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医急诊学简史

中医急诊学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研究临床各科急危重症的诊断、辨证论治的一门学科，其在中医学史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当然，中医急诊学理论的形成和完善与古今众多医家的努力实践是分不开的。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关于中医急诊学的记载，《黄帝内经》中记载了关于中医急症的病名、症状、发病原因、发病机理、诊断要点、治疗及预后转归等内容，为中医急诊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如“卒心痛”相当于我们现代急诊医学的“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包括了急性发作的心绞痛和心肌梗死。

东汉时期，《神农本草经》共收录了365种药物，提出辨证用药的思想，奠定了中医急诊学的药物学基础。此外，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以伤寒病为基础，首次提出辨证论治的学术思想，促进了理论与临床实践的紧密结合，建立了中医急诊学的辨证论治体系，推动了中医急诊理论的发展。

晋唐时期是中医急诊学理论逐渐兴盛的时期，其代表人物及代表作品主要有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孙思邈的《千金方》等。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是中国第一部急救手册，主要记载了各科急性病证及慢性病证急性发作的内服、外治等方法，对急救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病因证候学专著，共50卷，分67门，记载证候1739种，分别列述了内、外、妇、儿、五官、骨伤等各科疾病的病因与证候，奠定了中医急诊病因病机学说的基础。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是一本综合性的临床专著，被称为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其中第24卷和第25卷记载了解毒和备急诸术。

金元时期，中医急诊学进入了学术争鸣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丹溪，被后世称为“金元四大家”，他们分别代表了四种不同的学派。刘完素是“寒凉派”的代表人物，认为疾病多源于火热，治疗应多用寒凉药，对于寒凉药在急症中的应用有其独到的见解。张从正认为治病首先要祛邪，将汗、吐、下三法灵活运用到疾病的急救中，是“攻下派”的代表人物。李东垣强调“人以脾胃为本”，在治疗上善于温补脾胃，是“补土派”的代表人物。朱丹溪提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治疗以滋阴降火为主，为“滋阴派”的创始人。金元四大家以其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临床实践为中医急诊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明清时期，温病学说的昌盛再次促进了中医急诊学的发展。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提出了“戾气”病因学说，强调了瘟疫与伤寒的不同，创制了达原饮等有效治疗瘟疫的方剂。叶天士著有《温热论》，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论点，并将温病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吴鞠通著有《温病条辨》一书，在吴又可和叶天士的影响下，对温病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创立了“三焦辨证”的理论，总结了温病危险阶段药物的使用。王孟英在《温热经纬》中将温病分为新感和伏气两大类。所以，明清医家的理论和著作不仅促进了温病学说的发展，还对急救时方剂药物的选择和使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医急诊学已有了长足的发展。1984年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现中华中医药学会）成立了中风、热病、血证、厥脱、胃痛、痹病、剂改等协作组，从专科急诊医学促进整体中医急诊医学的发展。1995年出版了《中医急诊医学》，为中医急诊医学教育事业和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7年成立了中华中医药学会急诊分会，说明我国中医急诊医学正在逐渐走向成熟。2005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的《中医医院管理评价指南（试行）》更加明确了中医药在急诊医学中的重要作用及地位，从而肯定了中医急诊医学发展的必要性。中医急诊学在中医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发展也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虽然中医急诊学在新中国成立后有很好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专业人才匮乏、体系不够完善、缺乏中医治疗特色、缺少创新、涉及范围有待扩大等。所以，中医急诊学的发展需要中医人的继续努力，通过不断创新、突出中医治疗特色、加强医疗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等方式来创造中医急诊学的新辉煌。 /qsB/Kc1gmHDj+HteyPeJRTsp0Wq2f8FoD0zYkXzm8jVXIVnUA+M0aJ1fyaBybju