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不懂外语却翻译了170多部小说,当时被誉为“译界之王”,对引进新文学新文化、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断言:“中国的旧文学当以林氏为终点,新文学当以林氏为起点。”
尤其是林纾的翻译有着强烈的开启民智爱国救国动机,希望中国民众觉醒进而振兴国家抵御外侮,如1901年林纾在《译林》第一期的序中说道:“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
“从别国窃得火来”,林纾作品也的确在国家危难之际启蒙大众,促进了民族觉醒,振奋了国民精神。虽然林纾晚年转向保守,但林纾的历史贡献、时代价值不容否认。
当时,林纾对众多国人都有重要影响,“士大夫言文章者,必以纾为师法。”
鲁迅当年更是林纾的“铁杆粉丝”,还在南京读书时便买过《巴黎茶花女遗事》。到东京留学后,只要林纾的小说印出一部,鲁迅便买一部,还送给弟弟周作人阅读。周作人回忆道:“自《巴黎茶花女遗事》出后,随出随买,我记得最后的一部是在东京神田的中国书林所买的《黑太子南征录》,一共大约有三二十种。”
在收到友人寄来的《黑奴吁天录》后,鲁迅“穷日读之竟毕”,深为此书打动。他在写给友人蒋抑卮信中说:“寄至《黑奴吁天录》一部及所手录至《释人》一篇,乃大欢喜,穷日读之,竟毕。拳拳盛意,感莫可言。树人到仙台后,离中国主人翁颇遥,所恨尚有怪事奇闻由新闻纸以触我目。曼思古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
因此,林纾及其作品对鲁迅有着重要影响。周作人认为,林纾是严复、梁启超之外对早期鲁迅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第三人。首先,林纾译作让鲁迅阅读到了许多外国文学著作,接触到了新文学新文化,开阔了文学视野,培养了他对文学的热爱,为鲁迅后来“弃医从文”及文学创作奠定了一定基础。鲁迅曾说自己的小说创作“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
,其中自然就包括他看过的林纾的不少译作。其次,林纾的译作对鲁迅后来的翻译也有重要影响。正是受林纾借助翻译启蒙国民之影响,鲁迅开始了自己的翻译生涯,且像林纾一样注重翻译对“启发民智,改良社会”的作用,让鲁迅后来成了翻译三百多万字的翻译大家。“鲁迅早期效仿林纾的意译策略,以文言文作为译入语言,并且对原文改写较多,既有删减又有发挥。”
再者,林纾译作传递的思想观念无疑也会对鲁迅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激发鲁迅的爱国热情以及开启民智的观念。如从上述鲁迅致蒋抑卮的信中,可以看出林纾译作《黑奴吁天录》激发了鲁迅的忧患意识、国民意识。最后,严复译作对鲁迅一些作品文本也有具体影响,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或许也有林纾译作《迦茵小传》中“狂人”的影子。
总之,林纾对鲁迅创作及其人生有着重要影响,可谓鲁迅的启蒙老师之一,甚至是鲁迅的“精神之父”之一。因此,鲁迅对林纾有着深厚感情,虽然后来嘲讽过林纾但并未像其他“新青年”一样“弑父”。只是,人总会渐渐长大,也总会走自己的路,鲁迅后来的思想、见识以及成就、影响都远超林纾。民国成立之后,林纾继续翻译了大量作品,但鲁迅已对林纾作品不再关注,他读的最后一部林纾作品是1909年的《黑太子南征录》。鲁迅的翻译也在疏离、扬弃林纾的译作,更加注重忠于原文的“直译”和翻译东欧等弱小国家作品。1932年,鲁迅在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还直接表达了对林译小说的不满,认为林译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因此他才翻译了《域外小说集》
。
除了林纾,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对鲁迅早期也有重要影响。鲁迅曾嗜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他还几乎看过所有的严复译作,《天演论》中的进化论对鲁迅有着持久、深远的影响。鲁迅年轻时也大量阅读了梁启超的作品,梁启超改造“国民性”以及小说启蒙的思想对鲁迅有着根本性影响。章太炎作为鲁迅的老师自然影响也很大,“在章太炎革命、学问和道德的多重影响下,鲁迅萌发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强烈自觉,形成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强烈文化张力,以及培养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坚韧的战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