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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台静农，鲁迅对未名社的其他成员也都很关心。鲁迅出资一大半发起成立未名社，在北大上完课后经常来到未名社，关心编辑、校改、印刷、经费等事务，南下后也依然非常支持未名社。李霁野在文章《鲁迅先生对文艺嫩苗的爱护与培育》中回忆说：“鲁迅先生对未名社成员的翻译和创作，在看稿改稿，印刷出版，书面装帧，甚至代销委售方面，费去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先生在看了译稿之后，在要斟酌修改的地方，总用小纸条夹记，当面和我们商量改定。”据李霁野统计，在《鲁迅日记》中，关于未名社的记载达700多条；在现存鲁迅书信中，致未名社成员的信函多达212封。到1932年未名社解体时，未名社先后出版发行《莽原》周刊48期、《未名》半月刊24期，出版发行书籍33部，其中包括鲁迅很多作品，对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尤其是苏俄文学有重大贡献。鲁迅曾肯定未名社译作道：“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观的作品。事实不为轻薄阴险小儿留情，曾几何年，他们就都已烟消水灭，然而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
其中，韦素园因为身体不好不便外出而具体操办未名社社务，故被称为未名社的“守寨人”。鲁迅曾推荐韦素园担任《民报》副刊编辑，在南下后让韦素园接手《莽原》杂志的编务，与韦素园平时交往也很多，《鲁迅日记》中提及他的有130多处。后来韦素园病情加重，鲁迅非常关心韦素园的健康状况，多次写信询问病情，如曾细心叮嘱：“兄咳血，应速治，除服药打针之外，最好是吃鱼肝油。”
1929年，鲁迅回北京时三次抽空来未名社，还专门去医院看望韦素园，他后来记录道：“素园还不准起坐，因日光浴，晒得很黑，也很瘦，但精神却好，他很喜欢，谈来许多闲天……接着又感到他终将于死去——这是中国的一个损失——便觉得心脏一缩，暂时说不出话，然而也只得立刻装出欢笑，除了这几刹那之外，我们这回的聚谈是很愉快的。”
1932年8月1日，年仅30岁的韦素园去世，鲁迅亲自为韦素园书写了碑文：“君以一九〇二年生，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卒。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1934年7月16日，鲁迅又写了文章《忆韦素园君》纪念韦素园，高度肯定了韦素园的贡献：“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
鲁迅与未名社另一骨干李霁野关系也很密切。李霁野早在阜阳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便从《新青年》杂志上看过鲁迅的文章，到北京读书后更是仰慕鲁迅的风采：“鲁迅先生的文章表现着鲜明的人格，读时使人觉得亲切得很，仿佛作者不仅是一个可以教导自己的良师，也可以成为推诚相见的益友。”
后来，李霁野在张目寒的引荐下见到鲁迅，其翻译受到鲁迅很大鼓励，并在鲁迅资助下考入燕京大学读书。之后，他也与鲁迅经常会面谈话、通信，鲁迅致李霁野信有53封，“每次和先生的谈话，我都觉得爽快，仿佛给清晨的凉风吹拂来一样”。
鲁迅去世后，李霁野陆续写了一些纪念鲁迅的文章，并于1956年出版了《回忆鲁迅先生》一书，记述了鲁迅对他等文学青年的培养情况，认为“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谦虚、朴素、慷慨、忠贞，和新兴阶级的优良品质——英勇、刚毅、乐观、坚定——融合成鲁迅先生的独特风度”。
李霁野还保存了鲁迅《朝花夕拾》的手稿，台静农保存的《娜拉走后怎样》手稿上最后一则题跋也出自李霁野之手，他题道：“毛锥粒粒散珠玑，奠定文坛万载基。墨泽犹新音容杳，怆然把卷徒唏嘘。”1984年4月6日，天津市文联和作协召开座谈会庆祝李霁野从事文学活动六十周年，李霁野在《答谢词》中回忆道：“在我的青年初期，我有幸亲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的教诲，我的文学活动是在先生的领导下开始的，若是取得些微的成绩，那同先生的教导和鼓励分不开。”晚年，李霁野还倡导在天津设立了鲁迅文学奖，写了《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一书，被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称之为“霁野师的亲见、亲闻、亲历，为研究中国现代社团史和文学史者所必读”。
鲁迅作品《阿Q正传》由曹靖华介绍给俄国人王希礼翻译到俄国，这是鲁迅作品传入苏俄的开始。由此，鲁迅和曹靖华密切交往，曹靖华成为与鲁迅关系最亲密的人之一。据《鲁迅日记》记载，两人书信来往多达292封，曹靖华是鲁迅通信仅次于许广平的人。在这些信中，两人互相关心对方的家人家事、身体状况，甚至相互代寄药物和食品，鲁迅还将自己的各种心事、难事“交代”给曹靖华，可见鲁迅将曹靖华视为自己至交。鲁迅约曹靖华翻译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奇的名著《铁流》，亲自校订此译作并写后记，又自掏一千大洋出版此书。他不断鼓励曹靖华积极翻译苏联文学，使得曹靖华后来成为我国翻译介绍俄苏文学的大家。鲁迅还为曹靖华父亲书写了“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这是鲁迅除了给韦素园之外写的唯一碑文。鲁迅临终前三天写了《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高度评价曹靖华的为人和译著，说为曹靖华写序“是一幸事，亦一快事也”，还说“靖华就是一声不响，不断地翻译着的一个，而他的译作，也依然活在读者们的心中”。
第二天，鲁迅又给曹靖华写了一封近千字的信，这是鲁迅生平的最后一封信。鲁迅去世后，曹靖华收到鲁迅给他的信时悲痛失声，此后也一直悼念、感激鲁迅。他在中法大学追悼会讲演中哀悼“鲁迅死得太早”，称鲁迅的死“失掉了我们的灯塔”，并写了《我们应该怎样来纪念鲁迅》等文章。晚年，年近九旬的曹靖华，还坐在鲁迅故居的书房中拍了一张照片以示纪念。
对于韦素园的弟弟韦丛芜，鲁迅本来也很关心。在鲁迅鼓励下，韦丛芜创作了爱情长诗《君山》。鲁迅读后很赞赏，特请画家林风眠为此诗稿设计封面，又请版画家司徒乔作插图十幅。受此鼓舞，韦丛芜又创作了小说《校长》，鲁迅则将此小说推荐发表在《小说月报》上。但后来主持未名社社务的韦丛芜生活腐化，和未名社其他成员产生矛盾，导致未名社解体。鲁迅也因此声明退出未名社，“韦丛芜以后进一步堕落，鲁迅先生在书信和谈话中表示很深的惋惜，并处处可以看出他对韦素园的情谊”。
后来，韦丛芜著有《合作同盟》，“梦想着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并送此书请教鲁迅。对此，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说：“立人（韦丛芜）先生大作，曾以一册见惠，读之既哀其梦梦，又觉其凄凄。昔之诗人，本为梦者，今谈世事，遂如狂酲；诗人原宜热中，然神驰宦海，则溺矣，立人已无可救；意者素园若在，或不至于此，然亦难言也。”
几十年后，韦丛芜从《鲁迅全集》中看到鲁迅的这封信而感慨道：“鲁迅先生寥寥数语，说得多么中肯，多么令人感动！”他为此写有诗歌《忆鲁迅先生》：“五十年来一觉醒，先生有怨我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