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这场“文白之争”中，刚出道的鲁迅并不是进攻主力，而是“奉命”敲敲边鼓，为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主将”呐喊。对于钱玄同和刘半农演的“双簧戏”，鲁迅特别欣赏，认为这种存心捣乱的精神很可发扬。但可能因念及旧情，鲁迅与曾经的偶像林纾没有正面交锋，鲁迅仅多嘲讽林纾的迂腐立场，他批评更多的是林纾代表的旧思想旧文化而非林纾本人。
如鲁迅1919年在文章《敬告遗老》中说：“自称清室举人的林纾，近来大发议论，要维持中华民国的名教纲常。这本可由他‘自语’，于我无涉。但看他气闹哄哄，很是可怜。所以有一句话奉劝：‘你老既不是敝国的人，何苦来多管闲事，多淘闲气。近来公理战胜，小国都主张民族自决，就是东邻的强国，也屡次宣言不干涉中国的内政。你老人家可以省事一点，安安静静的做个寓公，不要再干涉敝国的事情罢。’”
这是鲁迅在嘲讽林纾的守旧立场。
后来，鲁迅在文章《论照相之类》写道：“林琴南翁负了那么大的文名，而天下也似乎不甚有热心于‘识荆’的人，我虽然曾在一个药房的仿单上见过他的玉照，但那是代表了他的‘如夫人’函谢丸药的功效，所以印上的，并不因为他的文章。更就用了‘引车卖浆者流’的文字来做文章的诸君而言，南亭亭长我佛山人往矣，且从略。”
从中可见，鲁迅也认为所谓的“荆生”是林纾自况而已。至于引用的“引车卖浆者流”一语不过是对林纾的捎带“一枪”，鲁迅在《阿Q正传》中曾再度引用此话小讽林纾。
吊诡的是，后来创造社、太阳社的左翼新锐作家认为鲁迅过时了，将鲁迅和林纾类比，“我们不禁想起了五四时的林琴南先生了”
。鲁迅对此回答说：“林琴南先生是确乎应该想起来的，他后来真是暮年景象，因为反对白话，不能论战，便从横道儿来做一篇影射小说，使一个武人痛打改革者，——说得‘美丽’一点，就是神往于‘武器的文艺’了。”
鲁迅此话是在讽刺林纾“武器的批判”，用小说来影射现实。
但对于林纾，鲁迅仅多是嘲讽几句而已，鲁迅批判更多的是他背后的旧传统、旧文化。他首先对国粹派开炮，在致钱玄同信中评论刘师培等“国粹派”所办杂志道：“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
他在《新青年》发表的《随感录》中又对“国粹”辛辣地讽刺道：“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
，并作结论说：“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除了杂文，鲁迅在此期间还创作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白话小说，使白话文创作得以真正立足，并深刻揭露了旧文化、旧思想之荼毒：“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而落魄的孔乙己则活脱脱是旧文人的象征，迂腐穷酸又有一点自尊，艰辛地匍匐在科举道路上，最终惨死于专制大棒下；旧思想更毒的是麻木国人，让国人将反抗的义士的“人血”当“药”；擅长“精神胜利法”的阿Q更是成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国民的典型……
“五四”时期，除了林纾为代表的古文派、刘师培为代表的国粹派，文化保守势力还有章士钊为代表的甲寅派，以及梅光迪和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其中，学衡派势力最强，影响最大。学衡派出现于1922年，以《学衡》杂志为主阵地，以梅光迪、吴宓、胡先啸等留美学生为骨干，倡导“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更多地强调传统文化、道德的作用、益处，主张兼收并蓄中西文化。学衡派不可避免地与“新青年”展开激烈论战，学衡派认为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坚决拥护文言文和旧体诗，批评新文化运动为“模仿西人，仅得糟粕”，攻击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是诡辩家、模仿家、功名之士、政客。“新青年”则坚决主张打倒“孔家店”、废除文言文，对《学衡》发行量只有几百份的“学衡派”则不屑一顾，只有鲁迅出马迎战。
鲁迅对学衡派这些“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的学衡派采取了胡适的战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估〈学衡〉》一文中，鲁迅尖锐讽刺道：“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在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
轻轻一击，鲁迅此文便将学衡派打得丢盔卸甲，并一度被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对于以章士钊为代表的甲寅派，鲁迅更是新账旧账一起算，与章士钊展开了贴身“肉搏战”，支持女师大学潮、打官司告章士钊、“复课闹革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