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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郁达夫当时正在一个饭馆吃饭，听闻同席的一位日本记者告诉他这一噩耗而不敢相信，不等吃完饭就走了。当他回到报馆证实这一消息后，郁达夫立即拟了一个电报给许广平：“上海《申报》转景宋女士：鉴乍闻鲁迅噩耗，未敢置信，万祈节哀，余事面谈。郁达夫叩”。第二天，郁达夫就启程赶回上海参加鲁迅丧礼，上午向鲁迅遗体告别，下午参加了送殡队伍和葬仪，看到“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
10月24日，郁达夫写了著名文章《怀鲁迅》，指出：“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有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国家。”
鲁迅去世后，郁达夫参加了日译《大鲁迅全集》的出版工作会议，写了《鲁迅的伟大》《对于鲁迅死的感想》《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回忆鲁迅》等十多篇怀念鲁迅的文章，对鲁迅给予了崇高而准确的评价。如他在《鲁迅的伟大》中写道：“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在《对于鲁迅死的感想》中，他认为“鲁迅虽死，精神当与我中华民族同在”；在《鲁迅逝世三周年》中，他说自己“崇拜他的人格”，鲁迅是“一位值得崇拜的对象”……
其中，郁达夫的散文《回忆鲁迅》描写鲁迅尤具神韵、精彩，反映了日常生活中真实的鲁迅，可以和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相媲美。如这文章中写道：“他的脸色很青，胡子是那时候已经有了；衣服穿得很单薄，而身材又矮小，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和他的年龄不大相称的样子。他的绍兴口音，比一般绍兴人所发的来得柔和，笑声非常之清脆，而笑时眼角上的几条小皱纹，却很是可爱。”
抗战爆发后，郁达夫继承鲁迅的遗志继续战斗，参加了许多支援抗战的活动，如担任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等；撰写了大量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如他在《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中所言：“纪念先生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赓续先生的遗志，拼命地去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及黑暗势力奋斗。”1938年底，郁达夫应邀奔赴新加坡编辑报刊，“上南洋去作海外宣传”。他继续撰文或募集捐款支持抗日，还曾动员新加坡青年捐款资助困在上海的鲁迅遗属及募款捐助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曾向许广平约稿请她“多写些杂文或回忆鲁迅的东西”及邀请许广平母子去南洋。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郁达夫离开新加坡辗转抵达苏门答腊一个名为巴爷公务的小镇，在此度过了他最后三年。郁达夫先是开办了一家酒厂，后被迫担任日本宪兵部翻译，但郁达夫在做翻译期间暗中救助了不少印尼人和华侨。抗战胜利后，日寇为防止郁达夫泄露日军罪行，将郁达夫暗中杀害，具体被害日期和遗体所在都不为人知。郁达夫可谓践行了鲁迅所言的“我以我血荐轩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