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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病逝对于国人而言自然是莫大的损失，对周作人而言其实也是很大的遗憾。鲁迅对周作人一直有着重要影响，如上所述，是鲁迅一手培养了周作人，让周作人成了著名作家、学者。鲁迅也一直在引导、鞭策着周作人，让周作人发挥出“流氓气”，一度也成为“战士”、启蒙者。而随着周氏兄弟失和尤其是鲁迅的去世，没有了引导、鞭策的周作人只剩下了“绅士气”，他自顾自地“苟全性命于乱世”，自顾自地“听谈鬼”“学画蛇”“玩骨董”“听苦雨”“吃苦茶”，从“战士”退化为“隐士”，进而从“老人”滑向了汉奸。周作人成为汉奸是确实的也是必然的，是他坚持享乐主义自私自利的必然结果。他要“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麻醉礼赞》中曾说“我们的生活恐怕还是醉生梦死最好吧”，在“三一八惨案”后竟说“什么世界，还讲爱国”，因此他必然会在生死抉择面前苟且偷生贪图享乐。也因此当了汉奸后，周作人高官厚禄大修豪宅，过上了锦衣玉食奴仆成群的富贵生活。
后来，周作人入狱、被冷待乃至最终被红卫兵批斗致死的凄惨下场也是必然的。鲁迅对周作人这种“隐士”的本质和命运其实早有预言，他在文章《隐士》中认为这些隐士“泰山崩，黄河溢，隐士目无见，耳不闻，他心平如水”，但他们“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隐身”不过是“噉饭之道”，一有机会，便会由隐士转为帮忙帮闲，算是“候补的帮忙帮闲”。鲁迅指出，最可怕的是“谋官谋隐两不成”。周作人便是如此，如他在当汉奸时对于北大学生被打装痴作聋“心平如水”，乃至最终“谋官谋隐两不成”，“反误了卿卿性命”。如果还有鲁迅的继续引导、鞭策，周作人的下场应该不至于如此凄惨。
1956年后，周作人撰写了一百多篇回忆鲁迅的文章，开始靠“鲁迅”吃饭，共出版了《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故家》《鲁迅的青年时代》等三部有关鲁迅的著作。周作人还出席了鲁迅去世二十周年大会，也经常回答学者或出版社编辑有关鲁迅的问题。虽然被许广平讥讽当初骂鲁迅，现在“吃”鲁迅，但周作人说他写这些文章也对得起鲁迅了。这些回忆文章大多客观记述鲁迅生平，周作人依旧坚持将鲁迅当成凡人，不满当时对鲁迅的过高评价。如1962年5月16日，周作人在致曹聚仁信中最后一次明确谈到对鲁迅的意见：“至说鲁迅文人成分多，又说非给青年崇拜不可，虽似不敬却也是实在的。盖说话捧人未免过火，若冷眼看人家缺点，往往谈言微中。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那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界的权威的纸糊之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实在是大不容易事。”
周作人私下对鲁迅依旧有所批评，如1957年1月20日，他在致曹聚仁的信里说：“鲁迅写文章态度有时严肃、紧张，有时是戏剧性的，所说不免有小说化处，即是失实。”
不过，周作人对鲁迅也有所感激、怀念。如他得知当年鲁迅对他自寿诗态度时感叹道：“独他一个人在答曹聚仁杨霁云的书简中，能够主持公论，胸中没有丝毫芥蒂，这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到的了。”
临终前，像鲁迅一样，周作人又开始阅读《鲁迅全集》中的杂文。或许兄弟之情终究难以忘怀，或许周作人终于意识到鲁迅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