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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郁达夫一样，视鲁迅亦师亦友的现代知识分子还有郑振铎、叶圣陶、曹聚仁等很多人。一方面，鲁迅对他们有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对鲁迅也有一定影响。
如鲁迅和郑振铎交往也比较频繁，他们关系像鲁迅和茅盾一样“和而不同”，乃至鲁迅一直称郑振铎为“西谛先生”而非“兄”或“同志”。1921年，郑振铎编辑《小说月报》时曾向鲁迅约过稿，两人互有书信往来。同年9月，鲁迅寄赠了《域外小说集》给郑振铎。1922年秋天，郑振铎陪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由上海来到北平，与鲁迅正式见面，爱罗先珂还在鲁迅家住过一段时间。鲁迅早年对郑振铎也非常关心、帮助，曾应郑振铎的请求寄《醒世恒言》目录及《西湖二集》等资料给郑振铎。但两人观点也有不同，郑振铎曾发文《“呐喊”》，批评鲁迅的《阿Q正传》“随意”加了个“大团圆”结局，还说阿Q“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对此，鲁迅在文章《〈阿Q正传〉的成因》中解释道：“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鲁迅晚年对郑振铎的一些工作也有不满，如他在1936年4月1日致信曹靖华说：“谛君（郑振铎）曾经‘不可一世’，但他的阵图，近来崩溃了，许多青年作家，都不满意于他的权术，远而避之。”
但鲁迅与郑振铎也有密切合作，尤其是两人合作印刷了精美的《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以及瞿秋白的译作文集《海上述林》。在鲁迅去世后，郑振铎写了《永在的温情》回顾了他和鲁迅的交往，特别指出鲁迅是“温情的指导者和朋友”。郑振铎还组稿、编辑、出版了第一版的《鲁迅全集》，为宣传、纪念鲁迅做出了重要贡献。乃至2020年7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重印1938年初版《鲁迅全集》时，其宣传语为“许广平、郑振铎主持编订”。
像很多青年作家一样，叶圣陶也对鲁迅充满敬意。他在主编《小说月报》时，发表了约茅盾写的《鲁迅传》，还发表了鲁迅肖像和签名页，这是《小说月报》唯一一次发表中国作家肖像。鲁迅也像对很多青年作家一样给予叶圣陶创作很高评价，他在《表·译者的话》中认为“十来年前，叶圣陶的《稻草人》是中国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道路”，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指出“叶绍钧都有更远大的发展”。在上海定居景云里后，成了邻居的鲁迅和叶圣陶有了更多交往，叶圣陶对鲁迅家颇多“照应”，许广平曾在文章里对此表示过感谢。但鲁迅后来对叶圣陶的创作也有不满，如1936年2月3日，他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说：“叶的小说，有许多是所谓的‘身边琐事’那样东西，我不喜欢。”
虽然鲁迅“不喜欢”，但叶圣陶依然非常崇敬鲁迅。在鲁迅逝世时，叶圣陶写了一首七律《悼鲁迅先生》：“木坏山颓万众悲，感人岂独在文辞。暖姝夙恨时流态，刚介真堪后死师。岩电烂然无不照，遗容穆若见深慈。相濡以沫沫成海，试听如潮继志词。”之后，叶圣陶也通过发表文章、参加悼念鲁迅大会、刊发纪念鲁迅文稿、将鲁迅作品编入教材等形式，对鲁迅有很多纪念、宣传。如1945年鲁迅去世九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为大会发起人之一的叶圣陶在讲述了鲁迅赠他译作《毁灭》并附短信的故事后感慨地说：“无话可说，无非相濡以沫，以致意耳”，并解释说鲁迅对朋友、对青年、对不相识的人都本着相濡以沫的精神，却并不勉强大家都走一条路。的确，鲁迅与叶圣陶等很多作家“相濡以沫”，虽然观点、立场等不完全一致，但总体上“抱团”取暖互相陪伴。
鲁迅和著名记者曹聚仁的关系更为密切，两人更是亦师亦友。曹聚仁早年当过中学教师，对鲁迅的文章极为欣赏，曾将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作为国文教材。1927年，鲁迅与曹聚仁夫妇在内山书店不期而遇。正在暨南大学任教的曹聚仁主动伸手自我介绍说：“我是曹聚仁，暨南大学的。”鲁迅与曹聚仁握手道：“久仰先生大名，说起来我们还是同乡呢。”鲁迅与曹聚仁相识的那天，正逢鲁迅在暨南大学举行第二次演讲，为他做笔录的正是曹聚仁。后来，鲁迅将曹聚仁记录的讲演稿《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编入《集外集》。两人从此开始密切交往，《鲁迅日记》中提到两人之间往来信函多达八十余封，《鲁迅书信集》中现存二十四封，鲁迅称曹聚仁为“懂我的人”。1931年曹聚仁创办《涛声》周刊，提倡“乌鸦主义”即主张既要报喜也要报忧。鲁迅称其是“赤膊打仗，拼死拼活”，并主动多次撰稿予以支持，还在《祝〈涛声〉》一文中说：“我是爱看《涛声》的。”50年代，曹聚仁定居香港，先后编撰《鲁迅手册》《鲁迅评传》《鲁迅年谱》等书，为宣传、研究鲁迅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鲁迅评传》极具个性和意义，是第一本将鲁迅视为“凡人”的鲁迅传记，践行了他1933年对鲁迅所说的：“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把你写成为一个‘人’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