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交谊之深，感情之洽”

1896年12月7日，郁达夫出生于浙江富阳，三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家道中落。“九岁题诗四座惊，阿连少小便聪明”（《自述诗十八首》），郁达夫9岁时就开始写诗，11岁进了新式学堂读小学，13岁学英语，并在此期间广泛阅读了中国历史书籍、诗歌散文、戏剧作品，“这使少年郁达夫获得了一些历史知识和文化知识，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1911年，郁达夫就读于嘉兴府中学堂后转入杭州府中学堂，和徐志摩为同宿舍同学，并继续大量阅读书籍。1913年，郁达夫随兄郁曼陀到日本留学，初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读书，和郭沫若、张资平同学，后到第八高等学校学习。在第八高等学校读书期间，郁达夫阅读了大量世界文学名著，创作了大量诗歌，并开始尝试写小说。1919年郁达夫升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1年创作了《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等小说并于同年结集为《沉沦》出版，引起国内文坛强烈震动，是我国第一本现代白话小说集。

1921年，郁达夫还和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创办了创造社。郁达夫1921年9月29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创造季刊》的出版预告，宣布了创造社的宗旨：“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创造社同仁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1922年，郁达夫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回国，一面继续创作，一面积极参与创造社刊物编辑工作。“这时，创造社同时刊行季刊、周报、日报三种刊物，此外还编辑出版了‘创造社丛书’和‘辛夷小丛书’两套丛书中的一些作品。这无疑是这个文学团体成立以后最活跃、最兴旺的全盛时期，而这又是和郁达夫所作的贡献分不开的。”

1923年，“文学青年”郁达夫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由此和鲁迅相识。这年2月17日，应周作人邀请，郁达夫来“周氏兄弟”八道湾住所参加北大同人饭席，由此结识了鲁迅，“我们谈的话，已经记不起来了，但只记得谈了些北大的教员中间的闲话，和学生的习气之类”。 十天后，郁达夫又宴请鲁迅等北大同仁，并于1923年11月22日拜访鲁迅，赠送他创作的第二本文集《茑萝集》签名版。之后，郁达夫和鲁迅见面并不太多，想和鲁迅联合办刊的愿望也没有实现。

不久，郁达夫离开北京到武昌师范大学教书，和鲁迅失去联系，直到1927年两人共同定居于上海才密切交往。鲁迅1927年10月到上海后的第三天在李小峰宴席上遇见郁达夫，郁达夫次日又邀请鲁迅聚餐，之后两人交往频繁。《鲁迅日记》中经常出现“达夫来”“达夫和映霞来”等字样，大约有210次之多。

郁达夫和鲁迅合办了《奔流》杂志，致力于“介绍真正革命文艺的理论和作品”，实现了之前合办杂志的心愿。郁达夫在“编校后记”中坦率承认，《奔流》的约稿、校对、寄发稿酬等琐事都是鲁迅所为。郁达夫和鲁迅还并肩论战，一起列名为自由大同盟发起人，联名发表《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等，并打算一起翻译《高尔基全集》。

郁达夫对鲁迅非常尊敬，在鲁迅被郁达夫创造社同仁批判时写《革命广告》等文章声援鲁迅，对鲁迅的作品一直予以极高评价。如1923年《呐喊》刚出版时，郁达夫就向郭沫若推荐说很有一读的价值，而被郭沫若称为“有点近于崇拜”；十年后，他还说：“我以为鲁迅的‘阿Q’是伟大的” ；郁达夫在文章《对于社会的态度》中评价鲁迅及其作品说：“对他的人格，我是素来知道的，对他的作品，我也有一定的见解。我总以为作品的深刻老练而论，他总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者。我从前是这样想，现在也这样想，将来总也是不会变的。”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选编《散文二集》时，郁达夫竟选编了鲁迅二十四篇文章，认为鲁迅杂文的艺术魅力在于“文体简练”“幽默味”，“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认为《两地书》是“味中有味，言外有情”。

对于鲁迅本人，郁达夫也准确评价道：“在鲁迅的刻薄的表皮上，人只见到了他的一张冷冰的青脸，可是皮下一层，在那里潮涌发酵的，却正是一腔沸血，一股热情。” 在生活中，郁达夫对鲁迅也非常关心，曾调解1929年鲁迅与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版税纠纷，曾惦记鲁迅安危，在报上刊登过寻找鲁迅的启事，也曾牵线搭桥使得鲁迅加入了左联。

鲁迅一向看不惯创造社人的“创造脸”“创造气”，但对创造社元老郁达夫却非常关心、爱护，经常称赞郁达夫文章。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选编了《沉沦》《采石矶》《茑萝行》《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等多篇郁达夫文章。1932年，日本作家增田涉在编选《世界幽默集》中国部分时，鲁迅向他推荐了郁达夫的小说《二诗人》。鲁迅还对美国记者斯诺说郁达夫是五四以来中国最优秀的小说作者之一，并将郁达夫作品《迟桂花》编选进中国短篇小说英译本《草鞋脚》，对郁达夫的“约稿”等要求常常“漫应之曰：那是可以的” 。郁达夫被攻击，鲁迅也向来回护，如鲁迅在《扣丝杂感》中写道：“先前偶然看见一种报上骂郁达夫现实，说他《洪水》上的一篇文章，是不怀好意，恭维汉口。我就去买《洪水》来看，则无非说旧式的崇拜一个英雄，已和现代潮流不合，倒也看不出什么恶意来”；在《怎么写》中，鲁迅写道：“我在电灯下回想，达夫先生我见过好几面，谈过好几回，只觉得他稳健和平，不至于得罪人，更何况得罪于国”；当时有人认为郁达夫文章“颓废”不让郁达夫参加左联，鲁迅却说郁达夫的颓废是可以原谅的而力主让郁达夫加入了左联。

总体上，郁达夫和鲁迅的关系非常融洽，鲁迅对此称“相遇之际，就随便谈谈”，即两人是可以随便聊天的朋友，郁达夫也说：“我和鲁迅是交谊之深，感情之洽，很合得来的朋友”，郁达夫妻子王映霞也回忆道：“我们四个人无拘无束地在一起谈谈说说是经常事。” 鲁迅对当时郁达夫有重要影响，“由于两人的相识相知，在郁达夫处于腹背受敌的日子里，鲁迅的深厚情谊是支持他度过困难的力量之一，正是鲁迅的真诚的友谊温暖了他的心，鲁迅的崇高品格激发他的积极向上的热情，鲁迅面对白色恐怖和层层围剿所表现的大无畏精神，鼓舞他继续为进步事业奋斗的信心”。

后来，郁达夫和王映霞迁居杭州，鲁迅特写两首诗劝阻。第一首写道：“洞庭木落楚天高，眉黛猩红涴战袍。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第二首写道：“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即鲁迅劝郁达夫不要陷入儿女情长，杭州也不是远离是非之地。“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郁达夫“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 ，与王映霞闹得反目成仇满城风雨。

郁达夫迁居杭州后，和鲁迅见面机会少了。但每次郁达夫去上海总会去见鲁迅，并帮上海书店、报刊向鲁迅约稿，如鲁迅给黎烈文主编的《自由谈》稿件最初便是郁达夫约请的，鲁迅后来在《自由谈》上发表了143篇杂文，《自由谈》成为鲁迅晚年最主要的“阵地”。“尤其是当鲁迅对编辑者们发脾气的时候。做好做歹，仍复替他们调停和解这一角色，总是由我来担当。所以，在杭州住下的两三年中，光是为了鲁迅之故，而跑上海的事情，前后总也有好多次。” 郁达夫也曾写诗致鲁迅，高度评价了鲁迅的文学业绩：“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群氓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

后来，郁达夫去了福建担任省府参议兼省政府公报室主任，和鲁迅见面机会就更少了。在鲁迅去世前两个月，郁达夫回上海，鲁迅告诉了郁达夫他的病情，并和郁达夫相约秋后去日本疗养。“可是从此一别，就再没有和他作长谈的幸运了。” DIVaC65Lc2OXdiFa8WciFhwz1X+U6uB4bVx5KcIJ/E7hZ7iYksKI7OCOKr9nEe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