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

一部书稿出现在我的书桌上，是张守涛先生的《鲁迅的朋友圈——鲁迅与现代英俊》。“愿有英俊出中国”，鲁迅希望中国出英俊，中国也确实出了很多英俊，当然还需要更多英俊；鲁迅本人是中国的英俊，在他的影响下成长起来很多英俊。这句话涵义丰富，涵盖广，历时长，今天也不过时。

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鲁迅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与现代作家关系，或者更具体地说，是鲁迅对他们的影响、他们对鲁迅的传承，兼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既有助于丰富对鲁迅和其他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识、研究，也有助于我们今天传承鲁迅精神、事业”。本书副题“鲁迅与现代英俊”对论述范围做了限定，二十多位英俊不是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等，而是文化人、读书人、知识人——而且偏重鲁迅的专业：文学。

“鲁迅与现代英俊”属于“鲁迅与同时代人研究”的大范围。在中国现代文学家中，交游研究最充分的莫过于鲁迅，《鲁迅全集》的人物注释部分相当详细，日记中只出现一次的人物的生平事迹都做了介绍。最近还有学者将鲁迅家乡的远亲近邻乃至同时的乡贤都做了梳理，虽然关系较远，也是有价值的资料，因为这些同时代人是鲁迅时代的大文化背景的一部分。

读罢序言，就去看目录，却有点疑惑了，为什么将林纾列在第一位？几十年前读文学史著作，林纾是反派角色、大批判对象，现在对他温和一些了，肯定他的功绩，读者接受是没问题的。将林纾列为鲁迅一代人所接续文脉的前辈，对他们文化贡献特别是引进西方文学的功绩给予肯定，是很必要的工作。但列在第一位似乎与全书主题略有错位：林纾固然是英俊，但不在鲁迅所“愿”范围内，因为鲁迅还是学生的时候，林纾已经名满天下了。这样排列，可能出于对老前辈的尊重吧。这且按下不表。

二

来不及过多疑惑和反思，就眼睛一亮，心生喜悦，在目录中看到“愿有英俊出中国”的祝福语——堪称本书的“书眼”——其副题是“鲁迅与台静农”，用的地方深得我心。因为我收到书稿前不久，与台湾大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和重庆师范大学的老师们一起去重庆，参加了“寻访台静农抗战时期踪迹”的活动。在白沙镇附近山坡上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旧址参观，看着几间刚刚修缮好的教室和院内齐腰高的杂草，想象战乱年代这里的清贫生活和朗朗读书声，台静农就是在这里与朋友们展读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手稿并加题识的；山下的河道在小雨中波光闪闪，让人想象当年台静农从山上走下去，在码头乘船到江津另一个小镇看望他的同乡、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或到重庆参加文化界纪念鲁迅的大会。因为台静农等文化人的播迁，陈独秀、鲁迅在这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山城的时空交集，让人感慨万千。

台静农是鲁迅北京时期培养的作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我写过一篇文章《风义师友，斯世同怀：通信中的鲁迅与台静农》，介绍他们之间的关系，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台静农与鲁迅的亲密关系，归因于他们社会观念相通、文学风格契合和学术理路一致。他们从创立未名社时期相识，到鲁迅逝世，十几年间友情不断加深。……台静农服膺鲁迅的思想和品格，内心深处珍藏着对鲁迅的爱戴和景仰。他在艰苦甚至危险的环境中默默践行鲁迅的文化思想和学术理念，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中或隐或现透出鲁迅的影响，保持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骨，没有辜负鲁迅的期望。”因为政治斗争的影响，台静农在完成鲁迅未竟的学术事业方面也留下一些缺憾，如我在文章的末尾说到两人通信中讨论的学术计划——我把台静农称为鲁迅的学术传人——介绍了台静农在台湾大学中文系教学和研究活动中编纂《中国文学史》讲义的情况：“鲁迅英年早逝，未及完成自己的学术计划。多年后，台静农发愿研究中国文学史。抗日战争结束后，台静农到了台湾，创建台湾大学中文系，担任系主任二十多年。他在中文系任教几十年，培养了大量人才，个人著述的重要一项，就是编纂《中国文学史》。因两岸阻隔，直到终老，台静农未能再回大陆。他去世后，他的弟子将讲义整理出版。台静农可能是带着对鲁迅的愧疚离开人世的——在他有生之年，没有见到《中国文学史》的印行。”他晚年遇到困难也许比鲁迅遇到的困难更大。鲁迅蛰居上海，困于家累，忙于论辩，欲回图书丰富的北平而不得；台静农则歇脚台岛，形格势禁，缺少参考资料和师友切磋。从他的《中国文学史》讲义篇幅分配和着力所在，可以分明看出鲁迅学术取向的影痕。文章还从他们通信中讨论的话题生发开去，稍稍涉及学脉传承和相互影响。但我的文章只介绍鲁迅影响下成长的青年英俊之一，而且偏重学术方面。

鲁迅与同时代人研究，需要从更多方面来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单就台静农个人而言，就有小说家、学者、书法家等多重身份；就群体而言，台静农是未名社的一员，辅仁大学、国立女士师范学院、台湾大学等高校的教员，在更大更多的文艺、学术群体中活动，是学界中人、文网中人、书坛上人。以此类推，研究鲁迅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需要放眼注目更大的时空。从个人到群体，是鲁迅与现代知识分子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可以说是其升华和结晶阶段。

鲁迅在一个个圈子和一张张网中，而且这些圈、网不断变换、交叉、反复、重叠。本书以鲁迅为纲，就是主要以鲁迅视角为主，但论述中也不断有视角转换，产生出不同的意义。二十多位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鲁迅的交往互动，既显示了鲁迅的品格及其对他们的影响，也在在显示着他们自身的品格、性情。他们因教育经历、文化修养的差异显出的个性，与其所属团体、阶层的文化取向乃至政治倾向而呈现的差异，使全书有了很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本书作者努力编织一张网，对这张网的各个结点做了梳理，力图找出线索和关节。形象地说，鲁迅是纲，众多英俊是目，纲举目张。阅读本书，不但认识鲁迅和各位英俊，而且由点到面，认识现代知识阶层的大群体。本书将知识分子作为群体研究，并具有横向广阔视野和纵向的文脉、学脉接续意识。很多知识人、读书人与鲁迅的关系，此前已有个案研究，而整体、系统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对鲁迅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做整体把握，并使各个个体和群体之间脉络贯通，形成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谱系，才是本书命意所在。

三

鲁迅立足文坛后，一直在努力培养英俊。前期，他带出一批文艺青年，后期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更着力造成大批文艺“战士”。北京时期，自然不能不提到《新青年》群体的同人们，鲁迅与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互相切磋琢磨，亲兄弟之间也有事业上的合作，可以说是英俊汇集，互为师友。未名社、狂飙社、语丝社、莽原社及浅草-沉钟社的青年文艺英俊之于鲁迅，体现出不同程度的文友、朋友、师生关系。即便是厦门时期只交往了几个月的泱泱社，也留下很多合作、提携的佳话。上海时期的左翼文学界，鲁迅的导师、战友身份得以凸显。本书在鲁迅的两大“朋友圈”上着墨较多，第一个大朋友圈，是早期的台静农、李霁野、韦素园乃至高长虹、向培良等，后期的朋友圈，则是胡风、冯雪峰、萧军、萧红等。两个朋友圈的共同特点是师友们有共同的事业，有相近的文化理念。

本书将这些群体接受鲁迅影响的过程和结果通过一些代表人物体现出来，甚至还涉及一些鲁迅生前有所影响但不明显的人，如李秉中、李何林、台湾和香港的青年等。即便在师生关系中，作者也注意他们之间的互相影响，仍以台静农为例。他是鲁迅的学生，但更是朋友。有一个时期，当年受了鲁迅影响的青年知识人写回忆录，将鲁迅放在很高的地位，以崇拜“先师”的口吻写作，对事实难免有所夸张，其心情可以理解，但须知影响是相互的，亦师亦友才是普遍现象和交往正道。总是师的尊严，没有友的温情，是交往不下去的。真正的交流和互相影响是平等的。最近的研究，包括本书在内，在探讨反向影响方面就很有成绩。

我曾说过，看鲁迅与人的关系深浅程度，通信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看鲁迅给谁的信多而说话真切，少客套应酬，就是师友，就可称“自己人”了。台静农之外，曹靖华、萧军、萧红、李霁野、韦素园、李秉中、章廷谦、杨霁云等，他们对鲁迅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如果他们总是、只是被动地接受鲁迅的影响，就不能称为知识人。

最为关键的是：这些青年英俊何以与鲁迅成为师友，他们为什么当得起知识人的名声？他们与鲁迅的关系有什么文化史意义？本书探讨的重点在此。知识界人士很多，有成就的人甚众，鲁迅与之交往的人也颇不少，但能与鲁迅有师友、战友交情的却并不多。英俊或文化英雄，不是一般人能当得起的。所以作者从中寻绎出他们的共同点，总结出一些有规律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鲁迅的品格——这才是鲁迅一生行实的“纲”，没有这个就不会有鲁迅的地位，不会有朋友们对他的崇敬。鲁迅不是一般的文学家和知识人，他的身上结合了人们常说的“战士和文人”的品格。本书有一章就以此作为题目。“战士”“文人”本来是分开的两个词，各自都能找到对应的人物，但是战士和文人合于一体，在历史上就属凤毛麟角。因此，可以说，与鲁迅交往、友善、合作的人身上都具有一些“战士文人”的品质。精神品格是鲁迅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交谊的纲领。这个纲领贯穿全书。

四

鲁迅与一些知识人群体的交往，是鲁迅及其友人自主选择的结果，如未名社、左联等，还有一些群体却是后人总结得出的，当事人的自觉并不明显。

本书涉及的其他一些文学界大家就具有这种性质。最显著的是文学史家申说的现代文学六大家“鲁郭茅巴老曹”，在本书中悉数登场。就拿前三位来说，鲁迅与他们组成的一个文化场域就很值得研究，不能纠缠于表面的论名位、排座次，如鲁迅所说：“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郭沫若的道路选择和对一些人事的态度与鲁迅颇有不同，文章风格自然也有差异。鲁迅、郭沫若、茅盾看他们之间的关系各有自己的视角。

此外还有很多不同的视角。如沈从文在《郭沫若》一文中肯定郭沫若是文化名家，但不许给他小说家的荣誉：“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与同情。小说方面他应当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一株棕树是不会在寒带地方发育长大的。”这个评价郭沫若也许还能接受。鲁迅对他翻译的批评，不知道他能否受用。鲁迅在谈到他翻译《战争与和平》时说：“《战争与和平》我看是不会译完的，我对于郭沫若先生的翻译，不大放心，他太聪明，又大胆。”这么说来，郭沫若的翻译家成就就要打一些折扣。过去，文学史家定论似地给三位作家排名，是《水浒传》研究法。有一次开讨论鲁、郭、茅的学术会，我提出也可以将三人比作“三国”，“瑜亮”也好，“使君与操”也好，他们之间的关系折射出现代文学史上很多问题。也就是说，《三国演义》研究法也可以作为探讨他们之间关系的一种视角。英俊之间有接触，有意见，有争论，有异同，是正常的。学界对三人的关系的研究成果很多，有直接揭示的，有刻意隐蔽的，有各表其优长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不一定按鲁迅或其他两人的自述、自辩来定论。看他们身上“文人战士”品质有多少，是一种角度，看他们与他人交往的情况，也是一种角度；看他们在群体中的表现是一种角度，看他们如何培养英俊亦即看他们的影响面大小，也是一种角度。总之，应该从更多的视角对他们进行综合考察，以期对他们的文化地位、历史影响有全面的认识。

即便对他们做《儒林外史》式的研究，也未尝不可。英俊也不是时时处处都遍体光辉的，就像鲁迅说的：“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

五

本书论及的英俊群体还扩展到与鲁迅没有交往而受鲁迅影响较大的作家，如赵树理、孙犁等。从私淑者身上也能看到鲁迅的独特价值。即便鲁迅的论敌，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友人”。这些人至少注意过他，认真地将他作为对手，与他商讨、争论，在这过程中，有些言动引起他的误解、不满和愤怒，有些闹翻了，有些闹翻又和好了，都很正常。圣·勃夫在《我的毒》（Mes Poisons）中写道：“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鲁迅翻译了这句话后，进一步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不能说鲁迅的论敌就都是反面人物，都是歪才或蠢材。实际上，他们在某些方面也是英才。胡适、林语堂等也是英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才俊，没有了他们，鲁迅的业绩要减下去很多，鲁迅是在与人论辩中成就杂感这种独特的文体的。现在强调破除唯鲁迅正确的观念，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了。但是要考察鲁迅与论敌论辩的过程，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也还有待细致的辨析。

本书将一些英俊写在余论部分，我觉得是预告着有更大的写作项目。此外还有一些值得做详细分析的知识群体，如赵树理、孙犁等私淑者，以及后来几代青年英俊。英俊是一个总体，不是单一的个人，也不是一两个群体或几个圈子。作者将更多英才包括进来的尝试呼之欲出，这符合鲁迅时代文坛和鲁迅影响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实际，那是一个百花齐放、英才济济、群星闪耀的时代。鲁迅是灿烂河汉中的一颗明星，是茂密森林中的一棵参天大树，但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导师，不是俯瞰众生的圣人，他有烦恼，有怀疑，有动摇，有失败，也有志愿和努力，正是在艰苦卓绝中形成的志愿、做出的努力成就了他自己和一大批青年英俊。

最后回到开头说的关于林纾的疑惑。林纾是鲁迅的前辈。鲁迅青少年时代，这些前辈英才在中国转型过程中发挥了推动作用，产生了巨大影响，如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章太炎等。鲁迅受前代英才俊杰的鼓舞，以他们为榜样，投身到文化启蒙事业中。从这个角度来说，林纾当然可以保留。既然连林纾都赫然在册，那么，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等就更不在话下了。

据冯雪峰《回忆鲁迅》介绍，鲁迅晚年向他透露过一个以“四代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这“四代知识分子”，第一代是章太炎那一辈，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第二代是鲁迅自己这一辈；第三代是瞿秋白那一辈，第四代是比瞿秋白稍后的也就是冯雪峰一辈。可惜这个想法没有实现。从鲁迅去世到现在，中国又有了很多代知识分子，脉络需要梳理，影响需要追溯，传统需要延续。期待作者在这个领域写出更多佳作，更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鲁迅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绵长谱系。

黄乔生
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原常务副馆长、研究馆员
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
2025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