现了具体文化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现代性功能，即推动中华文化的历史性发展与现代性转变；更为重要的是凸显了社会主义文化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超越性与文明贡献。文化的能动性、中华文化的现代性与社会主义文化的超越性构成了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逻辑理路。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文化的一般性功能，即作为物质生产活动产物的文化能够对社会发展起到能动性的推动作用，文化是社会发展与历史创造的既定条件。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能对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能动性作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新阶段更要发挥文化对社会发展和历史创造的能动性作用，在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础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悠久的中华民族历史深刻地指出文化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影响：“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5 000多年的历史传承，在近代以来的百年奋斗与实践中积淀了宝贵的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创造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积淀，是实现第二个百年新征程战略目标的现实的、既定的重要资源与发展条件。
历史与现实的经验表明，既定的文化积淀是人类社会发展和历史创造的重要条件，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离不开既定的文化积淀。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创造是基于一定的历史积累才能实现的，即“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4] 。文化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创造的历史资源和既定条件，中华文化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与价值引领，是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文化渊源与现实条件。中华文化丰富的历史积淀与理论资源是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既定条件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保证，也是在现代化与全球化浪潮中避免狭隘的文化中心主义和非理性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自觉。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资源是发挥文化能动性的理论与实践要求，是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更是为了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程度、提升全民族的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5] 。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更要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文化资源与价值主张的社会能动性作用，以文化自信为前提、以文化创新为动力、以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目标，建成与社会主义经济强国地位相匹配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发展。
文化的能动性力量是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软实力”和精神推动力。辩证唯物主义揭示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社会意识的文化作为历史性生成的精神与意识，“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 [6]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是形成独特精神文化力量的客观基础，另一方面，文化精神通过社会规范、礼仪典籍、语言韵律、风土民俗等不同形式实现传承、发展和创新。文化的能动性不是即时的、瞬间的反作用，而是在文化的生成与消亡、去粗取精与去伪存真、积淀与传承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才得以形成，并融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其中最为基本的、深沉的、持久的文化观念构成了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从而成为相对于物质存在的、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文化存在和社会发展的“软实力”。人类文明的历次工业技术革命体现了现代物质生产水平的快速发展与突破进步，然而文化存在的发展变化速度却相对滞后于物质存在的发展变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的不同步更会给社会发展带来精神危机、道德滑坡、创新力不足的社会发展性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现实教训说明了只重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忽视文化精神引导与社会核心价值培育会导致社会发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尤其是追逐物质利益的个人主义意识会带来社会精神危机与丧失社会发展活力，更会将追逐高速经济发展的代价转移到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上。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要发展强大的物质力量，更需要培育强大的精神力量，打造与经济大国、制造大国相匹配的文化大国、创新大国，使文化精神力量成为推动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软实力”。
发挥积极能动的文化作用必然要求实现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的积极能动性力量做了深刻表述，他强调，“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7]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精神文化力量，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愈发重视文化软实力、科技竞争激烈的大形势之下，推动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历史与时代推动下的必然选择。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的奋斗与实践，充分说明了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共同发展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凝聚各族人民的文化精神力量更是国运兴、民族强的重要推动力。
当前，中国处于并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要大力发展和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不断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日益体现为激发全民族和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在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保持我国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平稳发展更需要充分发挥文化的价值引领与精神支撑作用，尤其是要充分激发文化对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能动性作用，建成与经济强国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神支撑与价值引领，确保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动摇的必然要求，是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化与现代化发展，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价值支撑的必然要求。立足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新历史方位，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与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原则把握物质基础与精神文化、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双向互动关系，才能把握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从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充分发挥文化的积极能动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创人类文明新成就注入文化强力。
世界各民族文化作为有生命力的有机体，在共性方面具有文化一般性维度，在特殊性方面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各个文化生成和发展为理解时代精神与推动现代化实践的文化现代性维度。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性作用，这就意味着充分发挥文化的积极能动性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时代机遇，尤其是人类文明进入现代化之后更离不开现代性的存在发展境遇。中华文化的时代化、现代化同样离不开现代性的探索发展，并且只有充分立足于历史与时代的发展大局实现文化的现代性发展，才能使中华文化成为把握时代发展主题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力量。近代中国由于深陷内忧外患与民族存亡危机而错失了世界工业技术革命的历史机遇，晚于西方两百多年才开始艰难的现代化道路探索，现代性转变也成为中华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历史性选择与时代性课题。因此，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道路上必须积极探索中华文化的现代性转变，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时代化和现代化精神面貌展示中华文化的历史创造力与时代生命力，以文化的自觉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注入强有力的文化精神动力。
现代性是展开现代化事业的历史性存在境遇，其应有的文化现代性转变在理论逻辑与实践主张中必然提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与发展任务。文化的现代性转变是传统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必然遭遇，因为物质生产生活实践的现代化发展必然要求各民族文化基于现代化的历史条件实现新的历史性转变，尤其是西方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行实现了现代化之后更为非西方的民族国家现代化带来了更多共时性的物质现代化与文化现代性的挑战。马克思、恩格斯在对现代世界历史的考察中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8] 由于世界性的生产与交换的日益频繁，物质生产生活的现代化必然要求精神文化实现现代性转变，一方面人类文化要经历从古代传统向现代精神的巨大转变，以全新的历史观、时间观和世界观看待世界性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另一方面不同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和发展进程具有差异性，应当立足于具体的国情和文化特色，从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推动本民族文化的时代化与现代化发展，坚决不能脱离中国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而照搬照抄西方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和西方现代性精神文化。从延续发展各民族文化的有机生命力而言，文化的现代性转变是对继承优秀传统与推进社会变革的深刻自觉；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目标而言，文化的现代性转变更是抓住时代机遇、实现中华文化现代化发展创新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
中华文化的现代性转变不仅是为了因应时代发展大局的外部推动，更是缘于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的创新创造品格的根本驱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已经揭示了现代性转变是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的必然性选择，而文化的现代性转变则必须深入文化生命有机体之中探寻具体的、现实的内生动力。中华文化是具有强烈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觉的文化，在历史与时代洪流的磨砺中生发出艰苦奋斗、独立自主、改革创新的精神品格，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和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中华文化的历史自觉与文化自觉的精神品格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是维系中华民族存续发展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在殖民列强的炮火轰击和遭遇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走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使中华民族文化始终能立足时代、发展创新。中华文化的自觉自信更体现了因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文化现代性转变，体现了在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征程中主动把握时代发展潮流、探索中华文化的社会历史性转变，体现了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激荡中把握时代之精神、回应时代之挑战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 [9] 中华文化从农业文明时代的传统文化转向工业科技文明时代的现代性文化，形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大文化资源，体现了中华文化内生性的文化自觉，更是中华文化应对时代机遇与挑战的积极现代性转变。
中华文化的现代性转变必须深入中国与世界命运与共的历史关联，把握文化现代性转变的历史必然性与时代必然性。从时间上考察中华民族现代化探索的最初尝试，中华文化的现代性转变是在“西力东渐”“中西交互”的民族自强与文化冲击的历史性遭遇中生成发展的。一方面，西方列强的殖民入侵和经济掠夺，使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和中华文化的现代性转变是历史的必然性选择和时代使命。另一方面，西方现代化成就与西方文化思潮使近代中国面临文化转型发展的挑战，既需要应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进行强有力的回击以维护民族独立发展，又需要立足于新时代的发展格局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相互关联、命运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探讨时代发展大变局与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时代关联与实现路径。因此，推动中华文化的现代性转变，建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文化，为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注入积极的精神推动力，必然要求实现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从而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的时代任务与历史使命。
中华文化的现代性转变既是推动中国改革发展的现代化课题，更是中国主动应对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国际化挑战的必然选择。随着现代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中国已然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潮流之中，应对国内改革发展与世界潮流演变是文化的现代性的双重任务与挑战，更要充分发挥中华文化现代性的历史创造力与时代生命力。“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 [10] 把握时代发展趋势是文化对时代的自觉反思，抓住时代机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文化对历史发展的科学判断和坚定自信。随着西方现代化道路、西方现代性文化日益暴露出历史局限性与文明悖论性，在鼓吹“西方中心论”“西方优越论”的长久国际秩序格局中，形成了对后发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压制和文化霸权，将现代世界划分为不同核心集团，将不同文明的冲突视为现代世界的最大挑战。面对世界上的文化发展冲突与挑战，中华文化不同于将文化差异性绝对化的西方现代性主张，主张文化的多元性与交流对话，提出了既符合时代发展一般性规律，又体现不同文化的历史特殊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范式、新实践，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世界担当与人类关怀。因此，中华文化的现代性转变必然要求在国内和国际展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时代使命与世界担当，主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中国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而为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贡献中国精神与中国智慧的强国力量。
中华文化的现代性转变最终要落实到主体性的创新创造实践之中，要在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历史性实践中逐步展开。中华文化的现代性转变是来自历史与时代的双重课题，是基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主体性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双重创造性转变要求。从物质基础到文化精神的创造性转变是基于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实践活动，正是有了中华民族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的发展创造才有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动力、价值主张、观念意识的传承发展，因此物质生产层面的现代化发展必然要求精神文化生产主动自觉地创造性发展，在现代化实践中建成与社会主义经济强国相匹配、相适应、相互推动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中华文化的现代性转变与探索的理论与实践进程中，既要保持中华文化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的积极态度，又要充分运用文化的反思与批判的辩证法则。中华文化的现代性转变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的，尤其重视在具体实践中把握物质与文化、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华文化与世界上其他优秀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不断推动中华文化的自我认识、自我革新与自我实现的现代性转变。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原则考察中华文化的现代性转变，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方面，要对中华文化现代性转变的国际国内环境有客观全面的动态认识。尽管中国在物质层面的发展水平已经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文化层面仍然存在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际不同意识形态对立等文化挑战。我们应当加强中华文化现代性转变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在不断深化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中推进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的对话、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中华文化现代性转变具有源源不绝的发展动力，包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时代精神的总结和升华、对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参考和借鉴，从而自主开创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发展道路，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形成了立足时代、放眼世界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中华文化的现代性转变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时代发展的思考与回应、对传统的传承与创新、对人类文明的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的现代性转变从理论上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实践指导，即“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1] 。
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揭示了文化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能动性功能与现代性转变，更立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科学性与超越性价值，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既立足于本民族又立足于世界的理论视野与根本指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够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为中华文明的赓续发展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同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将民族的发展进步与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相结合，追求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价值统一。因此，社会主义文化的超越性的理论目标与实践旨归，必然要求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从而将文化的能动性、中华文化的现代性与社会主义文化的超越性融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之中，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与世界人民的前途命运相结合，创造人类文明面向未来的现实道路与实践方案。
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把握和判断，必然形成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阶段性目标，从而将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优越性与历史进步性展开为现实的、具体的实践活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文明贡献和历史局限性，社会主义文化在化解现代化的历史危机、指引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新方向的意义上具有文化的超越性，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客观地评价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历史性变革与文明进步性意义，它一方面推翻了封建君主的统治，打破封建制度的人身依附的剥削关系，使广大农奴成为人身自由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开辟了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制度在物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12]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在城市扩张、全球扩张中也逐渐暴露了其历史局限性的矛盾与弊端，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建立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压迫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权力支配体系，“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13] ，建立起农村从属于城市、未工业化的民族国家从属于西方工业化大国、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现代性世界格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显示其全部生产力之前仍然会通过不断自我改良保持其经济与文化的支配力和影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军事和文化的支配性力量依然占据着现代世界格局的主要地位；同时，现代世界也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的社会危机、民粹主义频发的政治危机、过度攫取自然资源的生态危机。历史上面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带来的殖民侵略和战争危机，中华民族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革命与建设的理论武器与实践指南，改变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焕发了现代生机；在自主的现代化探索中选择和建立了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在革命和建设中发展出革命文化精神与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在理论、制度、实践中发展起具有超越资本主义历史局限性、指向人类文明未来性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超越性价值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方面具有共同的价值诉求，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指导中华文化的时代化与现代化发展，体现了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价值统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性超越，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以人为本、追求“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相契合，同时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与时代性转变提供了科学方法论的指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根本方向保证与理论优势。因此，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超越性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提供了科学方法指导与时代价值引领，一方面，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中国大地的生根发芽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与中国的历史条件、现实国情相结合，在文化价值诉求方面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大同”“美美与共”的道德理想相契合，在文化现代性方面与时代发展主流、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超越性价值体现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体现为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文明发展相结合，使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成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环节，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价值统一。
社会主义先进性文化是集民族性与世界性于一体的科学理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具有国内与国际的双重影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理论视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和文化现代性转变提供了可借鉴的科学理论与指导。因此，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既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先进性的必然要求与根本体现，更能为广大的后发国家提供有效的参考借鉴。一方面，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科学理论指导有助于后发的民族国家在世界发展大流中实现独立自主发展，尤其是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激发文化的能动性作用、实现文化的现代性转变提供重要的参考借鉴；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民族国家都是深深嵌入世界格局之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员，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与各民族国家地区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中国始终倡导经济强国的责任与担当、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主张，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共建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秩序新格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理论视野是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理论依据与发展指南，更预示了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共同发展进步的未来前景，“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14] 。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超越性价值体现了民族文化精神与人类文明发展目标的有机统一，从理论逻辑上决定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具有超出狭隘民族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的价值诉求。一方面，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体现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价值肯定和自觉实践，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和发展目标，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立场；另一方面，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然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公开而明确地表明和平发展的中国秉持开放、合作、团结、共赢的价值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文化超越性意义，决定了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性，它“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 [15] ，而是立足于历史、时代与世界的发展坐标，在理论与实践中不断深化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深化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超越性体现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价值主张，使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具有深化世界现代化发展规律的理论与实践贡献。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先进阶段，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结，更不是人类文明的终结；但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16] 。因此，我们既要坚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科学性与进步性，更要清醒地认识到各民族国家是以不同的道路、不同的发展速度参与世界现代化事业的，既要坚持各自民族国家的历史与国情，又要充分地借鉴其他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开辟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在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国家共同的现代化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世界现代化规律的探索。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超越性，才能在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践中辩证地理解和运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关系，“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 [17] 。
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依据和必然实现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经济建设方面，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进一步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必然要求建成与经济强国相匹配、能动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需求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政治建设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人民至上的根本政治立场，必然要求建成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文化建设方面，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然要求建成有利于激发全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社会建设方面，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必然要求建成有利于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和共享文明发展成果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保护人类共有家园的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建成有利于构建人与自然共同体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因此，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与重要发展环节。
在理论逻辑方面，文化的能动性、中华文化的现代性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超越性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客观的逻辑依据与科学的理论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理论依据，更为深入阐释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理论逻辑演进提供了辩证发展法则。一方面，文化的一般性、文化的现代性、文化的超越性，共同构成了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理论逻辑演进中的不同发展环节，各个发展环节体现为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不同实践发展目标，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历史性统一；另一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文化的一般性体现文化对社会发展的能动性作用，文化的现代性则聚焦中华文化在当代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现代性转变，文化的超越性体现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克服资本主义历史局限性的超越性价值，体现了文化从一般性、特殊性与历史性创造的逻辑演进脉络。因此，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理论逻辑体现为文化的能动性、中华文化的现代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超越性的逻辑演进脉络，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历史、时代与世界的立体坐标中彰显了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理论逻辑的历史必然性、时代必然性与价值超越性，为深入认识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本内涵与本质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10-28（1）．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3．
[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81．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0-471．
[5]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3．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59．
[7]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10-15（2）．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
[9]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10-15（2）．
[10]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10-15（2）．
[11]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10-15（2）．
[12]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14] [15]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05-19（2）．
[1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
[17]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05-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