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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首举“文学革命”大旗，“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杂志主编陈独秀随之在下一期《新青年》刊出自己撰写的《文学革命论》进行声援，明确提出“文学革命”和“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文学革命”雷声滚滚，震惊了守旧势力，首先跳出来反对的是林纾。他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认为白话文可以提倡，但古文不必因此废除：“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民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匪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绝也……吾恐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
林纾何人？他为何首先跳出来反对“文学革命”？林纾其实正是白话文的前辈，是新文学的引领者，是鲁迅等“新青年”当年的偶像。早在1897年，林纾就在福州刻印了通俗白话诗集《闽中新乐府》，此后常在白话报上发表文章，反对缠足，反对迷信，提倡兴办女学等。直到1913年，他还在北京《平报》上开设“讽喻新乐府”白话专栏，发表白话讽喻诗一百三十首。林纾更是古今中外“译界之王”，不会英文的他靠着别人口述竟然翻译作品一百七十余部，包括柯南·道尔的《歇洛克奇案开场》等作品七部、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等作品六部、狄更斯的《贼史》等作品五部、莎士比亚的《凯撒遗事》等作品四部。其中，他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迦茵小传》等作品风行天下，产生过巨大社会影响，对于社会风气、观念、思想等的改变有重要促进作用。有人甚至说，中国后来的辛亥革命、“文学革命”等革命就是由他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两部小说导致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大多沐浴过林纾“雨露”，都曾捧读过林纾小说，并以其为榜样，如郭沫若说他少年时最嗜好的读物便是“林译小说”，钱锺书也曾说：“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哈葛德、欧文、司各特、迭更司的作品津津不厌地阅览。”
林纾素有“治国平天下”之志，早期翻译多是希望以此警醒国人、教化国人，“余老矣！报国无日，故曰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惊醒，恒于小说序中掳其胸臆……”
他在译作中呼吁立宪政体，反对封建专制，像鲁迅一样原本对革命、共和充满期待，希望做个“共和国老民”。但民国后混乱的现实让他很快绝望，转头投奔到了传统文化的怀抱，以“大清遗老”自居，曾以布衣身份十一次祭拜光绪皇陵。林纾古文功底深厚，挚爱古文，又性格刚烈易怒。因此，当《新青年》明确提出全面文学改革、以白话文取替文言文时，其他遗老遗少或不屑一顾或迫于潮流装聋作哑，林纾却按捺不住，主动接起了“战书”。
不料，林纾的反驳文章《论古文之不当废》为“新青年”们提供了更多“弹药”，并拉开了一幕“双簧”好戏。训诂“好手”胡适抓住林纾文章中的一句话大做文章，在1917年5月《新青年》3卷3号上发文道：“顷见林琴南先生新著《论古文之不当废》一文，喜而读之，以为定足供吾辈攻击古文者之研究，不意乃大失所望……林先生知‘不之知’、‘未之有’之文法，而不知‘不之踣’之不通，此则学古文而不知古文之‘所以然’之弊也。林先生为古文大家，而其论‘古文之不当废’，‘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则古文之当废也，不亦既明且显耶？”
胡适认为“方姚卒不之踣”一句中“之”字不通，进而指出连林纾这样的古文大家都犯这种不知“所以然”的错误，可见古文当废。
林纾对胡适的“小题大做”并没有放在心上，同为翻译大家的好友严复也劝他何必和“小青年”较真。懒得搭理胡适等“新青年”，林纾忙他的古文讲习会及《古文辞类纂》选本等工作去了。林纾的冷落让“新青年”们很是失落，“新青年”们自然不甘罢休，决定不放过林纾这位自己“找打”的对手。1917年6月，《新青年》发表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信，批判林纾道：“林纾与人对译西洋小说，专用《聊斋志异》文笔，一面又欲引韩柳以自重；此其价值，又在桐城派之下，然世固以‘大文豪’目之矣……惟选学妖孽所尊崇之六朝文，桐城谬种所尊崇之唐宋文，则实在不必选读。”7月2日，他又在致胡适信中说：“彼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方欲以不通之典故，肉麻之句调，戕贼吾青年。”
钱玄同等“新青年”开始把林纾划为“桐城谬种”大加鞭挞。实际上，林纾自学成家，并非桐城学派，他只不过与桐城学派代表人物马其昶、姚永朴交好而已。
林纾之所以被划为“桐城谬种”，几乎全是钱玄同等人的批判需要和报复。钱玄同出身于章太炎门下，而章太炎为代表的魏晋学派和桐城学派乃当时冤家。桐城学派推崇宋学，治学讲究经世致用，善于从经籍中发现微言大义；而章太炎的魏晋学派崇尚魏晋学说，更注重在文字、音韵、训诂上下功夫，务求一字一句合乎“本意”。从1903年到1913年，掌管京师大学堂及后来北大文科的几乎都是桐城派文人，但随着章门弟子钱玄同、黄侃、马裕藻、沈兼士等人纷纷踏入北大，桐城派古文家严复、姚永概、姚永朴等人以及林纾相继遭受排挤挂靴而去。章太炎曾对弟子评价林纾道：“浸润唐人小说之风”，“与蒲松龄相次”。这自然让林纾不满，林纾北大离职后在致姚永概信中不点名地评论章太炎学派：“敝在庸妄巨子，剽袭汉人余唾，以挦扯为能，以饾饤为富，补缀以古子之断句，涂垩以《说文》之奇字，意境、义法概置弗讲，侈言于众：‘吾汉代之文也！’伧人入城，购搢绅残敝之冠服，袭之以耀其乡里，人即以搢绅目之——吾弗敢信也！”
对章门弟子，林纾不客气地谓之“庸妄之谬种”。
“新青年”健将钱玄同、鲁迅、刘半农皆是章氏弟子，因此逮住机会对林纾“新仇旧恨”一起算，将“谬种”的帽子还了回去。论古文学问、成就，章太炎水平远高于林纾，如果要批古文，按理应该首先批章太炎。但钱玄同等人怎敢将矛头指向恩师，攻击林纾则既报两派旧恨，又满足了新文化运动需要，所以他们咬住林纾不放松。
对于钱玄同等人的辱骂、挑衅，林纾继续高挂“免战牌”。有人却对此“看不下去了”，出来维护林纾。1918年3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登出一篇“王敬轩”写的《写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为“方姚卒不之踣”一句辩护：“贵报固排斥旧文学者。乃于此处因欲驳林先生之故。不惜自贬身价。竟乞灵于孔经。已足令识者齿冷。至于内动词止词诸说。则是拾马氏文通之唾余……贵报于古文三昧。全无探讨。乃率尔肆讥。无乃不可乎”，并赞扬林纾道：“林先生为当代文豪，善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迻译外洋小说”，“林先生所译小说，无虑百种，不特译笔雅健，即所定书名，亦往往斟酌尽善尽美，如云吟边燕语，云香钩情眼，此可谓有句皆香，无字不艳”。
“王敬轩”还在信中指责《新青年》“对于中国文豪专事丑诋”，谩骂他们的白话文主张如同“狂吠之言”，攻击他们使用新式标点、引进西方文化是“工于媚外，惟强是从”。
与这篇文章同时刊登的还有刘半农以“《新青年》记者”名义写的《复王敬轩书》。刘半农采用嬉笑怒骂的方式逐一批驳，批评“王敬轩”这样的守旧者是“不学无术，顽固胡闹”，说“排斥孔丘，自有排斥的道理”。尤其是，刘半农继续以林纾为射击靶子，“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那就是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
他批评林纾翻译小说的毛病一是原稿选择不清，二是谬误太多，三是用唐代古文意译，还讥笑林纾翻译的小说《香钩情眼》道：“外国女人并不缠脚，‘钩’于何有？而‘钩’之香与不香，尤非林先生所能知道；难道林先生之于书中人，竟实行了沈佩贞大闹醒春居时候的故事吗？”
这两封信乃是钱玄同、刘半农因白话文学反响寥寥而自编自导的“双簧戏”，“王敬轩”正是钱玄同的化名，意在“引蛇出洞”挑起论战闹出动静。果不其然，这出“双簧戏”引发了强烈反响，“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终于坐不住了，刘师培等人开始筹办《国粹丛编》，林纾则愤然跃身上阵。
1919年2月，上海《新申报》为林纾开设专栏，成为他反击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林纾发表短篇文言小说《荆生》，借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来影射谩骂新文化运动，一吐心中不快。《荆生》写了一个“伟丈夫”痛打狂生的故事。身体强健、武功高强的荆生夜宿陶然亭，听到隔壁有安徽人田其美（指陈独秀）、浙江人金心异（指钱玄同）及刚从美洲回国的狄莫（指胡适）三人饮酒作乐，口出狂言攻击孔子和古文。“伟丈夫”荆生听得怒火中烧，破门而入痛殴三人，“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小说中描述田其美等被打倒在地，狼狈不堪。尤其是近视的金心异掉了眼镜，趴在地上磕头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
1919年3月，林纾又写信给蔡元培，希望他以校长身份约束教员不要“胡闹”，重振纲常。林纾指责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骂新道德推崇者蔑视父母养育之恩是“人头畜鸣”，说若推行白话文则“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引为教授矣”……没等蔡元培回信，林纾又在《新申报》上发表《妖梦》一文，继续肆意攻击“新青年”，并把蔡元培也骂上了。文章写某人梦中游阴曹地府，在地府见到一所“白话学堂”。学堂中全是魑魅魍魉，大门对联写道：“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学堂校长乃元绪（指蔡元培），教务长田恒（指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指胡适）。他们高挂“毙孔堂”招牌，高论废除古文，激怒了地狱阿修罗王，结果统统被它吃掉化为臭不可闻的粪便。
林纾的谩骂正中“新青年”下怀，他们纷纷撰文反驳。为达凯旋目的，他们故意将林纾政治化，揭露林纾在《荆生》中呼唤的“伟丈夫”是手握兵权的段祺瑞政府干将徐树铮。《每周评论》第12号全文刊出林纾的影射小说《荆生》，加按语指出它是“想借武人政治的威权来禁压”新文学运动，而林纾则被斥为抱“伟丈夫”大腿的小人、“现在的屠杀者”。如此一来，林纾被置于倚靠权势恃强凌弱的境地，而“新青年”则成为“被压迫”的弱者，轻易获得了社会同情。实际上，好附庸风雅的徐树铮虽名为林纾门生，但与林纾关系并不密切，林纾曾在《答郑孝胥书》中写道：“徐氏既秉政，落落不相往来，盖天下不以为贤，弟何贤之。”林纾早年虽七次会试而不中，但从不饮“贪泉水”，多次拒绝袁世凯、段祺瑞、张勋等权贵的笼络。“伟丈夫”不过是林纾的自况而已，文武双全、擅长拳击和剑术的他素以“士中之雄”自许。
蔡元培也义正词严地在《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函》的复信中反驳林纾，表明他对新文化运动态度：“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蔡元培最著名的教育口号“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正出自此信。实际上，蔡元培也没有完全做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对“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引为教授矣”一语很是不爽，因为他父亲卖过豆浆。蔡元培动弹不得林纾，但对于主持《新申报》林纾专栏的北大学生张厚载，他还是有些“小鞋”的。不久，北大以“沪报通讯，损坏校誉”为由将张厚载开除学籍。
林纾为了减轻张厚载的压力，分别给各报馆写信，直言自己骂人的过错，但仍倔强地反对新文化和新思想及捍卫古文，“拼我残年，极力卫道，必使反舌无声，瘈狗不吠而后已”。
在随后的《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一文中，林纾辩解自己并非“桐城谬种”，而是写白话文的先行者；他并非反对白话文，反对的不过是尽废古文，“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
，最后感叹道：“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辩之者，请诸君拭俟之。”在门上大书“对天地立誓，绝不口言人短”之后，林纾未再公开发表议论，只是在给学生上伦理课时常会失声痛哭。林纾的沉默、绝望标志着“文白之争”偃旗息鼓，标志着新文化阵营大胜而归。
面对新文化运动的滚滚潮流，林纾的“螳臂挡车”必然会失败，但可敬的是他始终不易其节，坚守自己的信仰。1924年，年过古稀的林纾在孔教大学上了最后一堂课，长喘着气赋诗《留别听讲诸子》道：“任他语体讼纷纭，我意何曾泥典坟。弩朽固难肩此席，殷勤阴愧负诸君。学非孔孟均邪说，语近韩欧始国文。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10月8日，林纾遽然长逝，临终对子女遗言道：“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
林纾去世后，陈独秀在《林琴南很可佩服》一文中对林纾的人品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林纾当年道歉很有勇气
。胡适也在《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中评价道：“林先生的新乐府不但可以表示他文学观念的变迁，而且可以使我们知道：五六年前的反动领袖在三十年前也曾做过社会改革的事业。我们这一辈的少年人只识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过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正的舆论。”
实际上，正如学者蒋锡金先生所言，林纾译作正是“中国新文学运动所从而发生的不祧之祖”
，“新青年”对林纾的攻击实是“弑父”之战。意气风发的“新青年”当时天真地以为只有“弑父”，只有彻底打倒旧文化旧思想才能确立新文化新思想，才能开辟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